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兴趣和年龄成反比，小时候最心切，越往后越寡淡。

　　记得六七岁的时候，刚进腊月门，零星的鞭炮声一响，心里就草长莺飞了。那时家里穷，财政大权由奶奶一手掌控，去祷告奶奶，“我要鞭炮，我要鞭炮”，奶奶总是敷衍我，说等过年可，我知道，过年也不过一挂百十头的小鞭。失望之余，就想要是能捡个钱包就好了，于是走路经常低着头，寻寻觅觅，望穿秋水。只可惜，那时家里都穷，有这个想法的肯定不止我一人，大路上干干净净，莫说钱包，砖头瓦块都不见一个，有也早被人捡回家了。

　　退而求其次，捡不到钱包，能踅摸点铁头子，牙膏皮也行，卖了也能攒点钱。于是王家胡同张家坟，油坊街，城墙根，苇子壕等，老驴拉磨一般，一趟趟在村里转悠。奈何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质极度匮乏，家里的铁器大概只有菜刀和农具，谁会败家到把吃饭用的菜刀或者种庄稼用的家把什扔到大街上哪？

　　真正捡到钱还是几年以后，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了，家里依旧穷，五毛钱的花费就需要奶奶下很大的决心，但有些人家日子稍微好些了，于是钢?之类的小钱便会遗失在小路上。

　　那天也该着我发财，我好像是拿着铁丝去狗蛋家里让他给我弯个火柴枪。那会火柴枪流行，具体做法是用四号铁丝做成枪的骨架，用自行车链轮做枪管，链条做顶针，火柴头做引药，橡皮筋一头连着顶针，一头挂在扳机上，用橡皮筋的弹性撞击引药，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既好玩，又花费不多，是那时最高精尖的玩具，男孩子几乎人手一个。

　　狗蛋学*不行，大冬天经常流着二尺长的鼻涕，但手很巧，也有劲，一根硬硬的铁丝在他握有钳子的手里宛若线团一样柔软，一会的功夫，一把像模像样的手枪便出现在我眼前。然后，再像组装电脑一般有条不紊的加上各种部件，当组装完毕，火柴枪击发成功后，我有点欣喜若狂，迫不及待的想拿着到大街上去和小朋友们显摆显摆。

　　我没有走正路，而是想抄小道，就在翻越一道矮墙时，突然发现地下亮闪闪的，定睛一看，原来是数枚硬币，有五分的，有两分的，有一分的，加起来有好几毛。发财了，我大喜过望，要知道，那会一盒火柴二分钱，正好相当于一个鸡蛋的价格，可以玩好一阵火柴枪，但就这两分钱去和奶奶去要，也要磨很长时间，人无横财不富，我从小就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后来想，那些硬币肯定是有人像我一样为图近道翻墙时从兜里掉出来的，估计他发现钱不见后，会懊悔郁闷很长一段时间，毕竟，那时谁都不富裕。

　　至于捡牙膏皮攒钱还是在去部队以后。

　　我大概从七八岁开始，每年冬天都要在父亲的部队里度过，父亲的同事为逗我们小孩子开心，经常会拿着牙膏皮对我们说，“叫叔叔，谁叫的好就给谁”，一个牙膏皮也可以卖二分钱，对我们是极大的诱惑。奈何，僧多粥少，加上我的嘴不够甜，牙膏皮很少能落到我的口袋里。于是，我便下连队，去连队的垃圾桶里翻捡，运气好的时候一次能捡好几个，像中大奖一般，高兴的我做梦都能笑出声来。除了牙膏皮之外，我还会捡到糖纸，烟盒，那会我正收集这个，回去清理干净了，一张张贴在本子里，去和小朋友比试，显摆。现在我楼下的垃圾桶经常有人翻捡，看到他们，我会不屑的想到，这活哥们几十年前就干过。

　　小时候过年除了放鞭炮之外，最大的盼头就是吃了。那时候一年到头除了队里死个牛可以分到一点汤汤水水的下水之外，基本见不到荤腥，即便过秋过麦，人累的半死不活，也只有个咸鸡蛋打打牙祭，因此，对肉的渴望格外强烈。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过年前生产队杀猪，我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记得那次好像是在油坊街上一个凹进去的院子里，十几头猪被圈在一起，哼哼唧唧，周围站满了围观的闲人。很快有一头猪被五花大绑到一条板凳上，板凳下是一个搪瓷盆，旁边一口褪猪毛的大锅，正热气腾腾。杀猪的张大炮半跪着，将猪头使劲按向一边，将一把闪着亮光的锋利的尖刀一下捅入猪的心脏，猪一声嚎叫，鲜血喷涌而出，汩汩流入下面的搪瓷盆里。兔死狐悲，目睹这头猪的惨状，其他的猪们惊恐得纷纷嚎叫起来，凄厉的叫声此起彼伏，响彻在清冷的村庄上空。被叫声所刺激，周围的看客们非但没有被激发起怜悯之心，反而越发兴奋起来，仿佛闻到猪肉的香味，眼睛里充满对猪肉的渴望和杀生的快感。

