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探亲回来刚上班，电台党委书记赵建华找我谈话：“经广电厅党组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电台成立总编室，下设宣传科、节目管理组、记者管理组、汉语通联组、维语通联组、汉语播音组、维语播音组、资料组等八个科组，由电台副台长于尧宾兼任总编室主任，你和吐尼亚孜、陈亮任副主任。”在电台总编室首次全体职工大会上，我诚恳表态：“服从分配，搞好团结，依靠群众，努力工作，决不辜负电台党委和全体职工的期望。”在成立总编室党支部时，我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

　　不久，于尧宾病退，电台党委决定由我主持总编室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更加勤奋学*，努力工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努力完成电台党委交给自己的各项任务。为了加强边远地区和部队的宣传报道，根据电台党委决定，我主动联系，在各地州和军区、武警、空军中陆续聘任了二十多名特约记者。这样，我这个兼任记者管理组组长的工作量成倍增加，每天要修改、审定、签发大量驻站记者和特约记者的来稿。

　　驻疆空军特约记者刘发忠送来一篇一万多字的通讯《英魂铸昆仑_介绍驻疆空军某场站政委高华瑜的先进事迹》。我用了一天一晚上的时间，下功夫精心删改、编写，压缩到二千八百多字，经赵建华书记审定后，在电台晚联播和早新闻节目中分四部分连续播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驻疆空军政治部将广播录音磁带和其他资料一起报送中央军委。

　　在驻站记者和特约记者中，既有主任记者，又有助理记者，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我联系编辑工作实际，针对记者来稿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撰写了《记者要善于自己发现新闻》、《要重视广播新闻的导语写作》、《广播新闻改革之我见》、《怎样使广播新闻新而短》、《正确处理节目创优与创收的关系》等业务论文，先后在《视听天地》、《新疆新闻界》杂志上发表。一些记者看到这几篇文章后，纷纷给我打电话或写信，称赞文章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对他们很有启发、帮助。

　　近几年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泛滥成灾。面对金钱的诱惑，我坚持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清醒头脑，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从不搞“有偿新闻”，不拿红包，不写不编不发“关系稿”，不记“人情分”。1993年召开“乌洽会”时，某驻地记者送来一箱啤酒，我实在推辞不掉，就全部让给了司机和其他同事。某驻地记者来电台办事，给我捎来几公斤杏干，我硬要按价付款。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去五家渠皮革厂联系联办节目事项，厂领导提出要给我们每人赠送一双高档皮鞋，我婉言谢绝。

　　为了增加总编室创收节目时间，除了原定的“联办节目”外，在不增加人员、经费、设备的情况下，创办了“广播医院”节目，我兼任节目组长，同索红月、纪中、文萱等同事一起，齐心协力，办好节目，抓好创收，使节目越办越好，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这一年，我被广电厅评为优秀党员。

　　1994年下半年，广电厅人事处派人来电台总编室搞民意测验，现有三个副主任中，推选一个主任。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推荐我为最佳人选。后来，不知何故，电台党委将天山经济广播电台副台长林一奇调来任总编室主任。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大家一样，都感到很意外。许多同事为我愤愤不平，都说我太老实了，只知道埋头苦干，不会走上层路线，太吃亏了。我虽然也想不通，又不好意思找电台领导。心想：自己不善言辞，笨嘴拙舌的，领导几句话就把你顶回来了，何必自找没趣，自寻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