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 工 往 事（一）

　　 “文革”期间，“应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浩劫”性的文化悲剧之遗传，尽管与权势同流合污这么多年，用其多种浮夸的化妆，百般掩盖浅陋和丑恶，终于在其“如履薄冰”、“揠苗助长”的岌岌可危下，不堪一击地得“自我败露”、“纸难包火”了。

　　 北京大学，这位来自“草”的校长，“五四青年”节的校会上，很短的几句话里竟念错一字，而且是毫无声情并茂的麻木容貌面对大家。这种带有文化教育的头衔和官员，对文化知识不屑一顾的如此荒唐与傲慢，鄙人已经屡见不鲜的司空见惯了。只是因为鄙人一介草民、人微言轻，面对权威与头衔巨大强势和耀武扬威的杯水车薪，每每俱以无奈的败退和忍受，我早就遍体鳞伤的痛定思痛了……

　　 那些文化知识方面的“草”，在历史“良”机的侥幸下，纷纷取“苗”而代之。皇而堂之的进入了高校等文化教育雅地，负于重任者亦是大有人在。由于“草”与“苗”从本质上的天壤之别，草，也只能总是丑态百出、滥竽充数的草草了事、冠冕堂皇了。但他们从未意识、或反省过自己“天上掉馅饼”的自知之明。他们一味陶醉于功名成就的弹冠相庆里，总是绞尽脑汁着如何东西逢会、吃喝玩乐的更上一层楼；沉迷官场、谄媚巴结，寻思晋迁、色权交易；排斥正义、陷害真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毫无空暇静下心思增添学文、再接再励。就连他们挖空心思，用勾结弄来的留洋或进修机会，也不过是有的放矢的镀金形式、病态拉拢。显摆卖弄，叠索权威。旦等名利更加赫赫，特是当务施权、技高一筹，唯利是图、得意忘形。

　　 自家县城里的企业下岗了，鄙人虽然未上高校，却曾在研究所私自进修与返聘数年，加上从没简短过酷爱自学的*惯。在扩充高等教育的“天赐良机”里，我幸运应聘过外省的几家高校，先后以“外聘教授”任教二十年。在此期间，鄙人深知自己没有上过大学，知识欠缺，总怕误人子弟。几十年如一日，每每愈加宵衣旰食、手不释卷、刻苦进取不止。早在东北的一次，我有幸结交了徐悲鸿第八大弟子之一的李老师。在他的熏陶下，我对中国教育的脉源丛书《大学》等《四书五经》兴趣大发，曾一度与其密不可分、寝食相伴。

　　 如此一来，我逐渐对一些“教授”、“教务长”等等的头衔，在“不断充电”的胸有成竹、心中有数下，不再那么信赖与憧憬了。因为我开始发现他们常常的谈吐与书写中，还有不成体的文字安排，错别字连片、病句不休、讹误不断；屡屡语句不通、楞装斯文，往往大言不惭、自以为是。更令人疑惑的是，有几头戴桂冠的大学者，板书还真不及幼儿园的小手入目。

　　 为了正义，也为了从令、满足而不违抗“权威”的再三“请鉴”。满目不正之风，我在忍无可忍下，试图私下婉转地与有关“权威”坐谈过。可“权威”必竟实属“权威”，每每在当面客气的时过不久，我便会由此因其人的权属，加上充足的理由，被停职另向。

　　 记得，在陕西一家高校“受聘”讲座刚罢。这家校园里，总是看不惯我的那位权威老教授，托一学生传唤我。我刚走进他的办公室，如雷贯耳的唾液喷溅，劈头盖脑地向我强词夺理、训斥一番。说是“格物致知”这一课题，纯属我借着自学来的文学功底，胡编乱造，蛊惑人心。我很是冷静地请教完他的“恼羞成怒”，便反问他：“你确认是格物致知吗？”

　　 他翻开他的“观摩记录”，重复的瞅了瞅“白纸黑字”，肯定地说： “是，着重的就是这一句。”

　　 我坚持“有案可稽”，用缓和的语气让他打开电脑“验明正身”。果然，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放下装腔作势，说出了一段肺腑之言的良心话： “我的奚老师，不好意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那时的大学生，根本就没接触过什么《四书、五经》。我这个教授的确是上级加封的，您那教授才是实践出来的。来来来，喝茶……”

　　 这位权威性的专家，虽说两人在一房间里，面对事实心悦诚服了。可一到众人群里，对我的态度，仍然顽固坚守着他那傲慢自大的高高在上。我顺着他整日忙活在麻将桌的眼镜框，极其藐视他的虚饰和诡伪。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几天，我在这家院校的“外讲”，又被终止了。新的课堂又去何处拭目以待，鄙人早已*以为常了。

　　 不过，这些曾经的过往云烟，在今天看来，还真不如每飧酒盅与小碟牛肉的美妙与实用。

　　 目前，到处“持证上岗”，我这位唯恐“无证违章”的赤手空拳，也就借此打住年龄不饶人的折腾了！

　　 自奚健斌手稿

　　 201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