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隔一个月，母亲总会给家里扫尘。

　　选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母亲早早安排一家人吃过早饭，一边往外搬东西，一边吆喝我们兄弟两个，让我们到外边玩，别妨碍她扫尘，假如谁跑的慢些了，母亲手中的鸡毛掸子就会不轻不重地落在身上。母亲只留她一个人在家，她要把家里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任何一个犄角旮旯都不放过地，统统彻底清扫一遍。

　　在记忆里，母亲扫尘的日子，仿佛就是我们被“大赦”的日子，那一天，哥哥在村西头大石磨旁，玩的忘乎所以。而那时我会玩的仅仅是玩的很不好的“丢沙包”而已，而“丢沙包”的游戏只要是输了，就会被罚下来，站在边上看其他人玩，除非再有人将你“救回来”，否则，只能无奈甚至无聊地等待着，但就在这常常等待“被救”的过程中，总是会听到村东头自家院子里，母亲用一根粗木棍使劲敲打着挂在两棵树之间的铁丝上的厚重的羊毛毡，“嘭，嘭……”一声接一声地传过来，回响在整个村子的上空，也会看到从自家院子里飞扬而上的尘土，有时候看的呆了，竟想象着母亲敲打羊毛毡应该也很好玩，至少，比站在伙伴们游戏圈外好玩吧。就这样，很多次都会偷偷地溜回自家，趴在院墙上，只露出半截脑袋，看母亲怎样“扫尘”。

　　母亲挥动着那根粗重的木棍，用力朝羊毛毡打下去，就见被敲打的地方出现了很深的灰尘印子，其他地方的灰尘就纷纷或扬起或落地，母亲这样反反复复地把羊毛毡的一面敲打了很多遍，然后再翻过来敲打另一面，尽管母亲的脚下已经有很厚的一层灰尘或者沙粒，但只要不停手，羊毛毡始终都是有灰尘的，只是，那灰尘的颜色越来越淡了，羊毛毡呢，好像也越来越轻了，在微风中随着母亲手里一起一落的木棍而轻轻摆动。随后就是家里土炕上铺的竹席子，也被母亲一股脑儿地卷了出来，放在鸡棚上，也用一根木棍磕打磕打，眼看着又有一些灰尘从鸡棚上升起来，接着就是竹席子的颜色亮了许多，不再是刚从屋子里拿出来时的土黑色。接下来，母亲依然是有条不紊地，把屋子里所有铺的，盖的，摆的，但凡只要能挪动的东西，一样不落搬到院子里，该磕打的磕打，该抖落的抖落，该擦洗的擦洗，然后就是带上围巾和口罩，拿起大大的扫帚，对屋子里的上至檩椽缝隙，墙面，每一个窗格子，墙角都仔仔细细地清扫一遍。母亲扫完灰尘，再把事先备好的一些旧报纸，刷上一层面糊，把挨着土炕的墙面统统贴过去一圈，木质的格子窗，也被母亲新剪的窗花装饰一新。

　　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后来母亲把那些搬出去的东西，重新搬回屋子里的时候，除了竹席子和羊毛粘之外，其他的都被母亲换了位置，比如：叠的一摞整整齐齐的被子，从炕东头挪到了炕西头，原来炕西头的一张红色正方形的小炕桌，就稳稳地放在炕东头；而先前随着炕桌摆放的一只木箱子，也被母亲放在了靠南窗的墙边，上面的针线，镜子，木梳子，也因了靠窗的亮光而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仿佛都是新买来的一般。屋内其他的简单摆设，什么高低柜呀，五斗橱的，也都被母亲端详着做了在她看来最合适的挪移，摆放。总之，后来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种敞亮，干净，还有被母亲重新摆放安置的陈设，无一例外地给人一种眼前一亮，自此宽阔舒适的欣喜之感，甚至觉得再也没有必要背着母亲出去和伙伴们疯玩，自己家这么好，为什么要出去呢？而母亲呢，在她满是灰尘的脸上你根本看不出一丝倦意，反而步履轻盈，笑意盈盈的又开始将自己收拾的素洁，利落，母亲说，“这下我的眼睛能睁开了！”那时候，并不懂得母亲说这话的含义，母亲除了睡觉，眼睛一直都是睁开的呀，可她为什么会在每次“扫尘”之后会说那样一句话呢？

