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名伤残军人。已届耄耋之年的他，每当向我谈起自己过去的戎马生涯，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就充满了自豪。这自豪当然是有“资本”的。在父亲曲折的一生中，经历过三次重大考验，他每次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1943年秋，刚满17岁的父亲，因家里穷交不起“款”（可能相当于改革之后曾经长期征收的统筹费、提留款，现已取消），便以身抵款到“区公所”当上了“把门的”。两年后，他被迫到青岛沧口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解放战争爆发，又于1948年随军辗转到了徐州。父亲当时明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才是穷人的救星。于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他冒着被抓回杀头的危险，趁站岗的机会，约一同伴借夜幕掩护逃出，一天一夜未敢歇脚（逃跑过程中只是匆忙到一户人家要了点吃的），径直投奔到解放军第26军。接着，父亲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他“倒戈”后把枪口对准了原先的“自己人”--- 国民党军队。

　　 淮海战役结束后，父亲所在部队奉命攻打上海，上海攻陷后驻扎了一年，又于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这年冬季，在一次战役中，父亲左脚五个趾头被炸飞，此刻是借机退却，还是轻伤不下火线？父亲丝毫没有犹豫，他让战友帮助包扎好受伤的脚，忍受剧痛继续坚持战斗。好在上肢未伤，可继续打枪，他把一颗颗愤怒的子弹射向美国鬼子。可是时间不长，敌人的炮弹再次落在父亲身旁，“轰隆”一声巨响，罪恶的弹片击中他的头部，他当场昏倒。后来父亲得知，弹片差点触及大脑，他险些“光荣”了。在这次战斗中，他荣立二等功，荣誉勋章至今还保存着。

　　 负伤之后，父亲先从后勤医院转到东北的延吉市治疗，后来到本省济南、枣庄、青州等地疗养。疗养期间，政府举办了文化补*班，残废军人毕业后可分配工作。无奈父亲由于头部受到损害，原本聪明的脑瓜变得迟钝了，难以毕业。 1957年，政府不再安排工作，引起残废军人的不满，父亲知道国家正面临困难，不想跟政府“过不去”。当部分人到省政府去“说理”的时候，他带着已怀有身孕的母亲，卷起铺盖默默地回到老家务农，而那些去上访的人有些后来被安排了工作。

　　 从此，父亲告别了军旅生涯，在黄土地上开始了他的后半生。记得我们兄妹都小的时候，父亲用他那多处伤痕的羸弱的身子与母亲一起辛勤劳作，拉扯我们兄妹七个一天天长大，艰难地度日。

　　 寒暑交替，星移斗转。如今父亲已经过世，他三次选择的唯一“收获”，是生前享受常常不能及时发放的一点抚恤金。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我们儿女们赡养，浑身是病、过早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该怎样度过他们的晚年。不过，父亲对此并不抱怨，有一次我问他是否对自己曾经的选择后悔时，他略微低垂着沧桑的老脸，淡然一笑：“不后悔，能活着回来，这辈子就挺好了。”想来也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他似乎应该“知足”吧。

　　 父亲一生虽然没有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什么，但他的过人胆识与宽广胸怀，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是为国家着想和老实做人、不计个人得失的美德，却是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