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樵风雅》自 序

　　天酬劳，学子当奋发不息；地惠勤，村夫宜耕耘不止。奋发，方有望开辟新的境界，不懈，才可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朋友，您正在翻阅的《渔樵风雅》，是笔者新近才著就的，是在下恭耕不辍的又一些微成果。此前，笔者已结集出版了诗词选集《竹声菊韵》和杂文集《村厨杂俎》。作为业余作者，业内业外，忙这忙那，白天黑夜，不敢懈怠，只因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虽不敢说珍惜分秒，但闲暇时间差不多都用于阅读、思考、写作，这倒不虚。有道是“健康在早上，成事在晚上”，此言不无道理。

　　我并非写手，更不是以写作为业，可为什么沉醉于写作且长期痴情不移？其内在动力并不是源于赚钱的念头，也不是源于对名誉的追逐。写作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文化是超越吃、喝、拉、撒之上的那丝欲念，那点渴望，那缕求索，是为人的内心准备的酒药和饭食”（祝勇《永和九年的那场醉》）。其实，笔者从事“文化”事业，除祝先生所说的原由之外，还有一种长期养成的精神生活的*惯。这么说，不是想标榜自己勤奋，更不是想表明自己高雅。我既不够纯粹也不够高尚，只不过对文化事业还有那么一点儿执着劲儿，如此而已。养成这种精神生活*惯的沃土则是对文学的兴趣与爱好。当然，在兴趣爱好的背后，也不乏那么一点儿责任意识。伟大的祖国和崭新的时代教育、培养并厚待了我，犹如一位慈祥母亲之于自己的儿子，关爱呵护备至，我终归应该用自己所学到的少得可怜的这点儿知识，除了维持生计以外，再为她做点儿什么，以示作为不肖之子的微薄回报与真诚感恩。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我还处于朦胧岁月的时候，家父就对我进行过爱党爱国以及“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教育，那时，我最多只能领悟其教诲的两三成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只不过读了两三年私塾的家父，除了对党和新生人民共和国的朴素情感之外，自己也未必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含义。但他经常给我讲一些古圣今贤的故事，讲一些共产党如何帮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事情，对我幼小的心灵的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这大约就是人们所说的“启蒙”教育吧。

　　与此同时，家父还不时教我帮人写一些对联、请贴什么的，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让我经受锻炼，早日步入识文断句者的行列，以便应付日常生活的不时之需，同时成为一个乐于助人而又对人有一些用处的人。望子成龙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时，帮人写对联，不论是涉及婚丧嫁娶的哪个方面，都是照抄而非临时创作，但在把小字变成大字、把别人字变成自己字的过程中，虽然一笔一画都还稚嫩不堪，我却真切地受到了一些锻炼，并逐步爱上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完成长子百年事，了却双亲一片心”、“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之类的联语，觉得它们很精美，也很有意思，那时还不知道对偶、平仄以及文彩为何物。

　　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一九七七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不仅不用缴学费，国家还发给伙食补贴，可以无忧无虑而又尽情尽兴地在学校读书，那种幸福劲儿是不难想象的。转眼又到了一九八二年，我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省级机关工作。当时，这样的分工，的确令好多人羡慕不已。一个初出茅庐、尚未见过多少世面的乡村小子，寒酸气十足地来到省级部门，一时间窘迫不已，不知道该怎么举手投足，那种拘束感和融入新的更高层次群体的莫名其妙的压抑感是不言而喻的。

　　刚步出校门的学子，大都小心翼翼，倍加谨慎，逢人必尊称老师，无论长幼。后来，慢慢才明白，机关与学校不一样，不时兴也不稀罕这种称谓，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最令人心悦耳顺的是五花八门的带长字的名号。在由老师到某长的不长也不短的称谓转换过程中，最令我兴奋不已的，就是物质生活有了跨越式的提升。从没有分文收入的寒窗学子到月薪四百六十大毛的机关干部，感觉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衣食无忧之后当然还应该做点什么，家父当年的教诲又在耳边响起：“耕读为本”。我想，就现在的我来说，耕，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圆圆满满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做到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关怀，无愧于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这种想法，在当年很自然，说这样的话，在当时也十分顺理成章，甚至很时髦，所以，我这么想、这么说并努力这么去做，也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年青人一样，水到渠成，毫不费劲，没有丝毫做作的意味。读，就是不断地读书学*，同时，多动脑，多动手。每读必求“三到”——眼到，心到，手到。于是，白天上班，尽心尽力工作，晚上回家就认真读书、勤奋思考，努力写作。为了求得更多行家的指点，进一步开阔视野，我毅然报名参加了一九八0年代《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第一期创作函授学*班。

　　爱上的事情就不会轻易放下，有多少困难也会想办法加以克服，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世人皆然，岂止我哉。

　　当年的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的《小说选刊》、《诗刊》、《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质量确实顶呱呱。《行政科长马而立》、《人生》、《小草在歌唱》等小说和诗歌，其鲜活与深刻，令人耳目一新，过而难忘，如今想起来还仿佛就在昨天。写，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起初，只是悄悄地写一些小说和电影的读后、观后感，慢慢才延伸到对社情民意的观察、分析与评论，延伸到诗歌与散文的创作，继而大着胆子向媒体投稿，投了稿也不一定敢奢望发表。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些杂文、评论以及诗歌和散文陆续在省报上发表了，这让我欣慰不已，胆子也大了许多。后来，接着读写。经过长期的努力，一些拙作在《工人日报》、《中华魂》、《中国工运》等国家层面的报刊上露了面，有的还获了奖，有的则被收入有关文集。这些收获当然算不上丰厚，但对于我这样一个业余作者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

