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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的人生》(243 矫驾君车和余桃啖君)
 
 
修改时间:[2019/08/30 18:07]    阅读次数:[305]    发表者:[起缘]
 

   《故事里的人生》243

    矫驾君车和余桃啖君

  这是韩非子《说难篇》里讲的故事。故事说,春秋时代,卫国第28位国君卫灵公爱好男宠,卫国大夫弥子瑕长得风度翩翩,所以深受灵公宠爱。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连夜去宫里告诉了弥子瑕,弥子瑕心急如焚,但夜深人静,根本找不到车子,于是他就假传国君命令,架着国君的车子赶回家去为母亲求医治病。按照卫国当时的法律,私驾君车出行,要处以砍掉双足的酷刑。卫灵公得知此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感慨地说:“弥子瑕真是贤德、孝顺呵!为了给母亲求医治病,竟连砍掉双足这样的酷刑也无所畏惧。”还有一次,弥子瑕陪卫灵公在桃园中散步,时值桃子成熟季节,满园的桃树结满了白里透红的果实,弥子瑕选摘了一只熟透的大蜜桃,自己先吃了几口,感到非常清爽甘甜,于是便把剩下的半个桃子送给卫灵公分享。卫灵公毫不在意这是弥子瑕吃剩的桃子,反而还深情地说:“你真是爱我呀,吃到好的桃子,也没有忘记送给我。”

  时光荏苒,多年后,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不再宠爱他,有一次弥子瑕因事惹得卫灵公大为光火,气愤地说:“你弥子瑕真是可恶极了,当年你竟敢驾着我的车去看望你母亲,竟敢把吃剩的半个桃子送给我吃,简直不把我这个国君放在眼里。”从此,卫灵公便疏远了弥子瑕。

  韩非子接着评论说:对弥子瑕的同一行为,随着卫灵公的感情变化,前后产生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因此,要想说服君主,一定要考虑到君主对自己的情感,同时还要顾及到君主可能会改变主意这一点。

  作者感言:韩非子想用这个故事来证明说服君主或上司的困难,而我们说这个故事,是想借此聊聊这样一个问题:当一种行为现象可以做出多种解读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一种行为现象为什么会有多种解读。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考察方面一:从现象本身说,许多现象本身就富含多种信息。比如,弥子瑕的“半桃啖君“这种现象,至少含有“是友好地与人分享”“是表示彼此平等亲密无间”“是下级对上级的轻视”“是一种不礼貌行为”“是不讲饮食卫生的坏*惯”等信息;再如,战争这种现象,正义与邪恶同在,令人吊诡的是,和平和安宁往往是通过不和平、不安宁的战争方式实现的,就是最正义的战争,也充满残暴、杀戮和血腥,这是人类生活的大悖论。现象本身的多义性为多种解读提供了可能。

  考察方面二:从解读者来说,解读者的立场、观点、生活阅历、学识水平、认知能力、情感走向以及解读时的情境不同,其解读的结果就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悖。鲁迅先生在谈及《红楼梦》时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等,都是在说明解读者不同,其结论就不同。苏东坡《题西林壁》诗里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是因为站的位子不同,观察的结果就不一样;杜甫《春望》诗中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说心境不同,对事物的感受就不一样。卫灵公对弥子瑕“矫驾君车”“半桃啖君”前后根本不同的解读,就缘于心境和情感的变化。

  但不管怎么说,某一种行为现象发生时所要传达的信息,只能是一个,而把握了这个信息,才是对这一行为现象做出的正确判断。做到这一点,说不难就不难,说难也难。

  说不难,真就不难,只要从该行为现象发生的实际出发,还原当时当事的情境,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判定它,而不是按照解读者的想法和意愿来判定它,就不难,弥子瑕“矫驾君车”“半桃啖君”之际,正是两人情投意合之时,所以,卫灵公的初次判断是正确判断。而多年后的重新判定,则是误判。当然,卫灵公的误判是有目的的,那是他想疏远弥子瑕的理由。

  说难,也确实很难,因为人在思考问题、判断事物时,以往的所有意识,即既有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生活经验、学识水平、价值述求、情感态度等,都是思考、判断的基础和前提,都是“我在思考”“我在判断”,我的意识必然参与其中,并发挥着导向作用,想把它们全部“悬置”起来,不带任何“偏见”地面对现象本身,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回到现象本身”并以此做出判断,难之又难。

  因此,当一种行为现象可以做多种解读时,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有意识地、尽最大努力地消除自己的意识“偏见”,尽可能地“还原现象本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读,做出正确判断。而正确判断,是我们做出正确行为选择的前提。

  顺便要说明两件事情:

  事情一:卫灵公与弥子瑕之间并不是“同性恋”关系,这是韩非子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有意编排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弥子瑕是卫国的大将军,“其智足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他为卫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死后谥号为“文子”。

  事情二:卫灵公也并非象后人说得那样昏庸无道、猜忌暴躁,他其实是当时很有作为的国君,并以知人善任名世。说他是昏庸无道的国君,源于孔子《论语》中的一段话,《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音yǔ)治宾客,祝?(音tuó)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意思说,孔子讲卫灵公昏庸无道,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没灭亡呢?”孔子说:“有仲叔圉办理外交,祝?管理祭祀,王孙贾统帅军队,象这样,又怎么会灭亡?”孔子为什么说卫灵公昏庸无道?后人分析,孔子近六十岁时撇家舍业带着弟子去卫国游说灵公,想在卫国谋一个职位,但灵公没有任用他,所以孔子很生气,才说灵公无道。另外,我们从《孔子家语》中,还可以看到孔子对卫灵公的另一种评价,据《孔子家语》载:“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意思说,鲁哀公曾问孔子:“现在的国君中谁最贤明?”,孔子回答:“最贤的我还没见过,相比之下应该是卫灵公吧?”接着孔子向鲁哀公讲了卫灵公善于任用弥子瑕、林国、庆足、史苟等贤能的故事。《论语》中说卫灵公无道,《孔子家语》中则说卫灵公最贤,评价尽管截然相反,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卫灵公善于任用贤能之人。再则,孔子适卫去投奔卫灵公,本身就可以证明卫灵公是一个不错的国君,否则,孔子也不会带着弟子去投奔他。看来,圣人也有一时情绪激愤说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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