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题目是《世间再无中南政法》，内心猛地往下一沉，哦？咋回事？这可是我的母校。

　　简约浏览一番，不难发现文章应是低我几届的某位师弟妹的手笔，禁不住感慨万千，看来这位校友比我对母校更是一往情深。久违了，我的母校！

　　 顺着他的行文思路，藏匿于记忆深处的母校印迹，如倾出的陈年佳酿，醇香悠长，……

　　江城、南湖，中南政法就在那儿，然而，在我入校时，母校的名气并不大。它由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脱胎而来，欲恢复昔日中南政法学院的光彩。

　　 新学校、新校址，在全国法学“五院四系”中，它是最后成形的一个。规模也不大，班级却不小，我那一届招生400余人，分成八个班两个系，法律系、经济法系各四个班。

　　 与每一个从农村考入大城市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一样，以为自己终于成了城里人，影视中见过的都市里宽敞的大道、高楼大厦，如今我也可以徜徉其间，禁不住自豪之情漾溢心头。

　　 果然，中南政法没有让我失望，走下接送新生的校车，高高耸立的校门、巍峨气派的十层行政楼，让我震撼不已。迎新标语随处可见，“欢迎你，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

　　 我陶醉了。

　　 接待我的正是此后四年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梅少华老师，这个姓氏不多见，除了京剧大师梅兰芳和曹禺《雷雨》里的梅姓人物，梅老师是我知道的第三个姓梅的人。由于自己的普通话音调把控不准，所以刚入校时与别人交流起来，常常说不清，也听不明。头两天还以为梅老师姓“美”，不免内心嘀咕，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居然还有姓“美”的。好在“不足为外人道也”，否则，定会闹出尴尬。

　　 和许多同龄人类似，我是复读再复读才考上大学的，那年代，高中“研究生”也大有人在，所以，先我在江城就读的中学同学不少。今番如愿进城，免不了四处拜访，武大的廊腰缦回、尽得宫廷气派，华科的陌路森森、湖大的轻盈淡雅、财大的热闹喧哗、华师的玲珑剔透。

　　 一圈下来，惘然若失，唯独我的学校落在偏僻的乡村，区区四百亩校园，被横竖交叉的水泥路面分割成块块荒芜，体育馆、足球场、阶梯教室、学生二食堂、第五栋宿舍等还在基础阶段匆忙地建设当中，校区路面经常被运输车散落的黄土覆盖，倘若多走几步，身上定会黄尘仆仆。《伪满宫廷杂记》说过，“树小墙新画不古”，与其它高校相比，母校处处渗透着当今土豪们那般逼人的俗气。先前引以为自豪的武汉高校中最庄严阔绰的校门、最高大豪华的行政楼，此刻犹如一些暴发户颈脖上套着的金块项链，手指上佩戴的白金扳指。

　　 我还算是都市中人？学校还是标准的高等学府？

　　 每年的新生班都会与老生班联谊一到两次，新生畅谈心得体会，老生交流大学生活经验，这是母校“以老带新”的文化传承方式之一，虽然其中老生不乏有“攀扯老乡”、“物色对象”之嫌，但他们的确给我们传输了不少新东西，而且最有用的多是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的生活体验，加快了我们由中学生向大学生的转变，可谓受益匪浅。其场面之热烈、态度之诚恳、气氛之和谐，远远胜过学校集体主办的迎新大会。

　　 迎新大会上除了记得几个“杰出”教授的姓名，其它的基本上“往事如烟”了。老院长章若龙?c?c的、新院长罗玉珍肥肥的，一副女性官员的派头，书记厚大源留着影星“达式常”的发型，显得深沉，不容冒犯，还有张梦梅、乔克裕、张新生、覃有土、娇小的王亚瑾等一帮男女教授，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苏梅凤教授，她讲话时误将“马谡”说成“马季”，让每一个在场新生忍俊不禁。她同时兼任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真是不二人选，如此宣讲，谁记不住中南政法的苏部长？

