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都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某市某中学高三毕业班的课堂里几十个学生，一边挂着吊瓶打点滴，一边在为即将来临的高考作最后的“冲刺”。真还有点“壮士一去兮”的悲壮意味。听了口播，才知道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在给自己的孩子恶补氨基酸。开始是让人惊诧，继而像误进了医院的急诊室让人有点想呕吐。

　　孩子们真可怜，从上小学就背上了世界上最沉重的小学生书包，同时也就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年复一年，被家长和学校联手强化塑造成了一台应试的机器，失去了自我。考试就是一切，考上大学就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十年苦读”，成败就在六月上旬的这三天了。寝食难安的家长要临阵“给力”，于是想到了氨基酸，殷殷之心，周到入微啊！

　　据媒体报道，“备考”的成本是与年俱增，成倍翻番的，才恢复高考的七十年代，一碗绿豆汤，一个练*本5毛钱足矣。到了去年，什么一对一的补课费，复*资料费，营养食补费，校周租房费和考试那三天的宾馆单间费就要花掉40000元。即使是“小康人家”，这笔钱也不是轻易得来的。为之付出的社会成本就更无法统计。一个人的高考，早已是一家人的高考，也事实上成了全社会的高考。红头文件的要求越来越细，细到提醒考生要带什么样的铅笔；“护考”的措施越来越多，多到监考教师不得穿鲜艳色采的衣服；动员社会之面越来越广，广到电视、广播和各种媒体早早的就把全社会带引进入了“全民高考”的语境。为高考动用社会资源之多，出动政府部门之众，堪称世界之最，俨然是在打一场全社会动员的“人民战争”，仿佛世界上的事，唯此为重，唯此为大。重大到一切“让路高考”，连飞机到时也要临时改道；一切“服务高考”，连急救中心还要进入应急状态；一切“服从高考”，工地停工，汽车禁鸣，恨不能让小鸟也停止歌唱。

　　六月的这三天，考生绷紧了每个细胞，家长亲属忐忑不安，政府小心翼翼，全社会好象都屏住呼吸在等待什么，集体患上了“高考焦虑症”。

　　一场本应是平常事的大学录取新生的考试，何以被弄得如此滞重？

　　在这片大地上延续了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早已被历史抛弃，但它所形成的集体人格烙印，却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惟有读书高”的思维和事实上“一考定终生”的制度安排，使现时的高考仿佛成了天堂和地狱的岔路口，正像有句名言说的，“有一点不同，就有无穷的不同”；又像一场赌局，人生的成败像赌注一样就押在这三天上了。兹事之大，政府怎能不高度重视，社会怎能不高度关注，考生全家怎能不高度紧张？

　　铺满鲜花的路，未必就通向天堂。那些从小失去了自我的孩子，在“被”考上大学后，多半又会把起点当作目标，从此精神和身体彻底松弛下来，进入一个放任自我的“自由王国”，无所事事的等待着一张文凭，兴许以后就是一名“啃老族”。或者是沿袭着“考试机器”的惯性，死记硬背四年，以优异的考试成绩大学毕业，然后会榨干剩下来的四十年，去印证“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悖论。

　　布满荆棘的路，终究会见到光明。因为要通过它，就需要披荆斩棘，靠的是一往直前的勇气，自立自强的精神，辨别方向的智慧和排出障碍的能力。著名学者徐贲就曾是一个这种高考的“落榜生”，曾自嘲是“教育的废品”，他意味深长的说：“如果我是教育优等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徐贲的成功，绝非一例孤证。徐贲们是“教育的废品”，却是社会的“精品”，这真发人深省。去年，宁夏的一名高考落榜生，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原因是这位姓扬的学生花了很多精力建立一个非政府组织，支援西部教育。哈佛方面解释说：“我们需要将来能改变世界的人”。我们的大学，还有我们的名牌大学和世界名校的区别，也许就在录取学生的标准，培养人才的方法和办学方向上。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问得国人心痛。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们的学校自然会只顾“教书”，不顾“育人；教育一经嬗变成一种“产业”，整个教育资源也就转化成产业资本，而资本注定是要逐利的。于是，学生被物化成了批量生产的“产品”，产业链在不断加长，还临时承接一些“短线产品”，再加之交易的不公平，学校的“利润”滚滚而来。这个“产业”倒是蛮兴旺了，只是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让钱老和国人揪心。

　　什么时候我们的高考回归寻常，社会不再为之沉重；什么时候徐贲们这样的社会精英不再为自己是“（现行教育制度下）教育的废品”感到庆幸；什么时候宁夏那位姓扬的“落榜生”不再被自己国家的大学拒之门外；什么时候我们的学校能真正担当起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创新精神的现代公民之重任，我们的教育才算“及格”，我们的社会也就会更加和谐、成熟。

　　健行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