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喜欢审视自己走过或正处在的每一个时期，尤其把这一时期置于所处的大时空经纬中，辅之以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时代》中揭示的历史时间，心中总会掀起一阵于人于事的回忆高潮，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在觥筹交错中叹喟：我们日日夜夜迫切想逃离的旧世界，原来隐藏着那么多新世界里没有的甜蜜与美好……

　　【一】

　　学生生涯中最后里程的同行人之一，也就是读研期间的班长、舍友峰哥在国庆节假期里举行结婚典礼，在同一屋檐下共处三年的自己自然没有理由缺席！一大早，像学生时代一样，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县城车站。当第一眼看到佛手高举的标识建筑时，八年前那个身着浅绿色短袖、蓝色牛仔、手拉着行李箱的自己瞬间浮在了眼前。八年前的音容、八年前的欢笑、八年前的悸动，仍旧在耳，那么真实，也那么虚妄。往事如烟，早已记不清自己多少次从这里离开北上，多少次从北面驶向这里……唯一清晰的记忆莫过于自己每次等车时的望眼欲穿，从济宁至聊城的客车仅仅是途径家乡小县城的过路车，只要在济宁的客车满员，那滞留在途径县城的乘客便只好一直等候、等候、等候，等到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后，等到所有人绝望之际，那镌刻着蓝色波浪的客车缓缓驶来，随即一场惊心动魄的抢登大赛吹起了号角！

　　“聊城、聊城……”，久违的声音，是曾经那般刻骨，刻骨到如今一旦忆起，便不觉眼眶湿润；久违的地方，现已阔别一年，但这一年，又突感离自己很久很久了。寻位就座，随即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来读，这是在上学时期养成的*惯，也常常被妻子讥讽为“装”的*惯。源于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一年来基本上围绕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书籍去读，手头上这本书是王笛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该书以清末至民初为时间轴，演绎了内陆城市街头文化、公共空间和下层民众的演变，重点诠释了底层民众与上层政治围绕公共空间的争夺而展开的制衡与反制衡。整部书大体意思是讲，在“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传统社会，市民在街头生活中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官方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很少直接干涉。20世纪初，由国家发起和精英支持的改革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空间、街头生活和街头文化，使城市由一个自治的城市转变为一个警察（官方）控制和社会生活受到密切监视的城市。此后，改良和革命运动把民众拖入了政治轨道，从而使街头政治化，并重新定义了精英和民众的街头角色。这一刻，重写这本书的梗概，是对这部经典之作的重温，正像上学期间吴欣老师在社会学课堂上让我们这些跨专业的学生“认识”了那些学术大亨费孝通、黄宗智、罗威廉、孔飞力、卜正民……，更重要的是竟莫名地把底层民众与上层政治换成个人与时代，主宾之间替换了角色，瞬间格局变小了，也变真实了。前二十余年间，在父母、学校共同筑就的温室里，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肆意地笑、放肆地哭以及高调地逐梦，一边是“自主自发”的撕心裂肺，另一边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霸道。时间流转之后，父母的沧桑中写满了衰老，学校的那座最大的大门再也容不下自己长满胡渣的容颜，时代的大手每一个人直勾勾地拽到了风雨交加的命途中，或许，那一刻的自己业已不复曾经的自己，是选择笑还是哭，我想，更多的是宿命里的怒吼式沉默！

　　缓缓北行，有历经八年而崎岖未变的平阴小路，也有越来越平坦的东阿大道，不远处，熟悉的钟楼再一次出现在眼前，在这里，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也是时间。

　　【二】

　　早在赴聊城的路上，我便联系读研期间的舍友景杰，准备把行李放在他那儿。景杰发微信说：“坐7路车到东校南门，我去接你！”看完微信后，自己不禁莞尔。感动之余，怀疑景杰似乎忘记了我在七年间坐了多少趟这7路公交车！在那投入两枚硬币的声响里，不知道涌动着自己多少美丽的记忆澎湃！

　　见到景杰的那一刻，阔别一年之后的欣喜，夹杂着三年间美好的回忆，刹那间将自己推攘到那个不为贷款所累、不为生活所迫的曾经岁月。回忆那弯岁月，回忆那如今冠名以美好的岁月，于自己而言，是一步步走向与己的和解之行；于他人而言，是一次次窥探于他的感动之旅。困于自己报考思维的错位，困于与其他人的横向比较，曾一度走不出名校的旮旯，以至于在同学眼中，总有一种孤傲在肆虐。最后一年，由于自己的一次“意外”，使得本可实现三连冠的一等奖学金之路戛然而止。可我不会忘记，同窗峰哥、方涛、景杰、栋哥、学志、晓临背着我集体商议，要从他们各自奖学金或工资中抽出不同比例来资助我渡过难关；不会忘记，在我第一次斩钉截铁地退回后，学志说：“千哥，如果换成是我，相信你也会这么做”；不会忘记，当大家还是穷学生时，他们善意的举动让我倍加感激，让我羞愧万分，让我铭记于心。时至今日，我一直愧责于三年的前一半，终究是自己的因果，与他人无涉；一直得幸于三年的后一段，以爽朗的笑、肆意的闹以及几位好友相伴而结束学生时期最后一程；一直难忘于那次“意外”，意外的是自己当时的痛苦，更意外的是自己今后的幸运，幸运于人，幸运于事，更幸运于真实地感知方涛微信里那句*以为常的座右铭：走到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喜欢那一段时光。