　　不久以后还知道学校另有曾昭琼、蒋碧昆、游绍尹、丁换春、唐永禅、张仲伯、王献枢等一批教授也是名不虚传。

　　带过我们年级课程的方世荣、江山、刘茂林、姚莉、齐文远、李希慧、杨宗辉、张明楷、辛忠孝等老师，如今均为学问大家，不少人甚至超越了老一辈学人的成就，而当时他们均不过助教或讲师而已。

　　 还有位一个眼角有点毛病，授课却无可挑剔的赵金龙老师及夫人尹丽华老师，尹老师待人亲切和蔼而不失原则，她当我的面批阅我的考卷，评分低了，我“据理力争”，她绝不退让，没想到最后算总分时却“错算”了我五分，总算保全了我的一点虚荣，也让我领略了学者的别样认真。

　　 深得人心的非杨宗辉老师莫属，学长们“传帮带”时就介绍过他的“义薄云天”。

　　他带了我们一个学期的专业课，那是四个班一起上的大课堂，每周两节课，半年过去，学了什么完全忘却，考试应该是开卷形式过关的。一年后，他就任我们年级办主任，上任伊始，他到我的宿舍看望学生，一进门劈头就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陌生人一个，谁呀？看架势十有八九是老师，我只好假装羞愧：“老师，对不起，我一看见您，就觉得面善，只是一下子促住了，记不起姓氏。”

　　 旁边的一位同学急忙提醒道：“他是给我们上过课的杨老师。”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是怎么记住的，我逃课固然过多，彼同学也不是“乖”孩子，大概他们另有机缘。

　　 “哦——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杨老师，杨老师好！”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依然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上一届的年级办主任。”那位同学补充道。

　　 这下子我算是回过神来了，前两天就听梅老师说过，杨老师要来当我们年级办当主任。

　　 我赶紧纠正那位同学，“不对，杨老师现在也是我们的年级办主任。”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和愧疚。

　　 “不记得老师很正常，能应对如此，已不简单。”杨老师大度的笑了，一切都瞒不过他的慧眼。

　　 自此以后，我对他百般信赖，万分尊敬，终于结下浓厚的师生之情。我一生都大度待人，豁达处世，这里面有杨老师灌输的正能量支撑着呢！

　　 保险法老师是谁？至今无从记起，对这门课我基本未听过，考试那天我不记得去哪里鬼混，竟把考试一事忘得干干净净，平生第一次缺考了，没办法，只能等到下学期补考，真是糟糕透顶。

　　 不久之后，成绩下来，及格，我居然过关了，噫？我该感谢谁呢？中南政法，我的母校！

　　 教法理学的吴新耀老师，上课时点名，公开说：一学期点名达五次未到者，该学科记零分，重修。

　　我担心自己会不幸“中彩”，当即站起来申辩：“逃课自有学校规章制度处罚，功课能否过关理当以试卷分数为准，你无权擅自制定规则惩处学生。”

　　 双方各执一词，都有点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事后，不少同学说我无论是方式或内容都过分了，赶快去做检讨，我懒得理睬。

　　 此后，对这门学科我再不敢逃课了，一学期过去，吴老师点名累计不过五次，人人过关。

　　原来吴老师的机巧设在这里。第二学期，我主动去找吴老师检讨，他拍拍我的肩膀，似乎从未发生过任何不愉快，这就是中南政法老师的风格，大度无疆。

　　 中国法制史是赵翔老师授课，赵老师仪态端庄，智慧机敏，气质高雅，声情并茂，深得男生倾慕，女生向往，尤其可佩的是舍得给学生高分，学科成绩优秀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人人眉开眼笑，她是我们心中的女神。

　　我在大学四年中，得过的最高分就拜赵老师所赐，不是我们学得认真，而是赵老师教得“仔细”，她让每个学生都在她那迷人的光彩照人中，自信、灿烂。

　　 江山老师是我的老乡，他的普通话比我的还生硬，没有人咬得动，即令是我，也只能闻其声，不明其意，太深奥了。江老师年纪不大，端的却是老学究的架势，他讲课时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学问里，滔滔不绝，而学生们普遍地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他的第一部法学理论专著《中国法理念》，我买了一本，立刻后悔莫及，不如吃两顿中南政法特有的卤猪蹄过瘾，先是书名的句读顿挫就让我费神不少，至于书里面的内容至今依旧令我惨不忍睹。他先被武大法学院挖走，后又被清华引进，终于跑去折磨全国一流的清华学子，太残忍了。

