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儒商

　　什么叫儒商？

　　时至今日，对于儒商的定义，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人士对此一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不过归纳起来似乎应该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人。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之长的商人；儒商与一般商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前者非常重视商业道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或者说儒商是指有文化的、讲道德、善理财、会管理、创效益，并且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具有综合创新能力，具有现代意识、区域意识、全球意识，还应该懂外语和会使用电脑，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有品牌战略思想、有成功后反哺社会，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根基，以创造社会财富、服务于天下为责任的商人。

　　写到这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商人吗？

　　早在远古的时期，神农氏便教人们“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我国的商业活动由此而发源。到了西汉司马迁修《史记》的时候，还专辟《货殖列传》一篇，以讲社会工商经济发展之繁盛情形。于是历史上就有了春秋后期的陶朱公范蠡，历代晋商、徽商中的佼佼者。但追溯中华儒商的渊源，其始祖应该是两千多年前的孔门高足——端木子贡。

　　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子贡小孔子31岁，17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真谛和儒学精髓，被誉为“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出生于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加上经常跟孔子周游列国，得以开拓视野，这也为其以后从事经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记载亚圣孟子仅用了215个字，而写子贡却用了5000字，足见这位大史学家对儒商的开拓者子贡推崇之深。

　　当吴越大军远征北方，吴王夫差强征丝棉以御寒，使丝棉紧缺、价格走高的时候，子贡便抓住商机，从各国收购丝棉到吴国贩卖，这一“价格差”让他捞得了“第一桶金”。据《史记》记载，他“鬻财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跨国生意，自然就赢得盆满钵满。而子贡虽做买卖，却不忘儒家学说。

　　《吕氏春秋》记述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谓千古流芳。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以诚待人、诚信交易。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忆则屡中”、“义利双赢”的最高经商境界。旧时的商人不少都记得“子贡经商取利不忘义，孟轲传教欲富必先仁”的对联，而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也承认沃尔玛最初的灵感就来自于子贡。

　　然而中国无论历朝历代、或者说旧式的中华文化中始终都是轻商的，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的阶级，历来都是列在四民之末。每当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那些大胆的刁民、那些端着枪的士兵、那些扎着头巾的农民军首先哄抢的就是当地的商号和商人的深宅大院。为什么？为富不仁、巧取豪夺，无论走到哪里，那顶奸商的帽子总是甩不下来的，所以就可以理解，无论是那些发生了颜色革命的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还是天翻地覆的阿拉伯世界，华侨的商号总是被哄抢一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其实最开始的晋商根本不能称为儒商，不过就是年年走西口，到蒙古大草原长途贩运的那些来自黄土高坡的泥腿子们，天时地利人和使得他们得天独厚的成了商人而已，一点风吹草动就使得他们土崩瓦解也是不争的事实，陈建斌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不过就是艺术化的故事，他在那上面表现的也够土的。

　　我们对于儒商的风雅之想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明清时期的一代徽商，因其自宋元以来，徽商的儒雅之名最盛，贾与儒的密切联系，商道与儒道之间的水溶交织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以徽地为首，商人之中崇儒重学风气日盛，商贾之人往往在从商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商之后同样好学不倦，以后老而归儒，更有甚者，在家业兴旺、财源滚滚的鼎盛之时毅然退隐山林、弃商从儒，就不得不叫人佩服。

　　在那以后的商人很多，近代的都几乎来自江浙一带和上海滩。最成功的无非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宋子文。先把自己的大姐宋霭龄送给孙中山当小秘，再把自己的二姐宋庆龄送给那个喜新厌旧的孙文当老婆，可惜那个家伙无福消受，一命呜呼，好在宋氏三姐妹的老三宋美龄被蒋介石看中，宋子文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可惜宋子文贪得无厌，据资料说，美国援华的美元有三分之一落入了他的口袋里。这也无怪乎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再也不准宋子文踏上宝岛半步。这样的人不能算是儒商吧？

