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有一条建军街， 是这个城市的主街。街的东端是新四军纪念馆，西端是泰山庙，也就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也许建军街就是由此而名。

　　城市是一个古城，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城里还保留着城墙、县衙、文庙、贡院等旧时的建筑，但这一切，连同当时的民居，都于抗日战争中被焚毁。一九三七年冬，南京沦陷后，日军沿泰州、海安、东台，长驱北进，国民党政权弃城而逃，城门四开，城内秩序混乱，四郊农民便乘机进城抢劫；又怕日后政府回来追查，便于抢劫后纵火焚烧。一九三八年春，日军占领城市，又放了一把火。经此两劫，建军街——那时还不叫建军街，几成一片废墟。

　　据老人讲，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建军街，只是一条巷子，行人多时，有黄包车经过，便要贴墙而立。我见过解放初期建军街的照片，两旁都是草棚茅屋，街面坑洼不平。一九五八年，建军街扩建，按照当时上海、南京街道的规模，成为一条宽阔的街道。据说，当时的地委书记陈宗烈，还为此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

　　我正是在一九五八年来到这个城市的，住在建军街西端的泰山庙。其时庙已不存，那里是一个机关大院；现在的泰山庙是后来重建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建军街是一条不长的街，大约还不到两公里，人们戏称：“一个公园两只猴，一个警察管两头。”当时街上还有茅屋。有一个电影院和一个胜利剧场 ；那时文化生活极其贫乏，过年过节才能看一场电影或者戏。但城里的影剧院，都和我父亲很熟，我经常在那里看不花钱的电影和戏。胜利剧场对面有一个奇园饭店，一九四一年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时，常在这里吃包子，因而驰名。街的中心，也是全城的中心，是铜马广场，早先那儿叫中市桥，据说桥下还有一条河，穿城而过，但我已经没有这样的记忆。我只记得文革期间，那里是一座“忠字塔”，一层宝塔的规模和形状，塔四面是毛主席画像和林彪的题字。“忠字塔”是那时城市的政治中心，人们在那里演过文艺节目，宣传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在那里跳过忠字舞；在那里批斗过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那里庆祝过“九大”胜利召开；在那里沉痛悼念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逝世；在那里欢呼粉碎“四人帮”…… 一九八六年，忠字塔拆毁，建起一座骑马的新四军战士铜像，更名铜马广场。铜像的大理石底座上，有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等新四军老战士的题字。但现在人们*惯还称那里为忠字塔，偶尔还能听到有上年纪的人称中市桥。

　　那时，建军街上只有三座五层大楼，一是地委大楼，一是军分区大楼，还有一个邮电大楼。地委大楼门前有解放军站岗，我小时经过那里时，总怀有一种敬畏的心情，趋步而过。一九六六年夏天以后，学校停课，在家无事，整日东游西荡，记得那年冬天的一天下午，阴云四合，北风吹面，我走进了这栋大楼，大楼里空无一人，有的房门紧闭，有的门窗洞开，走廊和办公室里，纸片飘落，书籍狼籍；门把手、窗户上的铰链、把手，凡是铜的东西，包括楼梯上镶的铜条，都被撬挖一空。我站在楼顶平台上，望着北边街对面，有两派工人造反组织，一个个头戴安全帽，手拿棍棒，正在武斗。不久这座大楼就成了城里最大的造反组织“杀派”的司令部。二十四年后，也就是一九九0年，我又走进这座大楼，这次我是到这里来工作的，我在这里工作了十五个春秋。二00四年，这个大院卖给了一个浙江商人，搬出大院时，我向领导建议：“照张相吧，这是最后的触摸。”

　　现在，地委大楼、军分区大楼和邮电大楼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满街林立的高楼大厦，最高的达三十层。漫步建军街，真有恍若隔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