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节日话童年

　　前些日子，我问几个学生可做过什么玩具，因为现代教育理念认为游戏是儿童的天赋权力，既然他们有这权力，那么他们在童年时一定做过许多游戏，做过许多游戏必定会自制游戏的工具。我疑惑自己问学生的问题是不是太弱智，学生会不屑回答的。果不其然，学生只回答三个字“没做过”。不过我很有耐心，从各个角度去旁侧敲击，企图让学生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但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学生依然固执地回答“不知道”。我思忖自己，是否自己年纪大了，与学生有代沟了，学生不愿与我交流，还是学生真的没有做过游戏的工具——玩具？我曾找过与我关系不错的学生，私下问他是不是做过玩具，他的回答是诚挚的，没有一点让我觉得是代沟的问题，而是他们的的确确没有做过玩具，所以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讲的是实话。

　　小孩爱玩，却没做过玩具，这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揣摩了几天，终于有了点线索，一是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发达，儿童玩具的制造已经形成一个产业，不街小巷的店铺里都有儿童玩具，自然不需要儿童自制了；二是现在的人安全意识比较强，大人生怕自己的孩子有个闪失，于是不让孩子摆弄这些东西；三是自制玩具太辛苦，孩子不愿去吃这个苦，做这些过了儿童这个年龄就成死货的东西；四是电脑已经普及，网络上的游戏非常吸引人，别说儿童了，就是成年人沉迷其中的何止成千上万……

　　但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贫穷的，贫穷到买不起一个乒乓球；我的童年是单调的，单调到满村只有一种颜色——红色。但我的童年是自由的，自由地玩耍，自由地创造。

　　看战争电影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娱乐方式，电影中那些英雄人物是小孩崇拜的对象，孩子们都渴望长大后能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于是拥有一把小手枪便成了男孩子的梦想，你想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那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啊。手枪是武器，不能买，也没钱买，想别把手枪怎么办？那就做呗。于是从楼下找到楼上，从橱里找到柜里，家里的每个旮旯都找遍，终于找到一块木板，那种高兴劲甭提有多高，拿着板，哼着《英雄的赞歌》，先在板上画着线，然后找锯子。如果自家有锯，马上就可以动手，把木板一头放在凳子上，自己爬上去用脚踩着，然后用一只手按住木板，一只手拉锯。我家的锯是大锯，锯这种小东西不行，只好去有小锯的人家借。借的时候人家要反复叮嘱：“小心，别锯了手！”那时借到锯已是兴奋得忘记一切，急着要做手枪，哪管人家吩咐，一边应答着，一边拿着锯跑到老远了。其实做手枪并没有孩子想得那么简单，往往失败的多，有时手还会被锯或是刀子划伤，每一支成功的木手枪都凝聚了大人的心血。但小孩参与了手枪制作的整个过程，因此手枪制作成功后，孩子往往会手举手枪，嘴里嚷开了，“我做了把手枪！我有手枪了！”大人则站在那里摇摇头，说道：“这孩子！”

　　木头枪虽然不能打子弹，但也能打响，因为木头枪也有枪栓，不过是木头做的，用铁皮包上，往枪把上一钉，然后用牛皮筋一扎。从货担上买来纸炮，撕下一个，放进铁皮，拉开枪栓，把手一抵，枪栓抵上抢把上的失皮，“砰！”一声枪响，孩子的欢乐随着纸炮的烟，升上了天空。于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平原游击队队》《地雷战》《地道战》中的情节便在孩子们的手枪下一遍又一遍地上叙述着。

　　那时，交通不发达，汽车是个让成年人和孩子们向往的东西，坐真的汽车，太奢侈了，虽然公共汽车的票非常便宜，五分钱就可以从我的家乡坐到公社所在地，但我们即使是去公社所在地的粮站买米，也是徒步去的，回来的时候，挑着担，不知在路上要歇息多少次，要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才能到家。就是这样也舍不得用五分钱去坐一次汽车。我第一次坐汽车已是到了高中，进初中是公社所在地，天天来去步行，迟早贪黑，也没觉得多辛苦。

　　坐汽车无望，那自己做辆车坐坐总是可以的。于是几个小孩相约，你家出木板，我家出棕树，他家出大铁钉。做汽车其实并不难，只要有材料就ok了。但要把山上的棕树砍下来运到家，决非一个小孩能做成的事，需要几个孩子一起，走在山路上，手拿砍柴刀或是斧头，径直去有棕树的地方，你砍几下，我砍几下，他砍几下，交替进行。砍一根棕树要几个小时，有时稍不注意，人就从山上往下滚，滚到山脚下，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又向山上走去。棕树砍回家，把棕树每两寸截取一段，裁四段，把中间掏空，就成了四个车轮子，然后用两根木棍戳进去，用铁钉固定，再把装有轮子的木棍固定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在木板的一端中间钉上大铁钉，或是把木板挖个洞，系一条粗绳，车便成了。一人坐在上面，前面一人或两人拉，如此几人轮换，大家都有机会过过坐汔车的瘾。制作每一样游戏玩具，既有欢乐，也有危险，正因为此，童年的游戏才让人痴迷，让人终生难忘。

　　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玩耍和创造中度过的，色彩是单调的，日子却是快乐的；生活是贫穷的，游戏却是多姿多彩的。这种快乐和多姿多彩，让我们忘记了单调和贫穷，让我们在游戏的时候不知不觉培养了实干精神、协作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和创造精神，它成为我们终身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