我叫康忠琦，是三冶电装公司电控厂的卷线工，今年47岁。1979年11月的一天，我的8岁的儿子褚晖在参加期末考试时，感觉左耳听力不好。我带他去找医生。由于医生极端的不负责任，给我儿子留下了终生痛苦，——一起医疗事故，导致孩子双耳全聋。

　　我背着年幼的孩子，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大小医院，找了许多专家教授，孩子的病却毫无好转。在上海，绝望之中，我曾经恳求医生把我的听觉神经移植到孩子身上。医生说：“你爱孩子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如果手术出了故障，岂不误了你们娘俩?……”

　　年仅10岁的孩子，从此进入了无声的世界。

　　从上海治病回来，小褚晖的吐字就不太清晰了。俗话说，“十聋九哑”，听力的消失，使他的语言能力受到严重破坏。我接受别人的劝告，准备送他去聋哑学校。那天早上，当我带着他走到聋哑学校大门外时，他突然哭起来说：“妈妈，我不进聋哑学校，我会把语言忘了的。将来耳朵好了，不会说话可怎么办呢?”孩子的乞求使我的心一阵颤抖，一阵酸楚，我一把拉起他的手，离开了那里。

　　回到原来的学校后，他耳聋听不到老师的声音，只能靠看课本。为了不使他丧失语言能力，我千方百计教他看我的口型，一句一句地教，他不懂的地方，就用笔写。可我只上过7年学，初一的课程还可以辅导，到了初二困难就多了。我只得一边学*，一边辅导他。我逐渐领悟到，人的一生，很可能遇到各种不幸的事。作为母亲，无论怎样悲伤，也一定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我决心以一个母亲的耐力，点燃他心中希望的火花。然而，1984年，孩子终因疾病影响进入高中考试中落榜了。

　　这是我预料中的事，但孩子却非常痛苦。为了鼓起他的勇气，我找出一位医学教授送的《海伦·凯勒》这本书。我对孩子说：“海伦双眼、双耳和嘴都不好使。你要比她强得多。海伦有安妮老师，妈妈就是你的老师。你相信妈妈，一定要把你培养成大学生。”孩子一头扑进我的怀里，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从此，我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崎岖的羊肠小道。

　　一天晚上，我的姑姑、姑父拿着一张报纸来到我家。一进门，姑父就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辽宁文学院中文系招函授生了。”我和孩子一商量，第二天就报了名。

　　1985年1月，文学院开学了。每星期日全天面授。可孩子听不见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口型。怎么办?左思右想，苦无良策。蓦地，一个近于荒诞的念头涌上脑际：我去替他听课。

　　从此，我拿着儿子的听课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人了这所大学校门。

　　刚开始时，总有人间我：“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念书呢?”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说是替儿子念书，更不愿意说我儿子是个聋子。一位母亲的想法，是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的。

　　当时，函授站设在鞍山商业中专，往返要走20多里的路。两年半来，不论炎热的夏天，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我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听课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就连老师讲个笑话补充课文，也要尽可能地记下来，回家讲给孩子听。我想尽办法，把孩子的思维带人课堂，我的文化功底差，刚接触高校教材感到难极了。尤其是古代汉语，听得我头昏脑胀，理不清头绪。

　　可我要是学不会，怎么教孩子呢?

　　每次下课，我总是跟着老师问这问那。中午，别的学生吃饭去了，课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一边啃干面包，一边补记老师讲的问题。我最心疼的不是钱，是时间。时间，对我这个奔50岁的人来说，是多么宝贵啊!

　　我所在的班组，实行计件工资制。每天的工作量很大。下班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晚饭过后，多想早点上床歇歇乏，看看电视。可是不行啊!每晚8点开始，是我们娘俩学*的时间，任何事情都不能侵占。家里的桌上、床上摆满了《辞海》、《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有的书字太小，我只好借助放大镜和老花镜。每天娘俩要学到半夜。

　　1985年冬的一个星期天，下起鹅毛大雪，风卷着雪花扑打在窗上，发出一阵阵“沙沙”声。我患了重感冒，浑身又酸又疼，难受极了。然而，看见孩子为我准备好的书包和那期待的目光，我硬挺着爬起来，拖着沉重的身子向学校走去。晚上回来，孩子早就在路边等着我了。娘俩一见面，他抱着我直打转。刹那间，我浑身的酸痛消失得一干二净。其中的乐趣，别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还有一次，孩子他爸出差了。我去上课时，把钥匙忘在家里。晚上，我冒着大风雪，推着自行车一步步地从学校回来。怎么敲门也无济于事。我又冷、又饿、又累，坐在外面的石头上，望着楼上窗口的灯光，各种复杂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直到孩子感觉不对，从窗户往下张望时，才发现了精疲力尽的妈妈。进了屋，他含着泪珠，为我焐手。此情此景，使我忘记了一切疲劳。也许，天底下只有做母亲的能从那难言的苦涩中品尝出无尽的甘甜来。

　　对我们娘俩来说，学*就象爬山，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有一次，我教他诗词格律，“平平仄仄”怎么也讲不清楚。用嘴讲，有的口型看不准；用笔写，有的意思又表达不明白。孩子不耐烦了，干脆把书推到一边说：“这么难，我不学了。要是我耳朵不聋，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儿……”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过，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似地夺眶而出。孩子一见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妈妈，妈妈，我错了，我不惹你生气了，我一定好好学……”我擦去眼泪，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1985年6月，文学院举行第一次考试。那天，我把孩子送进考场，对监考老师说：“这个孩子听力不好，有什么事，麻烦您用笔写给他。”然后，我拉住孩子的手，鼓励说：“祝我儿成功!”他点了点头说：“妈妈放心!”考试结果，褚晖的古代汉语和文艺理论分别获得91分和94分，在同学中名列前茅，受到院长的表扬。

　　1986年年底，褚晖一下子参加了4科考试。12月8日，考试发榜了。我怀着紧张而又期待的心情，匆匆忙忙赶到学校看榜。当我看到孩子4科全部合格时，乐得差点蹦起来，骑上车子，拼命往家跑。刚一进屋，他就扑过来抱住我。我们娘俩高兴地转啊，转啊，直到累得倒在床上。那天，我和孩子都哭了。

　　1987年6月28日，孩子通过了最后一门功课，几年的艰辛和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为了打好基础，他还参加了自学考试，已经获得了9科结业证书。并自学了书法、绘画、篆刻、盆景艺术等。我知道，对孩子一生来说，这还仅仅是开始。他要走的路还长。但无论怎样，我都要同他一起走下去，我要亲眼看着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即使我闭上了双眼，心里也是无愧的。

　　(摘自1987年8月13日《冶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