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位美丽的女儿临死问话，到聊谈哲学到底是什么？

　　蔡汉以

　　2020-05-16

　　据说，清朝咸丰年间(注：1850年正月即位，以次年为咸丰元年)日本首相陆奥中光有一个美丽的女儿，这女儿得了不治之症。临死时，他对父亲说：“我就这样死去！实在不甘心。尤其是，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知道？”陆奥中光说：“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好了。”女儿说：“我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即将死亡，死后我又要哪里去呢？……”陆奥中光却无以回答！

　　再后来，有人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肉体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能世人有贡献。儒家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所以，我们应该追求这样的寿命：语言的寿命---如孔子说等。事业的寿命---如大禹治水，至今在南京留有碑记。道德的寿命---如岳飞，文天祥舍生取义。信仰的寿命---传承信仰而发心奉献。智慧寿命---如司马迁，虽身受刑摧残，但他智慧化为史书，流传千古。共生寿命---传宗接代，一棒接一棒，为宗族争光，为国家牺牲……而这样说，与哲学有关系吗？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如此说：

　　(来源：海贝读书会)哲学是什么？“哲学”这个概念不可能有一个放在什么场合都合适的定义，就像“宗教”、“文化”、“品德”这些概念一样。这并不表明大家不懂这些概念，或理解得不清楚。“跳”这个字出现在任何场合，我都明白它的意思，但我无法给“跳”下个定义。所以，历史上对哲学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并不是很可怪的事儿。而且，这些定义虽不相同，却也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五花八门，它们多半都互相联系着，有点像同一个迷宫的不同入口。的确，对哲学这样的概念下定义，主要的用处是提供一个入口，让人可以踏进一座迷宫。若问我哲学是什么？我会回答，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讲道理学。这可以看作了解哲学的一个出发点。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由于各种各样的诱因说话，命令、请求、感叹、讲故事、开玩笑，其中一项是讲道理。“不许出去”，这是下命令，“别出去，外面冷得很”，这是讲道理。讲道理一般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因为外面冷，所以别出门。人是一种讲道理的动物，只有超级专制的父母才会只命令孩子这样做，那样做而从不说明理由。然而，即使我们每次问为什么，都徒然遭到一通训斥，我们依然会忍不住问为什么，为什么给他的多给我的少？为什么今天让我向东明天让我向西？为什么太阳老是圆的而月亮有圆有缺？

　　问为什么，是人的本性，回答为什么、讲道理，也就成了生活中一件通常而又重要的事情。父母哪怕瞎编，也得编个道理出来：不能撒谎，撒了谎鼻子长疮。

　　有很多种讲道理的方式。一类是为命令和行为提供理由：“别出去”，“为什么”，“外面冷得很”——因为冷得很所以不要出门。我们似乎还可以接着问：“天为什么冷”，“因为起风了”，“为什么起风”等等，这样的追问没个头，但这是另外一种追问了，是对自然因果的追问，不再是为命令和行为提供理由，不属于狭义的讲道理。

　　我们也许不追问一个原因的原因，而疑问某一个理由何以成为理由，就是说，不问为什么天冷，而问“为什么天冷就不出门呀？”——“这么冷的天出门会冻掉鼻子”这不是向外追溯因果，而是把原来提供的理由（天冷）分解为一个因果（天冷会冻掉鼻子）和一个理由（因为会冻掉鼻子所以不要出门）。这种向内的追问通常不过两三道我们就无言以对。因果可以无穷追问，理由却很快有到头的时候。

　　另一类讲道理，是从某件具体的事情引申出一个大道理来，蚯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却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为什么呢？用心一也。大道理偶一讲之，讲在妙处，可以让人豁然开朗，老讲大道理，必定让人不胜其烦，世界上的事物莫不一分为二，数分成正数和负数、整数和分数，人分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鸡蛋分成蛋白和蛋黄，诸如此类。

　　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科学研究普遍有效的机制，混在一起，哲学就成了普遍有效的道理，成了大道理。结果人们都把哲学当做讲大道理的，当成一堆大道理。其实，道理之为道理的普遍机制全然不同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不仅如此，掌握道理之为道理的机制，恰恰是为了提防某一条有的放矢的道理膨胀成放之四海中任何一海皆无所谓的大道理。

