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爱写爱画。小学四年级时，老师就让我腾写材料；调政府当干事后，领导又喜欢让我做“大会记录”；当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后，就负责起草、修改、会签文件，为县长们负责起草大会报告，起草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向上一级机关报告的“文本”，一句话，整天泡在“文秘”工作里。

　　“文秘”工作有其特殊性，接触领导的机会多。接触一多，学*的机会也就多了。比如，学*领导敢讲真话的品格；学*领导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学*领导对下属关怀备至的作风……一次，大概是198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正为高副县长起草一份大会报告，突然接到龙居邮电所转来的电话，说：“你大女儿家里有事，请你马上回去。”放下话筒，我就直奔闫克惠县长办公室，因为我是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请假得直接找县长。通讯员说：“他刚走，要去招待所开会。”我急忙赶到大门口，他正要上车，我便大声喊道：“闫县长，有事！”他停住步，望着我，我急忙告诉了他的事情原委，还没等我说出“请假”二字，他就抢先说道：“你赶快坐着小车回去看看吧！”我说：“不用，我骑自行车就行。”因为我知道，两个大院只有三辆212，我不能因为私事而误了他的开会。可他说：“招待所不远，步行误不了事！”他不容分说，就对司机说：“你马上和王主任回去一趟，多会办完事多会再回来！”说着便扬长而去，弄得我手足无措，门卫老马见我还楞在那里，才说：“你又不是不了解闫县长的人品，还不赶快坐车回去吧！”

　　薛光夏，是我们的县委副书记，却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来不搞特殊化，对下属更是亲如兄弟姐妹。当时，他身居高位，一家六口却挤住在三间破烂不堪的小房子里，吃的是家常便饭，坐的是小桌小凳，对同志、对下属亲如兄妹。一次，我的小女儿住院病危，急需注射一种叫“球旦白”的，我跑遍了全城医药门市部也没找到。他知道后，跑了几个县，才找到几支，挽救了我娃的生命。

　　从顶头上司的平凡琐事中，我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一个领导干部对他的下属，不能抡天话、讲空话，更不能装腔作势，假情假意，而要真心相待，以情感人，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做起。须知，大话说得再大，也是空话；做的小事再小，也是实事，它会从心灵深处感动人，激励人，使人奋进。

　　有些领导具有一些特别作风，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比如平时召开干部大会，台下坐的满满档档的，就是单等一个做报告的人，人们等了很久很久 ，他才姗姗来迟，迟到者往往是县委书记或县长。可我们曾经的县委书记张世贤却不是这样，他总是第一个到场，不管他是做报告的还是听报告的，他都第一个到场。如果他是听报告的，不但第一个来到会场，而且肯定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听讲席”上。记得1990年8月21日，市委决定让我（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在二招礼堂向市直干部做一次《“爱中华 迎亚运”的形势报告》，张世贤书记竟是第一个走进会场的人，而且直接坐到了听众席上的第一排。我和李春风部长，忙到他的坐位处请他上台，他却说：“今天，我是听众，听众就得在台下认真听，我不上去了。”其他领导来后，也一一仿行，而且从此以后，就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凡报告会、上党课等，不作报告的领导同志一律坐在台下做普通听众。

　　他还做过一件非常漂亮的事，那就是解决了考察干部过程中一个非常棘手的事。记忆中，他来运城任市委书记时，干部中还有不少派性或宗派残余。因而，每逢传出要提拔干部时，告状信便会满天飞。常委只好决定“暂时放下，待查清后再说”。结果，“只贴8分钱，就得查半年”，而且往往是查无实据，让该提拔的同志错过时机，既误人前程，又不利于事业发展。县委对此非常头痛。可张世贤却使出一个绝招：就是公开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宣布：从几号到几号，为组织部考察干部期，凡对拟提干部有看法者，欢迎向考察组反映，我们一定认真对待；但对匿名信件，一律不予理睬。过了考察期，有意见还可以说，一经查实，立即撤职。结果，最令人头痛的考察干部期，竟平平稳稳地过去了，还意外地令干部群众非常满意。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认为一切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大事，如选拔干部，制定种植计划，公开推荐支部书记等，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公开议论，公开比较，公开推荐，公开公正，不暗箱操作，充分相信群众的政策水平和为群众负责的觉悟程度。

　　有些领导“敢”字第一，对事、对人都敢于负责，曾经的县委书记王金魁就是这样一位“不唯书”“不唯上”的硬汉子，一个响当当的“焦裕禄式县委书记”。从和他的接触中，我学会了一个“敢”字，敢于向领导讲真话，敢于向领导陈实情，敢于解决群众中的棘手问题。记忆中，有这么两件事：一件是我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突然提出：“党章是给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制定的，县委应该模范执行。可是，县委却将审批党员的权限‘由上一级党委批准收归由县委组织部批准’，这是违反《党章》规定的。”

