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竺雨庭、金泰刚、张正明等十多名退休回沪定居的上海老知青，一起赶到戴再鸣家作客。我和老伴应邀参加了这次难得的聚会。

　　一九六三年九月，我和一批高中毕业的同学，响应党的号召，离开故乡上海，支援边疆建设，来到新疆生产兵团农四师工程处。我和另外两位不相识的上海知青一起被分配到伊犁河边的木工厂工作。我担任文教，负责厂里的宣传文体工作。另外两名青年，一位叫刘兆飞，跟老技术员学技术，一位叫陈亚明，在食堂当上士，负责食堂财务工作。当时，厂里除了厂、车间领导和厂部业务干部外，大多数工人是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厂里年轻人少，业余生活单调、枯燥。

　　一九六四年，五十多名上海支边青年先后来到厂里，充实到生产第一线。大部分男青年分配到车间当工人，一部分男青年和全体女青年安排到伊犁河对岸的副业队当农工。自从这批上海支边青年来到木工厂后，厂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白天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我也深入车间班组，一边参加劳动，推刨子，拉锯子，学做木工活，一边收集素材，写表扬稿，出黑板报、墙报，办广播，给报纸投稿，大力表扬厂里的好人好事。工人们一下班，纷纷围在黑板报、墙报前，仔细看报。一旦发现表扬了自己，个个笑逐颜开，感到无上光荣、自豪。如果有人上了报纸，不管是师《跃进报》、《伊犁日报》还是兵团《生产战线》报，更是喜出望外，激动万分。

　　没想到一篇短短几百字的新闻报道能起到那么大的激励作用。从此，我就迷上了给报纸写稿、投稿，一发而不可收。那些有关木工厂的通讯报道剪报资料，至今完整保留在我的书橱里，几次搬家都舍不得丢掉。开饭时，我拿起刚收到的报纸，在食堂饭厅里给大家读报。晚饭后，和青年们一起打篮球、乒乓球，或者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互相促膝谈心。晚上，轮流到各班集体宿舍参加班务会，一起学*“毛著”。有些班组为了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争夺劳动竞赛红旗，悄悄到车间工房里加班加点，突击干活，一直干到深夜一、两点钟才休息。一名才十六、七岁的上海支边青年又累又困，实在熬不下去，就躺在刚做完的大衣柜里睡着了。

　　厂党支部书记、协理员穆三喜十分重视青年们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厂里生产再忙，也要组织大家开展篮球、乒乓球、拔河等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比赛。逢年过节，还专门成立业余文艺演出队，自编自演丰富多采的文艺节目。除在厂里和副业队表演外，还到附近单位慰问演出，参加工程处文艺汇演。我和老伴就是在那时候相识、相恋的。难得的星期天、节假日，厂领导还亲自带领大家到食堂菜地种菜、收菜，支援副业队春耕、秋收，或者帮助附近农民抢收麦子，为少数民族群众大办好事。义务劳动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既无加班费，又没有奖金。而且生活艰苦，天天吃粗粮、咸菜和土豆、箩卜、大白菜。全厂上下，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劳动热情依然那么高涨，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如今，木工厂早已撤消了，不存在了。可是，一提起四十几年前在厂里一起度过的那段难忘、火热的青春岁月，我们这些年过六旬的上海老知青，感慨万千，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言谈中充满了真挚、深切的怀念之情。有些老领导、老师傅虽然去世了，许多转业军人、上海知青也四十多年没见面了，然而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忘记，他们的声容笑貌依然记忆犹新。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