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直言不讳的朋友（原创）作者：无为者

　　20170902

　　曾国藩说：“要交直言者。直友难得，能直言不讳者，往往存诚务实，患难时每每即是这样的人还在你身边。”

　　直言者很少，因为人们都喜欢听好话。社交的技巧就是赞美对方，说难听点叫溜须拍马、阿谀奉承。

　　大家之所以都喜欢听好听的，原因在于人性中感性成份远远多于理性，这是人性的弱点。

　　感性为什么会多于理性？这是进化的结果。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只有感性，没有理性。动物不会虚伪，不懂欺骗，动物通过感性判断其它动物的意图是准确的。可是人学会了虚伪，会欺骗。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人产生了理性。但是跟感性比，理性形成时间短、不成熟，而感性形成时间长、根深蒂固。所以人性中感性要比理性多，感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修养差、素质低的人以及女人和小孩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说难听的话，哪怕是真话，动机也是为对方好，还是会让人不舒服，或者引起愤怒，还可能遭到打击报复，严重的会丢掉性命。这叫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清朝名臣洪亮吉(号称中国的“马尔萨斯”)给嘉庆皇帝上了一份奏折，指出官场腐败问题。嘉庆皇帝龙颜大怒，要判洪亮吉死刑，后改为发配流放。

　　清朝有个清官，将自己回河南老家看到的听到的官场黑暗、民不聊生的现状写成奏折呈给朝廷。乾隆皇帝看到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在给大清王朝抹黑，并诏示天下，历数这位官员的“不是”。这还没完，随后又命他去地方查办腐败，费用还得自理。没有钱雇车，就骑一头毛驴，吃饭住店都得自己掏钱。皇帝还规定只能明查，不能暗访。查了数月，什么也没查到。各级官员都明白皇帝的真实意图——就是想让这位官员出洋相，怎么可能配合他？就算查到腐败，也不敢上报啊！如果真的查出腐败并上报，那不是打皇帝的脸吗？这场闹剧最后以这位官员被罢官而收场。

　　前苏联高官米高扬访问我国，*德怀在接见时，问到：“米高扬同志，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

　　米高扬一时无语。

　　“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德怀皱起眉头，“他还能听到改正？”

　　米高扬耸起肩膀，双手一摊：“当时谁敢提呀？”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扬避开*德怀的目光，用诉苦的口气说：“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德怀嘲讽到：“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两年后，*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把自己亲眼看到的农村现状写信告诉了毛泽东，自己被诬陷成“私通外国”、“反党和反毛泽东”的野心家，长期遭受残酷地迫害，直至死亡。

　　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真正理性的人。他们不仅不会讨厌别人的“直言”，反而会心存感激。

　　黄永玉是曹禺的好朋友，他曾写信给曹禺：“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释、分析得也不透彻……‘醒来啊麦克白，把沉睡赶走！’我爱祖国，所以爱你……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与我的友谊。”

　　曹禺不仅不生气，而且在回信中自责道：“你射中了我的要害……你鼓励了我，你指责我近三十余年的空洞……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曹禺把黄永玉的信装裱起来，用来时刻警示自己。

　　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直言”，那么结果一定不会好。

　　广东政协主席朱明国喜欢别人拍马屁、阿谀奉承，他说：“当一把手35年，几乎没人当面反对过我。”结果陷入腐败，被判了死缓。

　　南京市长季建业，连鼻毛长出鼻孔，也没人愿意(或者不敢)告诉他，后来走向犯罪，被判15年。

　　看来他们两人都没有直言不讳的朋友(诤友)。

　　直言不讳的朋友(诤友)，非常难得，应倍加珍惜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