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棒与棒冰

　　 六岁的夏天，我吃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支冰棒。在这之前，我应该是没有吃过罢？谁知道哪，如果有，我也是不记得了，就当它没有吧。

　　 那一定是在一个太阳很大的午后，大到可以把一切都融化掉的样子，大到你看任何东西都需要把眼睛细眯成一条缝，大到人影儿都紧贴在脚边，要去躲头顶上的它。总是在这时候，卖冰棒的年轻人会推着他的车子，匆匆地从那白光里走了来。他用一小块方木头把漆成白色的木箱子敲得啪啪的响，“棒冰卖咯……”他拖长了的声音里有着一股烟火焦煳的味道，他的脚步是匆忙的，好像经过门口只是为了把午睡的我叫醒，并不是要卖他的东西。

　　 运气好的时候，我会在父亲的衣兜里找到三分或是五分钱。三分买盐水，五分就可以买一支赤豆了。接过钱去，年轻人会迅速的掀开白色箱子上的盖板，接着熟练的掀开箱内白色被子的一角。一股清凉的，淡淡的桂花香气便在空气中开始弥漫，记忆中，这弥漫总是那么的沁人心脾，仿佛世间一切美好的味道。但这弥漫又是转瞬即逝的，那年轻人的手中早已经多出来一支盐水或是赤豆。 他的手和巨大草帽下的脸一样，被太阳“渍”成了愚纳的酱红色，他的眼睛却又是灵动的，那是镇子上的人才会有的眼睛。

　　 镇上的人和我们乡下的人是不同的，六岁的时候我便知道这个道理。就像我们乡下孩子土气的叫手里的这一块冰凉为冰棒，而镇上的孩子叫得就洋气许多，他们叫棒冰。

　　人和人是不同的，这一句话或许是我从别处听来的，道理却一定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在那时候，在我学着像他们一样把冰棒说成棒冰的时候，我的父亲或哥哥们会马上纠正我说：冰棒！声音是短促而严厉的那种，有了斩钉截铁的意思。于是我便悟出来棒冰是他们的，冰棒才是我们的。

　　 是的，就如父亲在镇上买了香菜回来交给母亲烧鱼。在镇上父亲接过来的是香菜，到乡下交到母亲手中的时候就是芫荽了，我们很自然的在这一过程中切换了语言。奇怪！种芫荽的田头到卖香菜的摊头就二里地呀，它的名称怎么会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切换了哪？

　　 在语言上我们是拘谨的，在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心甘情愿而又自甘堕落的说着我们的土话。在他们已经把开口音爸爸叫的很响亮的时候，我们还顽固的叫着闭口音爷（yi二声，音同宜，意通父）和嗲（dia三声，意通父）。我们的语言不但拘谨，我们还绕着弯子去回避一些词汇。比如美，我们在人名中会经常使用到美这一个字，我的堂哥就叫益美，上学后我的同学有叫素美和小美的。但生活中我们回避美，再美，我们也不说美，我们说好看、我们说俊、我们说漂亮。但我们从来不用美这个字去形容美，要用也一定是用在不美的地方，臭美！

　　我们还回避用爱这一个字。说不用，其实也用，我们村里开会的时候，我就听过做村长的堂哥说要爱集体、爱劳动；上学后，老师说要爱红领巾、爱国旗、爱社会主义。说不用，我们生活中不用，还爱呐，羞死人了，我们说喜欢，喜欢也不是最准确的表达，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欢喜。张家的二小子欢喜上王家的三姑娘，李家的大丫头欢喜学文化，赵家的老巴子欢喜掏鸟窝……是的，我们只有欢喜，到不了爱的。爱太大了，我们不会用，我们不敢用，似乎，我们也不配用。我们顶多顶多是欢喜死了，到不了爱的。

　　 今年夏天回去看望生了病的父亲。顺带着在镇子上给大哥的几个孙子、孙女买了一些零食。六岁的志航看着我手里的冰棒，一脸认真的纠正我，你知道嘛，这个叫雪糕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