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与大诗人郭沫若的诗词关系

　　 梁卫山

　　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与大诗人、金石大家郭沫若有着非常密切的诗词关系，郭沫若不但在诗词上能与毛泽东相唱和，而且还是毛泽东的诗词解说者。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只有两人享有在诗词上与其唱和的“殊荣”，一个是郭沫若，另一个是柳亚子。郭沫若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是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毛泽东曾数次请郭沫若对自己的诗“加以笔削”。这种时候，郭沫若也会谨慎地指出他认为“不大谐协”之处，并贡献自己的修改意见。但不知何故，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总不大高明。例如，毛泽东写于1959年的那首《七律·登庐山》，第二句原为“欲上逶迤四百盘”，郭沫若觉得“欲上逶迤”“似有踟躇不进之感”，建议改为“坦道蜿蜒”，后来毛泽东将此句改成了“跃上葱茏四百旋”。该诗第四句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与上句“不大谐协”，建议改为“热情挥汗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后来，毛泽东只易了一字，即改“南天”为“江天”。(见红旗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胡为雄编著的《毛泽东诗词鉴赏》。)

　　毛泽东还曾数次利用诗词的方式对郭沫若提出批评。1973年，毛泽东想起了郭沫若写于1940年代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肯定和对秦始皇的批判，便拿郭沫若为“批林批孔运动”祭旗。据说，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两首诗，一首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另一首则纯属“打油”：“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两首敲打郭沫若的诗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其实，郭沫若当年在重庆骂秦始皇，意在影射蒋介石；赞儒家，或者说，也是在间接地出国民党的丑。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之间最主要的关系，还在于郭沫若曾是毛泽东诗词积极的解说者，同时也是权威的阐释人。毛泽东诗词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便著文解说。在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手迹，约请郭沫若写读后感。毛泽东此幅墨迹，有好几处笔误：“黄粱”写成了“黄梁”，“龙岩”写成了“龙龙岩”，词的最后也没有句号。对此，郭沫若在读后感中这样解说：“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典范。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典范。例如以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将那首后来极其著名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诗词一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赞赏者和厌恶者在报刊上刀来剑往。毛泽东在将《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时，就说明这是“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的旧作。毛泽东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1935年的中国政治局势与1946年相差甚远。但当郭沫若于1946年7月解说这首词时，仍然极力把其“主题思想”往1946年的政治局势上靠。

　　于是，郭沫若对这首词的“底子”做了这样的解说：“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腊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 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很喜欢雪的。郭沫若之所以如此牵强附会地解说这首词，恐怕还与雪的“白”与“红色政权”的“红”相对和相反有关。但问题是，经郭沫若这样一解释，这首本来不无诗意的作品却变得索然寡味了。

　　对毛泽东诗词解说者多了不免产生错误，于是毛泽东亲自给解说者纠错。在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注家蜂起，但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就会出现冲突，但当有人看法与郭沫若不一致时，一般来说是不会战胜郭沫若而被普遍认可的，因为郭沫若已是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权威了。然而，如果毛泽东自己出来亲自纠正郭沫若的说法，那郭沫若只能是惴惴不安了。1935年2月，毛泽东写了《忆秦娥·娄山关》，在对这首词的解释上，郭沫若就颇出洋相，只不过这洋相出在他身后。1962年3月7日，郭沫若在广州与一些人座谈诗歌中的一些问题。在谈及怎样才能“真正读懂一首诗”时，郭沫若反复朗诵了这首《娄山关》后，逐一问在座者：“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有人说是写一天的事，有人说写的不只是一天的事。郭沫若说，他仔细研究了遵义的新旧县志，终于弄懂：“这首词写了三个月的事。”他将此解说写进了文章，同时又送了一份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文章后，亲笔将关于《娄山关》的解说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吻写下了一大段话：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

　　在积极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修养及文学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发生。当年的郭沫若，决不会想到这些“帮忙”的文章、“解说之词”30年后会成为罪状，若知如此郭老可能只与毛泽东诗词唱和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