　　怕听大道理，所以才入了哲学这一道，可哲学专业，寒暄未毕就摆出好多大道理来和我论道，心里常叫苦不迭。不过如前提示，把哲学当成讲大道理，事出有因，既然投了哲学这行，这黑锅该背也得背着。蚯蚓没有爪牙之利，为什么能在土里钻来钻去？“用心一也”是一类回答。另一类回答则完全是另一套，谈的是环肌、纵肌、刚毛等等。我们可以选些对照词来标识这是两类回答：“用心一也”回答为什么（why）“环肌纵肌”回答怎样（how），前者讲的是人生的道理，后者讲的是自然的机制，等等。

　　这样小来小去换些说法固然不无小补，但我们终究要直面“为什么'和`怎样'是什么关系？”“自然在哪里结束人生在哪里开始？”这些疑问。研究这些问题属于哲学的本职工作。

　　还有一类讲道理，不是从具体事例到大道理，而是直接从道理到道理。例如从甲在乙左推出乙在甲右，例如一个人说如果a所以b，今非b所以非a，另一个人可以说他推论错误，这些都是在纯道理层面上讲道理。

　　讲道理是说话的一种形式，取了讲道理的形式，不一定真有道理，谁说谎谁鼻子长疮，所以不能说谎，这说法取了讲道理的形式，但其中的所谓道理可能根本不成道理。反过来，不取讲道理的形式，绝不意味着讲得不合道理。

　　林妹妹进了荣府，“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房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云云，那是描述，不是在讲道理，但讲得有条有理。不仅描述等等需要合乎道理，甚至不讲道理也得合乎道理地讲，“我是流氓我怕谁”够不讲理的，但这讲法本身合乎道理，要么他怎么不说“我是小学语文老师我怕谁”哪？“道”和“说话”意思差不多，“道理”和“说话之理”差不多，说话要让人听懂，就得在某个层面上讲道理，与此相应，讲道理的科学也就在某个意义上是说话的科学或语言的科学。

　　哲学是广义的逻辑，逻辑或logik，来自希腊话里的logos、logein，就是“说话”的意思，“道理”的意思。道理该分成几类，讲道理和合乎道理的关系如何，不讲道理和不是在讲道理的关系如何，所有这些都可以研究一番，都是哲学或讲道理的科学该去研究的内容，这里不多说了。

　　上面解释了一下“讲道理”，下面再说说“讲道理的科学”里的“科学”这个概念。

　　不过，“科学”是个极大的概念，这里只浅近谈谈科学和艺术的区别。“艺术”这个词最朴素的意思差不多等于办法、方法。做一件事情有人上来就胡做，我们说，你这样胡来不行，做事要有个方法。有方式方法，就是有art，有艺术。方法、艺术、性格、道德，所有这些词，既泛指某一领域，又特指这一领域中正面的、优秀的。

　　道德研究包括研究不道德的行为，而“有道德”则专指道德优秀，同样，“艺术”既泛指方式方法，又特指优秀的方式方法。我制作一个椅子，不会做，胡做，做出来歪七扭八，又难看又不结实。一个小木匠来做，他有一套做椅子的方法，做成个正正经经的椅子。公输班来做，那就是件艺术品了，得收在博物馆里。当然，公输班做椅子不是想送给博物馆，他就是想做把椅子。从前，艺术不是为博物馆服务的，艺术就是把要做的事情做成，做漂亮。这层意思其实我们现在也不陌生，放马有放马的艺术，烹调有烹调的艺术，有的人字写得真艺术，有的人话说得真艺术。

　　讲道理也有艺术不艺术之分，有时候讲不好乱讲，有时候正正经经讲出一番道理来，有的人不止于此，他掌握讲道理的艺术，同样的道理让他一讲就讲得那么娓娓动听。掌握了一门艺术，是广义上的一种“知”，“会编篮子”差不多等于说“知道怎么编篮子”，而且这种知来得尤为真切。不过，这种亲知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知识，这两种不同的知识，有时称之为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反过来，讲得出做一件事情的道道，不一定就做得好这件事情。据说一个曾培养出游泳世界冠军的教练本人是只旱鸭子。

　　这两种知识的区别，有时称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或理性不及的认知和理性认知，或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没有两个固定的语词来标识这种区别，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术和科学也算一对。不过须注意，虽然我们倾向于用一对对立语词来表示这种差别，但实际上“知”的形态不是明确地分成了两种，而是形成了一连串的等级和过渡。