　　我的写作收获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

　　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精神与物质双收获。一个二三十岁的年青干部，能在省报上发表文章，说明此人不仅不是“猪八戒的脊背”，思想还比较敏锐，观察、研究和分析能力也比较强，而且还有一定文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是被高度认同与羡慕的，是光荣而值得自豪的事情。那时，读文学、写文学非常时髦，不少年青人都以“文学青年”自居。另外，在省报上发一篇三五百字的“豆腐块”，还可以得到六到八块钱的稿酬，要是“豆腐块”再大一点，有千字左右的话，就可以获十块钱左右的“润笔”。要知道，十块钱已相当于我当时月薪的五分之一强。这个阶段，虽然稿酬不高，但渗透于整个写作过程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第二阶段，写作给我带来的光荣与幸福感不是逐步上升而是逐步下降。这话听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不大顺耳，但实情如此。这个时期，发表文章被普遍认同与羡慕的氛围逐步减弱，到后来慢慢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对此类事情已不太在意甚至冷漠了。就稿酬来说，虽然曾一度绝对数比当年的高出许多，但含金量却远远不如当年了。更为糟糕和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慢慢就不再付稿酬了，有的听说还倒向作者要钱。当然，作为业余作者，写作的目的不在于钱，或者说不太在意钱，关键是自己的文章被社会认可。发表文章也不是为了出名。如果是为了名利，那就没有什么写头了，这绝对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因为，要出名，你写不过专业作家和网络写手，要卖钱，你绝对不忍心把自己降为钱奴，也像市井“通俗文学”的写手那样去黑厚、去粗鄙、去媚俗。更不可理喻的是，纯粹的、高雅的文学不再吃香，大多数人对它已经不屑一顾。有网民如此感叹：在后文学时代，文学不再受人追捧，也不再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它只能净化心灵，更准确地说，它只能净化作者自己的心灵。这种感叹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因此，读文学、写文学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再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时髦与荣耀。

　　大家都看到了，近些年来，严肃的文学写作被冷落，严肃的文学作品在贬值，严肃文学刊物大多在粗鄙、低俗、美丑混淆的浊浪中沉没，“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令人痛心疾首。“文学领域，一些展示恶俗、无病呻吟、放大人性丑恶、以欲望取代愿望、快感压倒美感的所谓创作连连登上‘畅销榜’”，“一些所谓的学者、艺术家，以庸俗为卖点，以戏说历史、颠覆经典为创新，为快餐文化、泛娱乐化的不良趋向推波助浪”（蔡毅《文艺创作须驱散“精神雾霾》）。

　　既然严肃文学这么受冷落，那为什么还要写诗填词？

　　之所以还要写、还要填，当然不是因为患了戒不掉的写瘾，不写就活不下去，而是为了尽一分知识人应尽的责任，同时也为了保持自己的一分还算高雅的情趣。

　　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社会现状与社会心理的艺术，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积极向上的文学，是传达情感、渲泻喜悦、排泄怨恨、凝聚共识、营造能量、增益斗志的载体，她有无限的培育善意、增益心智、激浊扬清的正能量。文学能使人类的心灵随着对某一情境的回应而变得纯净、清新、善良与美好。因此，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情势之下，文学写作就是对迷失方向的灵魂的一种抢救，也是对传统美德与社会正义行为的一种支援。维护文学的纯洁与高雅，是一切能识文断句者的共同责任，自然，笔者也不能例外。“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这个民族的个体素质，看精神面貌。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读诗的人，找不到一个热爱经典的人；虽然读了中文系，可是从未热爱过自己的专业——这样的族群是可悲的”（张炜《捍卫文学经典》）。任由这种可悲的状态延续下去，维护文学的纯洁与高雅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维护文学的高雅与纯洁事关重大，它涉及到一个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继承与发扬，涉及到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评判与扬弃，涉及到一个民族精神的振作与溃败，涉及到一个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与萎靡颓废。没有灵魂，万事难成。有志方能成事。文学就是铸造灵魂的伟业，是成就事业的根基。

　　作为一名个体的业余作者来说，维护文学的纯洁与高雅，所能做的无非有二，一是自觉抵制出卖良知与灵魂的那种有害无益的所谓文学；二是尽力创作一些忧国忧民、干净纯洁、扬善祛恶、匡扶时弊、凝聚人心的作品，以尽力张扬文学的善良与正气。

　　写作是替国家播种和垦植。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之所以创作，其应有的职责不外乎把自己认为是真的、善的、美的事物与情感告诉读者，给读者捎去愉悦、思考、选择、激情与奋发，从而与受众一起喜怒哀乐，与读者一道崇善祛恶，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努力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最终使广大民众事业更加兴旺发达，生活更加富裕美满，心灵更加和谐安祥。

　　这种利国利民的事情，业余作者自然也应当努力去做。能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也是值得欣慰与自豪的事情。诸君所看到的拙作《渔樵风雅》，就是笔者这种意念的产物。书中所收录的诗词和散曲，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欠缺，但其用意是美好而善良的。当然了，用意代替不了作品本身，只有作品受欢迎才是真功夫、真善良、真美好。

　　我说过写作不是为了赚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用写作的方式去赚钱。写作也是劳动，而且是复杂的劳动，其价值也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无视或贬低这种劳动的价值，是文明的倒退和社会的悲哀。如果能让坚守高雅精神家园的文学作者，通过这种特殊而充满善意的劳动，换取应有的公平合理的报酬，也像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一样，体面而又富足地生活，那是再好不过的。

　　现将这本集诗词曲为一体的拙作呈献给列位，真切地希望能给各位带去一点儿欢乐、思考、认知、感悟与奋发。作品的短缺之处，敬请各位赐教。就此谢过一切为本书的出版提供支持与帮助的各方朋友！

　　是以为序。

　　 作 者

　　（拙作《渔樵风雅》已由中国书籍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