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嗜好，吃甜食，从小就有，只要食物中带个“糖”的，都会对它垂涎三尺。可是那时候家里穷，甜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老家对河岸桥脚边就是一爿小店，掌柜的是一个退休的国民党军人，人家叫他立清伯伯，我叫他立清公公。立清公公全然不像课本中写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么凶残，而是一幅慈眉善目相。茶余饭后，我经常像螺丝一样粘在小店里，在柜台边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眼睛死死得缠着柜台上那一瓶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这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糖，已是对孩子致命的诱惑了，更不必说水果瓶上插满的五分钱一根的棒头糖了。也许我流口水的样子太过夸张，立清公公偶尔会从那个宽口瓶里取出一粒给我吃。把糖含在嘴里，真的，没有比那更甜的味道了。别说把糖咬碎，就算是用舌头搅一搅，我都会舍不得，因为那样会融化得更快。母亲有时候也会允许我们买一粒水果糖，然后兄弟俩分着吃，一人一半，大概她觉得老吃人家的东西不好吧。

　　大约在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做过几次冻米糖。米，是父亲从当年的口粮中挤出来的。母亲把新米煮好一锅又一锅米饭，然后倒在竹席子上晾晒多日，一直晒到变成石石硬的饭干。糖饮，是父亲从外婆家做糖球的地方买来的，放在一个圆肚子的搪瓷菜瓶里，盖上盖子，然后藏在一个自认为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他太小看我们的鼻子了，不管怎么藏，我们总能嗅出那个甜滋滋的味来，然后偷偷地舀几调羹吃。为了甜食，大概每个孩子的嗅觉细胞都能发挥出巨大的潜能吧。等到做冻米糖的那天，满满一菜瓶糖饮，已经被我们偷吃掉一小半了。做冻米糖的师傅，是从润房村请来的。他把一口大铁锅架在我们平时做饭的锅洞里，在大锅里倒进小半锅发黑的砂子，把砂子炒热，再分几次把饭干倒进砂子炒熟，然后用筛子把砂子筛回锅里，而炒熟了的饭干则倒进一个筐里待用。饭干全部炒熟后，就开始煮糖饮，一边煮一边搅，一直到粘糊糊的糖饮稀得从勺子里倒下来成一根丝为止。倒入炒熟的饭干，不断地搅拌均匀。师傅把拌了糖饮的饭干倒进桌子上四根木棒围成的一个框里面，用擀面筒压结实，最后再纵横交错地切成片。冻米糖做好，我们的幸福日子就到来了。满满两洋油箱，原本打算是吃到年后的，但是在此种松脆香甜的美食前面，哪里还会有抵抗力呢？一般不到过年，就被我们哥俩消灭掉了。父亲去世后，家里的菜瓶里没有再装过糖饮，家里自然也没再做过冻米糖。

　　外婆家也有这样一对印有青花的菜瓶，那里似乎永远有吃不完的甜食。每次去外婆家做客，她必会打开大橱门，抱出菜瓶，然后从里面摸索出一大堆好吃的，或冻米糖，或秤管糖，或糖球，亦或是蜜枣。以至于我每次去她家，功利到一进门眼睛就贼溜溜得到处找那个青花瓷菜瓶。

　　读师范时，我迷上了大白兔奶糖。有段时间，为了完成一幅毕业作品，我把自己关在小画室两个月，一边吃糖，一边画画。往往一天下来，桌上就一大堆搓成细条的糖纸。这个举动，是我从电影《英雄少年赖宁》中看来的——赖宁喜欢在做作业的时候吃糖，7然后把8糖纸搓成细条条。我发觉这样做确实挺爽，而且有助于集中精力进行创作。那些nba球员喜欢在打球时咀嚼口香糖，估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吃大白兔奶糖的癖好直到现在都没改变。好多次，当学生考出好成绩，我就用大白兔奶糖作为奖励奖给他们。有时虽免不了被孩子们说幼稚或小气，而我依然乐此不疲。相信对于甜蜜，他们是不会拒绝的。

　　随着年岁逐增，我知道多吃甜食其实并不好。有一年单位组织体检，从未出现过一项不良记录的体检表中，终于赫然出现了“尿糖偏高，建议定期复检”字样时，我才恍然而悟。妻嗔笑道：“吃吧吃吧，吃到五十岁，就不许你再吃甜食了！”我嬉皮笑脸地回应：“宁可甜死，也不苦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