　　后来，读书远行，渐渐地远离了旧屋，在校住集体宿舍，爬上铺睡下铺，结婚后又先后搬过几次家，从平房到楼房；铺的盖的用的穿的，要比小的时候老屋里的多很多，精致很多，厨房里的更是没有了小时候的土灶和煤灰，所以，像小时候母亲那样每隔一个月就要“扫尘”的*惯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那样“兴师动众“的搬进搬出，挪东挪西，因为没有那样多的灰尘。

　　可是，日子久了，那些卫生死角，那些不能像母亲那时候能随意变换位置摆放的家具下面还是会有一层细细的灰尘，那些被遗忘在橱柜里的有些还带着包装的干货还是会生了虫子，衣柜里久不见太阳的衣物还是有些霉味甚至生了霉点，当有一天无意之中发现这些的时候，突然会觉得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凌乱不堪，心里也生出一些莫名的烦躁与压抑，如果这时，恰好看见她随手将衣服丢在沙发上，或者鞋子没有放进鞋柜里，或者一盘菜的味道淡了，……毫无疑问，一场毫无意义的家庭“口水战”可能就要开始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更凌乱的心情，据理力争的争辩，争辩无果之后的愤懑，愤懑之后的埋怨，埋怨之后的失望与低落，低落之后的沮丧与迷茫……那时，看天是灰的，看树是歪的，看一朵花，都觉得它开的那么不合时宜。于是，日子久了，心情也就像这家居环境一样，总会有触不到的死角，总会有被人忽略，又被自己遗忘的“灰尘”，总会有一些你试图关紧的“门”，生怕一不小心，被外人看到里面一团糟的凌乱，可最终，那些久置的你不愿触及的伤痛和郁闷，不是发霉了，就是生了虫子，它们无一例外地从迷雾一样的眼睛里，从强作欢颜的脸上，从不再优雅的步子里，出卖了我，嘲笑了我。

　　都说，过日子，其实就是过的一种心情。心情已然如此拥塞了，日子便暗淡无光，死气沉沉，过日子的人呢，更是苦，又不堪言——伪装着，隐忍着，甚至捏着鼻子试图逃过那些泛着霉味，而又懒得清理的坏情绪，咬牙熬日子，还振振有词：日子就是要熬，熬过一天是一天！可是到头来呢，累了自己，苦了至亲，甚至还会伤了挚爱。那时的日子，真的是一地狼藉，满目灰尘，却依旧假装仗着日子的厚实，任性又消极地对抗着——这日子，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过，谁熬不过谁呢？可是，再厚实的日子，终究会被熬的又薄又苦，越来越经不起碰触，一碰就破，一触即疼。于是，就格外地想念那个世界上最爱且一直都爱自己的那个人——母亲，也想母亲那时的日子是怎么熬的？

　　那一天，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那头除了母亲软软的声音以外，还有“嘭，嘭…。“很有节奏的声响，问母亲在干什么，母亲说，你大哥在替我扫尘！炕上铺的毯子藏着灰呢，拿出来磕打磕打，让眼睛亮一亮……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正好有清风徐徐吹进南窗，掀动纱帘，纱帘后墙角处有一缕尘丝，我不知道，它挂在那里究竟多久了？但在那一刻，我却清楚地知道，该把日子拎出来，磕打磕打了。于是，在那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也像母亲那样，一个人心无旁骛，郑重其事地给家，给心情，给日子好好地扫了一回“尘”，扫的仔细，磕打的彻底。

　　后来，以及后来的后来，你不必问，我也不必说。

　　眼睛，像去了一团阴翳，真的亮了；心上，腾出一大片空地清宁着，也像母亲那样，细细地揣摩着把一些东西互换一下位置——原来，是我不好！一直把她放在没有光线的地方，所以那么久都没有看见她身上的闪光点，甚至更新鲜更生动的东西；也像母亲那样，用一双素手，剪一段美丽的的回忆做窗花，贴在心窗上，悦己悦人！那一天，她说，我新插的花真好看，像从前一样漂亮，我说，那是把多余的枝枝蔓蔓扔掉了，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她还说，落地窗的玻璃好像换了新的一样。那时，再抬头仰望，这日子，真的是——天蓝，云白，风清，月明，一弯清澈的笑，挂在时光的门楣上，盈盈，浴着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