　　相对于跳高运动员，跳高教练的知识可说是理论知识，但是在体育运动研究所里工作的研究人员，比跳高教练的知识又要理论多了。可以设想背摔式的设计者是个瘫子，根本跳不起来，他研究人体结构和力学发现了背摔式，后来人们用这种姿势打破了世界纪录。

　　科学是知其所以然的认识。不过说到“科学”，还有系统化的意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用episteme来称谓科学（知识），episteme和后来的scientia，本来也就是“知道”、“认识”之类，但后来专指成系统的知识，以与doxa（零星的偶发的见解）相对。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科学”理解为知其所以然的系统认识。我们谈了谈“讲道理”，谈了谈“科学”，这时再来看历史上对“哲学”的各种定义，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这里放过这个课题，只说说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争论。

　　中国有没有哲学？西学东渐以来，就断断续续有这方面的争论。回答首先得看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考抑或理解为讲道理的科学。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考与讲道理的科学是有内在联系的。中国人当然一直有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但我愿意把这称作思想或思辨；若坚持把这叫作“哲学”，就没什么要争论的，因为所有民族当然都有哲学。如果这里真有个争点的话，我认为是在争论中国是否发展出了讲道理的科学。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科学。然而，中国人很早就记录了行星位置的变化，很早就对日蚀月蚀或无数其他现象提出了“科学的解释”，那么，怎能说中国人没有科学呢？说中国没有科学，显然是说没有发展出牛顿、伽利略那样的近代科学体系，而不是说中国人从来只有迷信，没有客观可靠的知识。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想，我的大致看法是这样的：从孔子以后到魏晋，中国曾有一段哲学的繁荣。孔子讲了好多重要而深刻的道理，但我不认为孔子建立了一门讲道理的科学。孔子讲了一套道理，墨子讲了一套道理，都是事关华夏文明何去何从的要紧道理，于是大家来琢磨哪套道理是真道理，怎样就成道理怎样就不成道理。

　　在这种环境里发展出了哲学，典型的像庄子、老子、孟子、后期墨家、荀子，一直到魏晋玄学的辩名析理。魏晋之后，哲学渐渐衰微。后来有道学理学，听起来像是讲道理的科学，实际上不大关心科学。海德格尔多数时候也是这样使用“思想”和“哲学”这两个词的，所以他说希腊思想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手里才成了哲学。只不过他多数时候从消极方面看待这种转变，这一点我不大同意。

　　我知道中国在魏晋以后没什么哲学这个结论大有商量的余地，但这里不再详述，倒是想提出几点容易引起误解之处。

　　第一，认识需系统到何种程度才宜称为“科学”，原无先天的标准，对讲道理的艺术进行了一些反省，是不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进行了哲学思考，是不是就有了哲学？心里记着这一类问题有助于避免流入字面之争。

　　第二，说中国没有哲学，不等于说中国人不讲道理，也不意味着中国人讲道理讲得不好，讲得不够艺术。没有哲学，单单是说没有形成讲道理的科学。

　　第三，没有哲学，不见得是个缺陷。最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没有哪个民族没有技术和艺术，但并非每个民族都有科学。人们曾好问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近代科学，后来有人指出，问题应当反过来问：西方怎么就发展出了近代科学？之所以换个问法，是想提示，没有科学是常态，没有什么东西命定我们发展出科学来。我们可以没有营养学却吃得挺富营养，而且味道极佳，这类话已成老生常谈。

　　科学不是必然要有的，也不是必要的。同理，对于讲道理来说，讲道理的科学并不是必要的。不懂哲学的人可以很会讲道理，反过来，哲学家不都是道理讲得最好的，就像游泳教练不一定游泳游得最好。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来：哲学有什么用？这有时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也应记得，也不是事事都要先看有用没用的。人们现在通常都认为科学很有用，把科学技术叫作第一生产力，其实，西方开始发展近代科学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科学有用，也很少用科学有用来为发展科学张本。由科学所支持的技术变成第一生产力是后来的事情。不必需的东西未见得不重要。没有近代科学，人类照样种地盖房吃喝玩乐，但出现了近代科学，它就要反过来剧烈改变种地盖房吃喝玩乐的方式。科学，包括讲道理的科学，改变了西方人的生存面貌，进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