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一个颇富特色的现代作家,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更具传奇色彩,而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从婚恋角度来看,旅居青岛的两年,对于沈、张二人都是一个收获多多的时期。 沈从文在青岛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 在家族显贵、学贯中西的诸多著名作家充斥现代文学舞台之际,沈从文的确是一个异数,当他从他那个充满独特民族风情、神秘地域特色的湘西走出来时,只是一个小学毕业当过几年兵的“愤青”。然而由于自己的努力,也由于在徐志摩等人的帮助,他开始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和散文,并渐渐地在文坛崭露头角,从而成为引人注目的多产作家。 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到国文系任教。其时山大在青岛,是利用先前的国立青岛大学校址,当年曾为德国的兵营。沈从文在山大教书时,住在福山路3号的小楼上,坐落于八关山的东麓,拾步可到学校;距中山公园(当时称第一公园)和汇泉湾海滨浴场也非常近。由于居室潮湿,他取雅号为“窄而霉斋”。居室虽窄,却安静舒适,加上青岛有绿树红瓦、波光云影、空气清爽等良好的自然条件,他感慨地说:“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一到海边,就觉得身心舒适,每天只睡3小时,精神特旺健。”的确,那时他正青春年盛,再加上青岛宜人居住的良好条件,使他感到精力充沛、思如泉涌,从而佳作连连,这段时光成为他创作历程上的丰碑和转折点。 那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开设了两门课,《中国小说史》和《散文写作》。有的文章说沈从文因为有了上海、武汉授课的经验,就“讲起课来有条有理,游刃有余,内容充实,语言生动”,然而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却说,沈先生是不大会讲课的。但是他的长处不在讲,而在改。他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大用的词:耐烦。对自己的文章,他耐烦改。对学生的*作,更是百改不厌。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常常比作文本身还长。 沈从文在青岛时,曾经创作了大量作品,他在这里创作的《从文自传》成为现代散文名篇,在《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时,周作人和老舍都不约而同地回答《从文自传》;至于在青岛构思的《边城》,则确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质的大师地位,其灵感来源于沈从文游览崂山时,见一送葬队伍中有一年轻灵秀女子,而这女子后来又幻化成《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而翠翠的皮肤黝黑,人物“黑而俏”,据说又酷似张兆和的肤色、特点,张兆和生得眉清目秀,皮肤微黑,在上海中国公学时曾被同学叫做“黑凤”。特别是以大学教师为原型而创作的《八骏图》,作为沈从文作品中讽刺都市文明病的成功尝试,受到著名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的击节赞叹。 青岛时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他的笔触开始从叙述自身经历转向关心社会和人生,对现实社会的丑恶和文明世界的虚伪也有所针砭,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他描写的对象,与以往作品迥异的小说《八骏图》就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都市题材小说。《八骏图》里的“八骏”,指的是八位教授,他们有的是物理学家,有的是生物学家、哲学家、汉史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相传周穆王有八匹最出色的坐骑,称为“八骏”,所以用《八骏图》作为小说名,借喻文中的八个教授,具有相当鲜明的讽刺意味。 据说沈从文创作《八骏图》与在国立青大任教的“酒中八仙”相关联。当时以校长杨振声为首的八位志同道合的教授,每逢闲暇经常在一起开怀畅饮。这八位教授多具有欧美留学的背景,处处一派绅士作风。沈从文高小毕业,行伍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成为著名作家,又因胡适的赏识,沈从文才能登上大学的讲台。因此沈从文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似乎和“八仙”们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反感,便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八骏图》,对小说中的甲乙丙丁等教授的思想和生活予以讽刺,当然小说中“八骏”并非完全就是现实中的“八仙”。 另外,《三个女性》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篇章,小说中的三个女性仪青、黑凤、蒲静是沈从文以生活中的熟悉人物小九妹(秀雅文静、身材娇小)、张兆和(俊美谨慎、颇爱幻想)和丁玲(身材健壮、性格明快)为原型,作者让她们在海滨的游览中讨论了人生和艺术。蒲静的男友因献身革命文艺被捕,黑凤的未婚夫(有沈从文的影子)正在设法营救,蒲静则沉着勇敢,表示不管环境多么艰危,她也要活下去。特别是小说以青岛风光为背景,让青岛的读者读来十分亲切:“海滨避暑地,每个黄昏皆是迷人的黄昏。绿的杨树,绿的松树,绿的槐树。绿的山……一个三角形的小小白帆,镶在那块如蓝玉的海面上,使人想起那是一粒杏仁,嵌在一片蜜制糕饼上。什么地方正在吹角,或在海边小船上,或在山脚下畜牧场养羊处。声音那么轻,那么长,那么远,那么绵邈……” 沈从文、张兆和爱情之花在青岛结果 紧随文学成就而来的是爱情的收获。1932年夏天,沈从文终于得到了苦苦追求4年的张兆和的芳心,两人情定终生。之后,张兆和从苏州来到青岛,在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 早在到青岛之前,1929年9月,徐志摩向他的老师兼好友胡适推荐了沈从文,希望能让他在中国公学教书。这时,胡适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担任校长,他觉得沈从文尽管只有小学学历,但却在创作方面颇有成绩,于是就破格地录用了他。尽管沈从文文章写得不错,但却生性木纳,常常面有羞色。第一次上课时,面对众多陌生的面庞,竟然紧张得忘了事先备好的课,只好在黑板上写道:“请等五分钟。”然而沈从文却凭着山里人的聪颖和直觉,一眼看好了女生中的张兆和,木讷羞涩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却以书信为武器发起了爱情的攻势,他写道:“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说:“这说明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可是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其实,这之后胡适曾经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可是,胡适的劝导没能改变什么,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写着信。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其时沈从文正在青岛教书,就是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沈从文用华美而频繁的情书,继续向张兆和发出一次次深情的呼唤。暑假中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买的礼物—一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奔向苏州敲响了张家的大门,张兆和的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去,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兆和回家后,在允和的批评下,又到旅馆把沈从文请回家里。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回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后来允和、兆和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一个“允”字,令人颇费思量,是“允和”还是“允许”呢?兆和的电文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据说沈从文并没收到。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据说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为了为一位文学青年筹措出书的费用,而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在半个多世纪的婚姻中,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互尝试着了解和把握对方,却又往往是不尽人意。然而他们相互搀扶、相濡以沫、厮守终生的真爱、大爱、挚爱,却是永远令人称颂的。沈从文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青岛的著名学者鲁海在上世纪70年代末曾经到到北京拜访过沈从文,因病休养在家的沈从文得知他来自青岛时,没有问明他的来意和身份,第一句话就顾自说道:“我对青岛的感情非常深,青岛是我一生最喜欢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