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老师们

　　王志英

　　 什么是老师？百度曰：教学生知识的人，尊称传授文化、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的人。老师一词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后来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学生的学*引路人，是生活的指导者，人生的方向标。

　　朝着这个解释，我写下了这篇短文。

　　（一）

　　 母亲爱她的子女，老师爱他的学生，其实，老师就是另一种母亲。

　　我才8岁时，刚刚由初一升到初二，突然间患了水豆痧 ，满身红晕，满身子粒，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成天就像吃了迷魂药一样，躺在炕上迷迷糊糊的……

　　 爸爸突然喊：“李老师来了！”

　　 李老师，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一听说李老师来了，我似乎清醒了一些，想挣扎着坐起来。李老师急忙用手把我按住，说：“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李老师拉着我的手，向妈妈询问我的病况，妈妈一一告知，李老师又问：“看过大夫吗？”妈妈说：“看了，却不见效果。”李老师也急了，不过她说：“我有一个刮痧偏方，就是用铜钱蘸点小油，在孩子的身上、胳膊上刮来刮去，刮刮就好了，你不妨试一试！”妈妈急忙拿来铜钱和小油，李老师便挽胳膊码袖，用铜钱蘸上小油，在我的身上刮了起来。

　　之后，妈妈就按李老师的做法，在我的脊背上和胳膊上刮了几天，我的病情渐渐好转，直到全愈。

　　当时的情景，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因为人一辈子会遇到千万件事，有些会像过眼烟云忘得干干净净，有些却会刻在心里一辈子也难以忘记。李老师的那次家访就属于后一类。于是，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每当你处在跌跤拔滑时，即便是有人只说了一句暖心窝的话，或者是帮你过喝过一口水，吃过半个馒头，给过你一元钱，你都会记他一辈子的，李老师就属于这一类。

　　（二）

　　 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或优势，特别是某个学生的某个“闪光点”，并抓住它循循善诱，使其光大，乃至辉煌，这是老师们的拿手好戏。我在初师二年级上第一堂作文课时，就碰过这样一件事：王敬轩老师让我们学生自命题作文。我以邻居王润生卖爱国棉为题材，写了一篇《润生卖棉》。老师阅后，大加赞赏，写了这样一段评语：“这是一篇极好的通讯报道。主题鲜明，语言简练，人物栩栩如生，整篇文章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如能继续苦练，必将成为一个优秀的业余新闻工作者。”这段评语，一下子改变了我过去不爱写作文的毛病，进而又激起了我对写作的浓厚兴趣。后来，竟被《中国少年报》、《辅导员》杂志、《山西日报》聘为通讯员。再后来，就被县教育局调回局里写材料，又被县委调到中心通讯组任组长，进而又出任县宣教办副主任，分管宣传通讯工作。那时候，我走到哪，写到哪；干什么，写什么，创造了我的新闻“辉煌期”。再后来又被调任公社党委书记、市委（县级）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协秘书长，仍然没有放下笔，先后在《?望》、《人民日报》、《山西日报》、《支部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近千篇的新闻通讯。退体后，老不休闲耕砚田，而且撰写的内容更广，形式更多，见报率更强，体裁有调查报告，有新闻通讯，有散文游记，有史海钩沉等，《中国老区建设》和《运城日报》还以《王志英：老不休闲耕砚田》为题，报道了我晚年“爬格子”的事迹。历数我在写作上的业余成就，我就想起了给我写“评语”的王敬轩老师，是他带我走上了写作路。

　　（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老师要让学生完成一项任务，家长却不让孩子参与，学生也必然声明：“这是老师让我们干的！”于是，家长认了，这就说明，在孩子的内心里老师要比家长重得多。

　　 我也是崇拜老师那一类。但突然有一天，我却向算术乔老师提出了异议，惊得人四座不安。

　　那是一堂五年级的算术课，讲的是一道应用题。乔老师把“增加到多少”解释成了“增加了多少”，不少同学都按照老师的讲法计算出了答案。但我觉得老师的说法不太对头，想来想去，竟然猛然举起手来向乔老师提出疑议：“乔老师，我认为‘增加到’不同于‘增加了’。‘增加到多少’，应包含原来的底数；而‘增加了多少’，应该是与底数相加之和。”老师一听，头大了；同学一听，说我‘就你日能’。可我还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便坚持己见，继续讲述我的理由。最后，乔老师肯定了我的说法，并表扬我：“志英肯动脑子、善于钻研、敢于提出不同见解，希望同学们向他学*！”

　　这便鼓起了我坚持正确己见的勇气，加上参加工作后又逐步养成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工作作风，我便会想起算术乔老师对我的肯定。

　　（四）

　　 “在校是老师，离校是老师，一辈子都是老师。”这是我从实践中得到的结论。比如，我在运师时，有一位老师叫邵汝山，代过我几个月的生物课。十几年后，我担任了他们家乡——王范公社党委书记，他退休回村后，先骑着自行车到公社找我，说是先认认门，然后聊了聊他退休前学校的情况，我问他：“有什么事要学生办吗？”他说：“没有，就是将来有了，也不会为难你 ！” 后来，他经常到公社来，谈的都是他们村的事，特别是他们村“农业学大寨”和干部参加劳动的事，一次选举干部，他还为我提了许多建议。还建议我们公社干部要坚持住在村里，和老百姓实行“三同”，在“三同”中指导生产，在“三同”中取得领导权。我按照邵老师的意见办了，天天泡在生产队，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终于把王范建成了粮食囤，在全县夺取了“百斤皮棉第一社”；闫世忠，我的完小老师，也是我在开张中学任教时的教导主任。我担任市委（县级）宣传部副部长后，他几次来到市委看望我，反复嘱咐我“要当官不像官，永远跟党走，吃透下情，时时把握舆论方向。”薛联斌，原西王学校校长，退休后，从永济骑车到王范来进行“微服私访”，跑了几个大队，接触了百十个农民，考察我是否忠于职务？是否为农民办事？工作起来是否雷厉风行？和基层干部关系怎样？有无瞎指挥行为？然后才来到公社反复叮咛我“怎样才能当好一个党委书记？”；??髟??业耐晷±鲜Γ?谖幕?蟾锩?邪す???弥?业Ｈ问形???扛辈砍ず螅??爬吹绞形?椅遥?盟?咨淼木??逃?乙??返囟源?刹浚?乇鹗欠腹?砦蟮母刹浚?绕涫钦??约旱母刹俊???/p>

　　 真的，我有一种感受，我这个公社书记和宣传部副部长，不是我一个人在干的，而是我和我的老师们共同干的！因为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老师们的智慧，耳朵里经常响起老师们的嘱咐，身后和周边总有老师们的支持！

　　“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支持，我的成功率会很低很低！”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