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

　　很多读者知道，王汶石是一位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清新、向上的魅力，把读者引进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是，关于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伴侣生活，却鲜为人知。为此，我在古城西安访问了他。

　　满头银丝的王老，慈眉善目，给人以质朴宽厚之感。他待人亲切，和老伴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经历。

　　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万荣县黄河岸边的鱼村。“西安事变”后，正在县城上高小的王汶石参加了“山西人民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任“牺盟会”下属县“儿童救国会”主席。“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在王汶石的家乡东渡黄河。王汶石带领儿童救国会的小伙伴们在渡口迎来送往，慰问联欢，并访问了威名远震的贺龙将军。“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王汶石奔赴延安，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他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土改、大秧歌运动。他在这个文工团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演员、创作员、组长、副科长、团长等职。跟着西北文工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整个解放战争，写下了《抓壮丁》、《边境上》、《一杆枪、一顶帽》等早期作品。1946年，西北文工团在陕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征调了10多名团员，其中有个正在米脂中学读书的15岁的女学生，叫高彬。高彬是米脂县城人，从小读书，聪明好学，是一位文雅而又活泼的姑娘。她参加文工团后，服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她当演员，她就认真地演好戏；安排她做别的工作，她也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1948年，她在陕北黄龙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同王汶石在一起工作，3年解放战争又一直同在西北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便互相交谈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交流演出和工作的经验体会，彼此不断加深着了解。特别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宣传鼓动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共同志向，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共同理想，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高彬觉得王汶石人品高尚，才华横溢，正是意中人：王汶石觉得高彬纯洁忠厚，好学上进，非常理想。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们就在这座古城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

　　这年春天，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工作团2团团长，高彬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建国后，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副主编，高彬调任西北曲艺改进协会副秘书长，兼西北文化部曲艺组组长。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王汶石任分会秘书长，高彬任分会秘书室主任。1955年，王汶石成为专业作家，高彬调到分会创作委员会任干事，处理日常工作。此后，王汶石多次深入陕西渭南农村，亲自参与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运动，广泛接触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创作和发表了《风雪之夜》、《土屋里的生活》等小说。1958年，他又在渭南深入生活，参加了整风和水利运动，创作了《在白烟升起的地方》。回西安写下了《大木匠》、《春秋》、《井下》、《米燕霞》等作品。同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选集《风雪之夜》，选收了他1958年以前创作的11篇小说。这年，全国棉花进军会议在陕西召开，植棉能手、妇联主任汇聚渭南，会议上交流的一件件感人事例，展现了我国农村妇女意气奋发的昂扬精神，这深深地打动了王汶石。他以饱满的激情，优美的语言，写出了当代名篇《新结识的伙伴》。这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受到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推崇。以后，王汶石还到陕西咸阳等地深入生活，曾任咸阳县委、市委副书记。1960年7月，他参加第3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2年，他去开罗出席第2次亚非作家会议，后被推选为亚非作家协会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

　　高彬是王汶石的得力助手。她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很多家务活，照顾、教育子女；另一方面，她认真阅读王汶石的手稿，帮助推敲、修改、校订、清抄，并且常常出点子、想办法，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或征得王汶石的同意，真接予以修改。王汶石同志深情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有着高彬的心血。多少年来，王汶石只要在家，他的早点都是高彬亲手动手做，王汶石也最喜欢吃她做的菜；什么季节、什么时候，王汶石该穿什么衣服，高彬都替他想得非常周到。冬季，她总是把王汶石换洗的内衣包在热水袋或放到暖气片上，让他在第2天早晨穿起来热乎乎的。王汶石对待高彬也体贴入微，近20年来，高彬理发从来不上理发店，她的头发，都是王汶石亲手剪的。

　　“文化大革命”中，王汶石同许多正直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挨批挨斗，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作家”、“阶级异已分子”等帽子后，造反派逼着高彬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善良的高彬不仅没有那么做，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体贴、照顾王汶石。高彬看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患了哮喘病，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时，王汶石的工资被冻结，他们一家5口人（有3个孩子）和一个保姆的生活全靠高彬一人的工资支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这样，高彬总是自己省吃俭用，还要给在危难中的王汶石做些可口的饭菜。她担心王汶石受不了批斗，怕出意外，就安慰他说，我们要相信党终究不会冤枉好人，你的问题一定会有正确结论，会解放你的。妻子的体贴、关心，使丈夫被摧残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

　　造反派见高彬不仅不同丈夫划清界限，还坚定地站在一起，便使出种种招数刁难她。他们抄家时，抄了王汶石的手稿和日记等许多东西。为了给高彬难堪，他们把各种各样诬蔑王汶石的材料以及王汶石过去写下怀念、赞美自己同高彬相爱、结合的日记，加上歪曲侮辱性的按语刊登在他们的小报上，命高彬带上到西安最繁华的地段销售。

　　1969年底，造反派把王汶石同柳青、杜鹏程、胡采等同志下放到陕西泾阳县一个干校劳动。这时，造反派问高彬有什么要求，高彬说，我要王汶石跟我一起下放去农村。可是，造反派偏偏不许，却把她下放到陕北子长县的吴家寨子插队劳动。当时，他们的大儿子17岁，被派到陕南修襄渝铁路，女儿12岁，由高彬带往陕北，最小的孩子5岁，只好让保姆在西安照看。一家5口人，就这样分散在4个地方。高彬到吴家寨子后，很快就同当地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她和农村大嫂、大娘们同吃同住同干活，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这儿正掀起农业学大寨、大修水平梯田的高潮，高彬早起晚归，拼命劳动，不到一年，竟把一把新铁锨的锨刃磨下去了两公分，第二年不得不加了一次钢。

　　后来，高彬被调到延安地区知青办编辑“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1972年春节过后，王汶石从干校调回西安搞戏剧汇演。这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才把高彬从延安调回西安参与编辑《陕西文艺》。从1973年到1984年，她先后在《陕西文艺》、《延河》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10余年。从1984年开始，组织上安排她做王汶石的专职助手。

　　王汶石和高彬严格要求子女，3个孩子在家庭的熏陶下，都好学上进，努力进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

　　粉碎“四人帮”后，王汶石重新拿起笔创作，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通红的煤》、《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等优秀作品。他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

　　王汶石同志在过64岁生日时写了一首题为《赠玉墀（高彬的小名）》的诗赠给高彬，叙述了他们的伴侣深情：

　　南京背信义，延安点兵急，

　　无定河边丽女，慷慨著戎衣；

　　千里等闲徒步，沙场不让须眉，

　　赤心对红旗。

　　三载共刁斗，战地结比翼，

　　连理情，战友义，与天齐；

　　四十寒暑，地倾天斜从不移。

　　而今两首华发，并有儿孙环绕，

　　携手还相依。

　　犹忙夕照事，漫天彩云绮。

　　 原载《人生与伴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