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乡牛场

　　 文|杨镇江

　　 在贵州省大方县牛场乡，每当您从乡场上走过，便会听到那些路旁或豪华或简易的建筑里传来琅琅的或清脆或稚嫩的读书声；您从山里走过，便会不时看到路边的小树林里或山坡上青青的草地上有正在看书的少年的身影；在春天的油菜田或麦田走过，您更能随时见到徜徉在春光中读书的孩子，因为“青春作伴”，诗情画意伴着书香，对牛场的孩子们更具诱惑力。

　　 牛场便是我的家乡，一个现在表面颜值不很高而内涵却很丰富的偏远民族乡——谓其偏远，乃是该乡如今未通一条像样的柏油路。

　　 牛场原本很封闭，很落后。大约在明代，一蜀地周姓人家移居此地。一天，周家祖母带着她的三个幼小儿子到一条小沟渠边洗衣，被当地一家大族的人欺负。周家祖母当时忍气吞声，回家后就对势单力薄的丈夫说起了自己的遭遇。见丈夫不语，周家的祖母就对丈夫说，要到蜀地那边请一个教书先生来教几个儿子，把孩子培养出息了就没人敢欺负了。不久，他们果真从四川那边请来了教书先生教他们的儿子。

　　 几年后，教书先生见已把三个孩子教育成人，就要返回蜀地了。临走时，教书先生对周氏夫妇说，几年之后，若有信寄来，就把这三个孩子送到他谋食的地方去。

　　 后来教书先生果然有信寄来，周氏夫妇就把三个儿子送到蜀地去。几年之后，周氏的三个儿子一个个坐着八抬大轿，带着大队人马，衣锦还乡。

　　 这是一个流传在牛场乡民间的读书做官的故事，其真实性我没有考证过。但是，牛场乡周姓家族明清两代确是领读书成才的风气之先的。

　　 《大定府志》《大定县志》等地方志的记载表明，自明代以来，牛场乡周姓历代几乎都有优秀的读书人，都有通过参加科考为国为民做了贡献的人。《贵州通志·人物志》中还有三位牛场历史人物（周宗濂、周希濂、周师濂）的传记。后来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后，牛场乡的周氏家族亦很重视文化教育。民国时期直至今日，周姓家族的文化教育都是走在大方县前列。

　　 新中国成立以前，周姓的文化教育在大方县西路几乎是独领风骚，在这个家族的带动下，牛场乡形成了尊师重教、重视文化的良好风气，这种风气后来一直对牛场乡文化教育的传承和发展的产生了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周姓在文化教育上“一枝独秀”的局面变成了“千帆竞渡”，几乎每个姓氏都有优秀的读书人。

　　 在牛场乡，好几年里中小学校长的新任人选可以由于一些因素而迟迟难以到任，但是没有校长的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依旧一片井然。学生自会勤奋向学，教师自会努力教学，教育质量不会大面积坍塌。如乡中学好多年里一直是教学质量受百姓称道的学校，每年大批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一从这所学校毕业，就被市内外的高中名校争相招走。有人戏称，这所学校是一所“无人驾驶”的学校。

　　 其实，这“无人驾驶”背后的辉煌，靠的是状元之乡牛场乡文化教育粗壮的根撑着！

　　 近几年来，尽管时代大潮中掺杂着很多的急功近利，浮躁病蔓延，但是牛场乡的人们从来不会抱怨读书“把家都读穷了”。尽管十几年中没有建造新房子，尽管三五年没有添置新衣，没有换新电视机，尽管连老房子卖了或者因送子女读书无资金翻盖房子……牛场人依然执着于他们近乎悲壮的求学梦，学子们依然如痴如醉于他们“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一代代优秀读书前辈的感召下，在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牛场乡几乎每一代孩子多数都能积极向上，奋力拼搏，屡屡做出胜于前辈的优异成绩，有多名学子先后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至于考取全国重点大学的人数，每年都要以两位数计，不时囊括市县文理科状元。

　　 家乡牛场虽然至今经济发展滞后，但人们都坚信，只要这种尊师重教、重视文化的传承能够继续延续，暂时的经济发展滞后又算得了什么呢？在牛场人心中，最可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这种传承会突然在那一天远离牛场而去。

　　 有别的地方的人责怪因读书返贫了，牛场人不；有多少人醉心享受于如今极大的物质丰裕，牛场人不；有多少人成了极端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牛场人不。牛场人就一直这样小心翼翼地守望着他们这个艰辛而又踏实的文化梦、教育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