　　其实，此次聊城之旅，是一场祝福之旅、回忆之旅，更是借峰哥的结婚典礼分享各自工作或读书一年之后的感观契机。如今，峰哥身兼老板、职员等数职，方涛在国企，景杰、学志在市立高中，栋哥在县委办公室，小峰哥和晓临在读博。环顾周遭，在这群大部分出身于农村或县镇底层的年轻人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骄傲与自豪，恰如我对景杰说：“当你把笔试、面试第一的消息告诉你爸妈时，他们是不是非常激动呢？”景杰微笑着、点了点头，但在这轻轻的一笑中，我读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坚守，更是满满一家人的希望。欣喜之余，大家同样有着独属自己的那份悲惨，景杰笑称：“在市里买完房子后，我剩下的只有一千元”，可他不知道目前的我每月还完车贷、房租后连一千块都凑不齐！方涛在宾馆里写稿写到凌晨一点，可他不知道当前的我早已深陷丈夫、父亲多重角色以及个人命运何去何从的抉择窘境中！一点一刻，我瞥见方涛的电脑上一再闪烁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自己而言，对身处这个时代的青年人而言，这份初心、这份使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4号早晨，景杰早早地与峰哥告别，原因是他们学校下午正式开课。看着景杰的背影，我忍不住地去想，在这么一群群九零后的教杆下，究竟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呢？大数据时代，是知识极速爆炸的时代，具体知识已然不再是教师，尤其是文史学科教师值得“授人以渔”的资本，毕竟，出身优越的孩子在日常见闻方面或许已然超过了那些出身底层的教师群体，所谓“闻道有先后”，置于当下语境，则可以理解成教师在某些具体知识层面可能滞后于自己的学生。但那些立志向上的九零后青年教师，在用思想对具体知识加以勾连上，在用自身行为诠释奋斗、阐释初心上，相信他们足以配得上今后孩子们的一声声“老师”！

　　【三】

　　每次向北而行，尤其是读研三年，必然要与导师江老师促膝长谈，起初这是一种师道礼节，后来已是融入日常的*惯。有时候，人与人的相遇相识，回忆起来，真是一种缘分！正如与江老师相遇，还是大学第一次到历史学院去听选修课，那时候，仅仅是直观地感觉历史学的枯燥，殊不知在这份味同嚼蜡的背后，隐藏着有历史学科的严谨，还有三年之后自己与讲台上一再拖堂的这位老师的师生缘！

　　江老师，为人诚恳，记得在一次闲聊时，他对我说道，起初并不愿意教一个跨专业的学生，但后来由于你读书还算勤勉，逐渐改变了对你的认识。如今细细想来，尤其一想到景杰说，当老师后才发现，本硕一致的学生在术语使用、专业积累等方面远远超过像咱们跨专业的“二把刀”，不禁为自己深深地捏了一把汗！

　　许是研究思想史的原因，在江老师身上，最值得自己钦佩的一点便是他的思考力，而这同样也是我在第一年选择老师的原因——要选择有思考深度的老师！在这三年的学*中，我一再聆听江老师的高谈阔论，深为其观点的折服，自己那篇被他认为还未真正进入思想史光正法门的硕士论文之所以获得评审专家的首肯，其原因无不与他一再强调“个体要放在宏观背景下分析”，具体到研究的儒家人物，包括孔子、孟子、朱熹、王守仁等大儒在儒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理论体系既为前世增添了新内容，又为后世谱写了大纲。从这一点上看，一个人不仅仅代表着他或她自己，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其所处时代的缩影。回忆过往，自己禁不住惭愧，似乎一直未能按照导师的期许去行事，像最初为自己布置的《儒学思想史》至今仍未读完，像他一再鼓励自己向上备考，而我则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如今再去探望，源于师恩，也源于一种*惯，一种从江老师那里汲取前进动力、思考劲力的*惯。

　　短暂的下午时分，漫长的聆听受教，不仅从时代谈起，以纵向时间去观1949至2019，时下每个人都在感慨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事业，所以理应有一种横亘在时间轴上的纵向骄傲与自豪，但同时还不应缺失一种融入现实里的横向理性，因而当代人不应仅仅满足于、止步于眼前的宏大场幕，更要深入体察现实里的个体悲欢，以更加睿智、更加适宜的方式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还从个体谈起，对当代年轻人而言，不宜于在这宏大的叙事里标榜个性，这实则为一种建立在共性基础上的无个性，而非五四以来学人们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在个性中提炼共性，如此观之，五四以来的个体思想启蒙仍旧任重道远！

　　不觉间，错乱的键盘中敲击出最莫名的一段——在这个时代，克服自己、成全自己；然后，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