　　一语惊四座，与会人员的目光“刷——”地一下都投了过来，看得出，大家的目光里饱含着惊讶、孤疑和担心。那时我才31岁，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公社书记，真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竟反问道：“咋啦！我说错了吗？党章不是这样规定的吗？！”从此，就有人在背后叫我“王大胆”了。庆幸的是，此后不久，县委下发了“今后审批党员的权限一律按《党章》规定执行”的通知。那年冬季，我们研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其中就有两名思想进步、表现优异的出身不好的同志。一年后，一个担任了小学联合校长，一个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公社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另一件事情是为“坏分子”翻案。公村有个吕丰定，是我抗日游击支队骨干吕丰六的兄长，经常帮助我地下工作人员雷立法做些事情。但解放后，却有人告她“向敌伪下马编村密报了雷立法同志，致其被杀”，并以此为由，把他打成“坏分子”。在我任前、任中，他都多次审诉，要求平反。我也觉得此案疑点颇多，便组织“专案组”，亲自挂帅，认真彻查。大量材料证明，雷立法被害与吕丰定无关，只是未查出真凶而已。为此，我主持党委会研究决定：先为吕丰定平反昭雪，待查清真凶后再处。

　　在查处此案中，遇到不小阻力，就连个别党委成员也不理解地说：“放着那么多的急事不干，偏偏拣起一个‘铁案’在鸡蛋里寻缝，真是自找苦吃！”果真被其言中，地区一级顶头上司出于报复就将这列为罪状，对我实行“隔离审查”。但查来查去，却从临汾敌伪档案中，查出了真凶，原来“向敌伪下马编村告密的人就是反对为吕丰定平反者的父亲、长期隐藏在公村的敌伪情报员薛石块”。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噢，原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斗争的延续……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但每每想起这些事，还是给我以欣慰和鼓励，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

　　学*顶头上司铮铮铁骨、奉公廉洁的好作风。从1990年9月到1998年9月，我担任过市政协8年秘书长，陪着刘宝善主席整整干了两届、八年。后又同时退休，同时到“老促会”工作，他是会长，我是常务理事，又是八年。期间，有过矛盾，也有过争执，有时几乎是“不可调和”的，但相处愈久，心就愈通，对他的人品、人气也就愈加敬重！

　　他，特别“扣门”，有人说他“花公家钱就象抽他的筋！”

　　他，还特别奉公廉洁，坚决执行“四菜一汤”制度。一次，市政协去某乡视察，行前他让我打电话，说午饭就安排在乡里，吃家常饭就行。我按照他的意见通知了乡里，某乡却按照惯例准备了席面。他火了：“志英！为什么不给人家说？”我急忙把他拉到一边，说：“说了，说了！可人家准备下了，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了，省得挖了人家脸！”可他，却非要人家把席面撤去不可。我急了，忙说那位乡书记：“不是让你准备家常便饭吗？”“是啊。没有特殊呀？！”“七碟八碗，还不算特殊？”“不特殊啊！市里来人，那一个不是这样？何况今天来的是政协领导！”我傻了。刘宝善却说：“不管其他人怎样，我们吃四菜一汤！”那个乡书记，几乎是求他了：“已经准备下了，不吃也是浪费。下不为例，行不？”谁知刘宝善却说：“不是我和你过不去，要知道歪风邪气刹不住，就是因为这个‘下不为例’在作祟！”

　　过后，我怕这个乡书记有意见，就找人家做工作。谁知，他却笑着说：“听人说，刘宝善两袖清风，为人正派，这回我可真是领教了。如果上面领导都能象他这样，我们就省事了！”

　　对他我太熟悉了。一次归途中，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你为什么凡事都那样认真？”他这才坦然地道出了心底话：“我只是想好好地做人。一个‘人’字，虽然只有一撇一捺，但要真正把它写端正却不那么容易。我这一生就是想要写好这个‘人’字啊！”

　　 从小事做起，处处为人师表，是每个县太爷的共同作派。比如，时任运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王金魁母亲去世后，他要我去当总管。期间，有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机关说，坟地太远，由机关想法调一辆卡车往坟地送灵。王金魁却说：私事不能公办。一定要我为他花钱雇一辆卡车往坟地送灵。他是书记，我只好花他的钱为他雇了一辆卡车。当时我就想：“焦裕录式的书记就是和人不一样，就连这样的小事也渭径分明！”

　　王金魁，先后担任过运城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和县委书记，但不管干什么，他总是沉在农村，和老百姓泡在一起。那时，我在刘村庄蹲点，一天，他坐着212来了，万没想到他下车时竟提了一个铺盖卷，说：“想在刘村庄住几天。”期间，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了不少民情民意和民生民需，就是在他指导下，我们才把刘村庄建设成了一个全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典型。也正是因为他经常工作在基层，所以才在全县范围内发现、总结和推广了刘村庄大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南店大队的小麦高产经验、郑费大队的平田整地经验，用典型推动了全县工作的蓬勃发展。一次，我回县城办事，掏两元钱从乡下给他买了一小盆绿豆糕，但送他时，他却把我批评了一顿，还非要给我两元钱不可。我执意不要，他竟说：“如果你不要钱，那就物归原主，你就把它端回去吧！”无奈，我只好收钱息事。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非常感人，有的一件事，如陈伯林副市长到夏县为我们王范公社调运柳树椽的事，王真副书记为我说了一句公道话：“我就不相信，干社会主义的还能干下罪！”，等等，虽然许多老领导早已不在人世，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培育之恩，不能忘了他们的言传身教，唯有不折不扣地学*他们的优良品德，严于律己，才能不辜负老书记们和老县长们对我们的殷殷期望！

　　谨以此文纪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