　　再后来，因为体制改革、因为改革开放，儒商的概念为之一变：不见得是满腹经纶的书生之儒，而应该是胸怀家国天下的大气魄、敢为天下担道义的义勇风骨；可以不寄情山水、也不舞文弄墨，但却一定是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伦理道德来引领自己行为的仁、义、礼、智、信的商人；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并能急公好义的商人；是不但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还可富则兼济天下的商人才能称其为儒商！

　　司马迁在《史记》里即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利的追求，士、农、工、商、王公大臣无一例外，而当这种对于利益的追求任其发展不受约束，便出现礼义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的局面。于是就有人提出“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修己以安百姓”的取利原则。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世人生存压力日益繁重，商场勾心斗角气氛日升，宣扬脸皮要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的厚黑学悄然兴盛，就有那些越来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就有那越来越明显的官商勾结，就有那越来越层出不穷的山寨、假货、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未竣工就坍塌的大桥、未通车就折断的道路，还有伪造学历、翻脸不认人、下井落石、过河拆桥，更有令人喷饭的荒谬言论、叫人拍案而起的商界怪现状更是把人弄得眼花缭乱，不能不说所谓的盛世却没有如期而至的儒商的确是一大悲哀。

　　可是有人起来辩驳，那种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的儒商古有陶朱、子贡、白圭等人，后有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商帮，现今也涌现出“克勤克俭，富而不奢”的李嘉诚、“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荣氏家族、还有邵逸夫、霍英东等具有新时期儒商精神的现代儒商。

　　李嘉诚的遗嘱写明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不能分家，可见他不能算是儒商；霍英东是个争议颇大的人物，自然也不能算；邵逸夫引领了香港大半个世纪的娱乐方向标，褒贬参半，不过全国到处可以见到他捐资建造的学校大楼，所以他能算是半个儒商；至于荣氏家族，荣智健在中信香港上市的时候，雪片般的检举信从各地飞来，后来居然石沉大海，国家还投入巨资最后连个零头都没有收回来，其中的秘密谁能解得开？所以那完全是一代奸商。

　　对于现在的商人，他们无疑占尽天时（改革开放的政策）、地利（中国这块廉价劳动力的市场）、人和（官与商的完美结合），所以就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累累硕果，就被称之为儒商了。不过这些儒商所具有的儒是与政治联姻的基础，政客们完全可以打着“无商不富”、“无商不活”的幌子与商人结成亲密的伙伴，为商人提供政治保护。因为商人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政治协商等途径进行参政议政，也就把儒商的羽翼变得更加丰满，这也是历史上所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正在被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装入商人的腰包，于是那些富二代、富三代就将那些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巨大财产或者通过移民转移到国外去，要么就会大肆挥霍，把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的称号喜滋滋的戴在自己的头上，根本不知道人的生存享受只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灵魂的，其实“为儒”的过程就是灵魂获得满足的过程，“为商”的过程就是肉体获得满足的过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 季氏》）这里提出的九思，说的是有文化有教养和素质高尚的风范，也就是儒商应该具有的基本的风范。儒商精神应该包括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是尽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气。

　　可惜，那个号称拥有23万会员的中华儒商联合会，在2012年3月被爆出在大陆未合法注册，收钱使用个人账户，其中牵涉多位社会名人和企业家。更被揭露出2011年8月在乾县一中举行的一场爱心捐助活动，中华儒商总会号称捐出5600万，而实际上人家只收到30万，还主要是本地企业家捐赠的。更好笑的是为了接待这些儒商，该中学的接待费用就共花了30多万元。事情越闹越大，到了2012年6月初，北京市工商部门表示中华儒商总会办公地已经是人去楼空。那些道貌岸然的儒商自然也就作鸟兽散了。

　　所谓儒商，在我看来，不过是商人出于自己处于对四民之末的尴尬地位的修正而努力在生活形式上踮起脚向士子看齐，不过就是希望将长袍马褂换成西服革履，就能从为富不仁变成道貌岸然的一种希望而已。“贾而好儒”是口号，“附庸风雅”才是实质。就和湖北的商界呼吁把鄂商改为楚商一样滑稽。（2012-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