　　那一年农村的生活已经改善了很多，据说每人可以分到五斤猪肉，我们家孩子多，加起来有九口人，可以分到四十五斤猪肉，那是多么一大片肉啊，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大吃一顿了，我小小的心里充满着对那个场景的期盼。可让我失望的是，这样的盛宴一直没有出现，除了年三十吃了一顿肉馅饺子，年初一吃了一顿有猪肉粉条的炖白菜之外，再也没见到猪肉的影子，那些猪肉都去哪里了哪？我到现在也迷惑不解。

　　尽管没过瘾，尽管有些失望，平心而论，相比姐姐和弟弟，我吃到肉的概率比他们还是要多一些，这多出来的部分主要是走亲戚。

　　我小时候长得白白净净，模样周正，很有个人样子，奶奶回娘家，妈妈走姨家便都喜欢带着我。

　　奶奶的娘家在我们村六七里之外，虽然不算远，但奶奶是个小脚，一步挪不了三寸。经常是我在前面蹦蹦哒哒的走，猛然间，不见奶奶了，回头一看，奶奶还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正踮着小脚，左摇右晃的走着，两天细腿像细脚伶仃的圆规，梳理得油光水滑的簪子一颤一颤的。然后就住下等她，和她并排走了几步，不耐烦，就又跑了，反复多次，等到了舅老爷家里也就中午了。

　　舅老爷家的妗子是个很虚火，很会说话的人，一见面就拉着我大惊小怪的叫起来，“哎哟嗨，你看俺那孩，一看就是大庄里的孩子，长得咋那么俊哪”，每当妗子姥娘这么说的时候，奶奶就在一旁抿着嘴笑，心里隐隐有些自豪，这大概是奶奶最想听到的话吧，一上午的辛苦也值了。

　　我们家里穷，舅姥爷家里更穷，中午吃的炖白菜，上面有两片薄薄的肥肉片子，吃到嘴里几乎都要花了，这还不知道是他们家会了多少次客，摆了多少次样子留下来的，被我很不懂事的消灭了。

　　有一次吃完饭没事，我闲逛到舅姥爷家的饭屋里，看到房梁上吊着一个篮子，我有些好奇，踩着凳子爬上去一看，里面黑乎乎的像窝窝头，我拿了一个去问奶奶，这是什么，被妗子姥娘看见了，妗子姥娘又大呼小叫起来，“哎哟嗨，你看人家孩子，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你姥娘家经常吃的粮食啊”。后来我知道，那是一篮子高粱面窝窝头，妗子姥娘要好，大过年的，怕被外人看见，有意吊起来藏着的，又被我很不懂事的揭开了。

　　真正能改善生活，大口吃肉，还是要随军到父亲的部队以后。

　　那是八十年代初，那时父亲刚刚提了副团，工资涨上去一些，加上为安置转业军人，经常去外省出差，父亲省吃俭用，将补助省下来，过年时便能买个猪头，我们一家人过年也能吃上肉了。

　　不要小看一个猪头，能出不少好东西，口条嫩香绵软，耳朵筋道巴脆，猪冻清爽滑口，都是上好的下酒菜，当然那些我们都吃不到，被父亲招待单位的同事了，我们能吃到的是红白相间，肥瘦参差的猪头肉。

　　那时春节期间部队里娱乐活动也单调，就是看电影多，从初一开始，大白天一场接一场，连看好几天，看得昏天黑地，经常是早晨起来还没清醒过来，就被父母拉倒了电影院，等回到家里已中午了，来不及做饭，妈妈就先给我们切上一盘猪头肉，我和姐姐，弟弟抢着吃，一会就吃光了，那个香，现在想起来还余味袅袅，铭记在心。

　　猪头肉好吃，但拾掇猪头可是个麻烦活，那时的猪头就像现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毛坯房，带着猪毛，原生态。别的地方的猪毛还好收拾，鼻子眼和耳朵里的难处理，需要用火钩子烧红了慢慢烙，每当过了小年，我们家里便弥漫着一股烧猪毛的味道，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兴奋起来，我知道，年说来就来了。

　　如今过年，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反而什么也不想吃了，每当回味起春节，萦上心头的还是烧猪毛的味道，还是猪头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