　　 陆泓哲老师是教大学语文的，我的文章从未得过他的好评，为人倒深得其欢心，几次三番要我去他家品尝他新得的家乡绿茶，盛情难却，晚饭后散步，独自顺道拜访，他的欢愉之情溢于言表，让我自己都怀疑我有那么重要吗？茶固然是好茶，可我那时不知道如何品、如何饮，如《红楼梦》所言，历来是“饮牛饮骡”般解渴而已，两小时之余，自己把自己灌了十来杯水，茶叶依然是开始的那一小撮，喝到最后，茶味全无，只是白水。一出门就直往厕所里窜，憋坏了。我从此觉得陆老师小气，哪有一撮茶冲十几次水的？不知陆老师是不是觉得我，哪有这么品茶的？中南政法的老师，没有不喜欢学生登门的，恨的是学生们普遍地慵懒，只顾贪玩，难得拜师的闲暇。

　　 若说感情最深的，自然是班主任梅老师，与他一聊就是几小时，甚至七八小时不疲。不宽的阳台上，两张小靠背椅，斜对着阳台外的天空，不知道说些什么，非得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散，宿舍楼大门早落锁了，害得我每次翻学生宿舍四号楼厕所窗户才能进寝室睡觉。

　　 梅老师是我的兄长，又是我牢骚的发泄所，许多同学不理解这份交情，每当我牢骚过盛，他们就以为“这回他俩彻底闹掰了”，其实，我知道，这份情谊永远也淡不了。

　　 梅老师当了我四年的班主任，一年的年级办主任，后因为我的违反校纪成为他去职的导火索，从而被杨老师取代。梅老师从未就此抱怨我半句，倒是劝我早做认识早检讨，端正态度轻发落。我死犟，不听，还怨天尤人。宣传部的王兴和部长托人传话，有重要事情必须到他家面谈，结果只是在他家吃了餐饭，至于谈话不过是梅老师的翻版，寥寥数语。

　　 分管学生工作的法律系周聘清副书记，态度强硬的李汉昌副主任二人见到我的检讨后，纷纷表示认识深刻，检讨到位，至于为何迟迟不来检讨，我解释是：自觉深负老师厚望，无颜面对领导。这反倒让他们深受感动。其实，我的文笔哪有如此功力？领导们也在为自己找个台阶，从未有重处学生的意思。

　　 关于这一点，是我在毕业时才认识到的。我们那一届大学生正是八九学潮的急先锋，中南政法在那之前默默无闻，就是地道的武汉人也未必知道江城还有个中南政法，而今，谁若不知道中南政法，说明此人基本未接近高等教育，如此的声望，肇始开端于八九学潮，北京的中国政法、武汉的中南政法莫不如此，因为纯文科的学生，平等、自由、民主的观念被灌输的更多一些，所以闹得凶呗，学潮期间，“不容冒犯”的厚大源书记未能幸免，不知谁发明的歇后语，“罗玉珍（院长）的屁股——厚大圆（源）”。

　　 学潮过后，秋后算账，名曰“两清”，许多理工科高校也有辞退、开除学生的现象，而我们的中南政法，一个也没有，只有一个同学因在北京被逮住，当即被强制送外地学*半年，返校后也仅仅是留了一级而已。而母校学生为学潮被暴力平息愤然自杀的倒有一例。文科人就这德行，犹如笔者故乡的先辈闻一多先生。

　　 即将毕业时，年级办主任杨老师要给每个同学写评语，基本都是一个模式。他写烦了，便要我每天去行政楼坐班，替他整资料，写评语，理由是我的字迹还算工整。凡经我手作出的评价，没有一个字对学生不利，学生档案里所有的违纪处分，一律清除。

　　 我试着追问，难道这些处分错了吗？杨老师微微一笑：学生来学校是接受教育的，不是挨整的。即使有过错的学生也要让他们干净地离开，轻松地从头开始。学生在校期间所犯错误与社会中人所犯错误相比，均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档案带走一纸处分，往往容易被社会人士小题大做，其副作用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一生。

