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是人类创造力的表征，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但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家法律，其目的在于为当世确定一个大框架，适用于宏观时代，亦适用于现世的每一个微观个体。而这种意义的划定固然立意深远，但对生活在现实场域里的个体而言，却总有一种难以磨灭的隔离感。

　　准确地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并不是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正如乌丙安先生曾以古琴艺术为例指出：“古琴，是物，它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演奏家，是人，也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古琴的发明、制作、弹奏技艺、曲调谱写、演奏仪式、传承体系、思想内涵等等，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围绕人而展开，起源于人，又为人所用。非遗意义的范式亦是源于人，但终点要归于人，甚至高于人。不仅予人有一种切身之感，还应予人以深远之境。

　　但恰如“手推磨产生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资本社会”，二十一世纪的网络磨更是将人类社会推向了一种娱乐至死的境遇。在欢娱的两面，一面溢满劳动解放的烈焰喧嚣，一面又屡屡出现内与外、自然与社会的脱节，尤其在“生活在他处”“价值在别处”的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重建个人微观价值的作用而彰显于世。

　　首先，重建个体的敬畏意识；不同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强力征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前工业时代痕迹的保留，或多或少表现了人类能力的局限性。但将这份局限置于当代社会，却能孕育出一种少有的敬畏意识。以传统工艺为例，传统手工艺大多取自于自然，又受制于自然，因而必须尊重自然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正如《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之所以称为精美的工艺，其原因不在于“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的果敢，而在于具备了天、地、人三才的统一。

　　其次，宽容意外；时代的机械化虽然解放了人的手，但却偷换了人与机器的主体概念。人类制造机器的初衷本是为自我生存所服务，可大机器时代却无形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甚至各类产出品的千篇一律更是减少了偶然性、可能性、突变性。然而，由人主导的非遗项目则有效弥补了机械化时代的缺陷，使那份意外之美得以保存。如《葫芦技艺》中于文政的创意葫芦作品《禅心》的记述，《禅心》所用的材质本是一件普通的瓢葫芦，侧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疙瘩。对于这种蹩脚的材质，本不是适合雕刻的良好质地，但于文政并未轻易放弃，他认为，一件好的作品，主要的难点在于构思与创意，因而在半年之后，他无意间发现那片鼓起的疙瘩可以做一个含苞待放的荷花，于是《禅心》这件作品应运而生，意外之美也随之意外绽放。

　　再次，强调个体的过程意识；当代工具理性只注重输入与输出，往往因为走得太快太远，而忽略了过程的享受与美感。不过，对人类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醒了人们要注重过程，注重享受过程，注重体会过程中的快乐与痛苦。具体到传统工艺、传统美术及各地民俗等非遗项目，其过程则等同于目的，因为这些非遗项目的本有特性，对自然性、偶然性、随意性的刻意追求，进行中的成功与喜悦以及结束之后的记忆均构成了人类价值的重要体现，亦是对解决世代迷茫问题的最佳方式。

　　最后，提供人类价值选择的方式；伴随社会步伐一步步跨越马斯洛需求中的生理层次，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越来越成为当代人面对的重要问题，亦越来越成为校园教育的核心指导方向。对于非遗提供人类价值选择的方式，笔者结合数次“非遗进校园”的切身经验，认为“非遗进校园”的价值除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还在于为中小学生提供一次实践个人价值的人生选择机会。或许，在非遗展示展演过程中，下一代、下下一代会在展位前突然发现自己对剪纸、对面塑、对皮影戏有兴趣，进而深入下去，以致将自己喜好的非遗项目成为告别迷茫、实现个人价值的载体。退一步讲，即便他们仅仅是因为三分钟的热度或好奇心进行了短时间的尝试，但在这些尝试过程中，所培养的沉稳性格、孕育的奇思妙想以及形成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势必影响每一位中小学生的未来。

　　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宣扬，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认清非遗与个体生活的息息相关，清楚地体会到非遗在弥补当代社会的狂妄、迷茫与失衡的价值，将非遗融入骨子里，最终重建新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