　　这就是我的母校，中南政法！

　　 书到用时方恨少，毕业后有人问我，在大学四年学到了什么？初一想，啥也没有，再一想，至少遇见了法律问题知道应翻哪本教科书。平心而论，仅此而已。后因工作需要倒是看了不少法律书籍，那水平才日益精进，让人刮目相看。

　　 由此，常想起我们大学老师说过的那句话：学问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自己修出来的，老师不过引路罢了。

　　 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感觉是自由、轻松、惬意，有时简直是放任自流，随心所欲。我那些在其它高校就读的高中同学，如要组织什么活动，总是最后一个通知我，一张写着“同去，同去”的明信片，立马敲定。见面后我佯作不快，就这么不尊重我？他们说，就你有的是空闲，能随叫随到。我强辩道，谁说我闲着？只是我最讲义气，重感情罢了。

　　 谈笑之余，略做比较，还真是我最清闲自在，让他们羡慕嫉妒，大骂所在高校。

　　 越是学期末，我越轻松，其他人都得认真备考，我的任务就是去拜访任课老师，求得帮我们划出重点，范围不厌精细，恨不能把题目都套出来，每每得到一个重点信息，都会招来全班同学一片点赞，也会有同学把整理好的备考资料借我临时抱佛脚。有时重点范围大了，佛脚太粗，抱不动，干脆照抄。

　　 考试座位是各人自选的，关系好的同学自动凑在一起，一般的重点题目相互提示，急了，照??誊写。

　　 监考？当然有，只是那监考老师恨爹妈不能少生一只眼，确实看不过，敲敲边桌，算是警示，而就学生而言，这都太过分了，恨恨不休！

　　 我的英语一直很差，过关的那次，就是向一成绩好的同学抄的，结果成绩优秀。一些平时成绩优异的同学愤愤不平：抄过关也就得了，居然抄出个优秀，分数比他们还高。

　　 偏偏我的分数比被抄的同学还多一分，哪有抄袭者比被抄袭者分高的道理，我坚持声称是我自己的水平提升迅猛，绝无作弊之事。

　　 不平归不平，却没有人告刁状，告也没用，法律人讲的是证据，否则，尊重人格，“无罪推定”，这就是中南政法。

　　 一年级略带中学*气，书上涂涂画画，二年级效仿魏晋遗风，各自恣意横行，三年级自行其是，各选所好，四年级面向未来，秣马厉兵。总的来说大学期间，专业书学的不多，阅读量却不低。我是先读《散文选刊》，历年的合订本，从图书馆一本本借阅，看完了，按图索骥，找名家散文集，三毛、琦君之作成为一时最爱；接着知道有小散文和大散文之分，于是开始专注报告文学；巴金的一篇《怀念萧珊》让我爱不释手，又转而专注历史，因为历史的山川、人文才是大散文诞生的根源；一部张正隆的《雪白血红》，让我惊讶，原来许多正史竟然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从此，乐而谈史，一生不疲。一部《史记》，啃了半年有余。唯有《资治通鉴》，怎么啃也啃不动，后来，灵机一动，搬来相关历史典籍，继而觅得《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和《柏杨版资治通鉴》，几下对照，同时摊开，原来，只有如此翻阅《资治通鉴》，才能顺畅通达，游刃有余，美不胜收，尤其是柏杨的评论，字正腔圆，尽着痒处抓挠，妙不可言。这就是我大学四年的终极爱好。

　　 除此之外，“拖拉机”，看录像，nba、足球世界杯，睡懒觉，侃大山，到武汉各高校神游、混饭吃，后来又有麻将，可谓一样不缺，唯一遗憾的是恋爱谈少了，校园情侣路少有我的身影。追一个，败一次，受伤的总是我，晦气！

　　 毕业后，竟然有人告诉我，有女同学一直喜欢我。

　　 我咋不知道？否则，减去多少烦恼。再想想，也未必，人总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弱智啊，情商低！

　　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依旧想到情侣路去补补课，我的母校，你可接纳？

　　 忽然看到《世间再无中南政法》，岂能不让我抱憾不已，母校，衷心祝愿你人常在，树常青，水常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