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十年后你在干什么 陈长站 月玲 2014年冬天,我跑了趟北京,在老友林的热情安排下,我住了一回北京中国大饭店,并在这里我认识了月玲老师,通过月玲老师我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段云松。听了他的故事,让我这两年每每在无助和无奈时,一想起他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有了一股奋进的力量。 月玲老师说:前些天,段老板来北京中国大饭店,一扭头,瞧见一个行李员,正推着一车行李走在大堂的另一头。那个行李员是段的老同事,十几年前,他俩同是北京王府饭店的行李员。 当年两人跑到饭店14层上吸烟。脚下车水马龙,楼房鳞次栉比,看着看着,段突然指着下头说:“将来,这里会有我的一辆车,会有我的一栋房。” “你有病吧?”另一位不以为然。 10年过去了。 “现在,段可告诉他,不但车流里有我的车,那那那,都是我的店。” 段云松,28岁。1991年,在北京开了第一家饺子馆;两年后,又首开了“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火爆京城,掀起了一股餐饮业的怀旧风潮; 1994年底,再度爆冷,开了北京第一家茶艺馆,并由此开启了一个茶艺市场…… 站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里,段云松并没过去拍打昔日小伙伴的肩膀。他只是远远地望着,然后悄悄地走掉。 是什么,使两个同样是推着行李车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有了今天如此大的差距? 人一辈子就是在选择,一个十字路口后头又排着无数的十字路口,根本就回不了头,但你必须选下去。 段云松上学那会儿,真把父母气得够呛,不光高考名落孙山,大学也没上,上了个职高,快毕业时又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气得他当电气工程师的爸爸,几乎不认这个儿子,从户口本上撕下他那页,在家里,他也被除了名。 他的母亲非常伤心失望,常常当面追问他:“十年后的今天你在干什么?” 这句被念叨了无数次的话,连同他妈痛苦无望的表情,深刻在他心里。 老段怎么也忘不掉了。后来,不管是顺境和逆境,他都会自己问自己: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干什么?” 1989年,他去考当时北京最好的王府饭店,招40个人,有1200多号人报名,早晨6点去排队抓号,靠着朋友现教现背的英语,还真让他考上了,这回,总算没让他妈失望。 第一天他就现了眼,把一个要上厕所的客人指到了咖啡厅。随即被降职做了行李员。 那会儿的北京是个讲地位、等级的地儿,大饭店是不准老百姓随便进的。 段进王府饭店,就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人住这么好的饭店,为什么他们会住这么好的饭店,我们为什么不能? 他给李嘉诚、张德培、包玉刚的女儿等人拎过包。给李嘉诚拎包那次,他站在离李有四五米远的地方,真有富豪气派呵,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地走着,他走在人群的最后一位。他清楚地记着人家随手给了他几块钱的小费。 身为最下层的行李员,伺候的是最上流的客人,稍微敏感点的心,都能感受到反差和刺激:羡慕,妒嫉,或是受到激励。 段云松把这一切都暗暗地记住,那些成功人士的气质和风度,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告诉自己,必须成功。” 门童往往是那些外国人来饭店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们会问段周围有什么好馆子,段云松把他们指到王府隔壁的一家中餐馆。结果每个月,他都能给这家餐馆介绍过去两三万的生意额。 餐馆的经理看上了段云松,请他过来当总经理助理。月薪600块,这钱,在当时不低,可跟王府一月人民币、外币加起来3000多块钱比,段云松还舍不得,他干起兼职。段云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 “我在王府晚班要上到早晨6点,然后找个地方匆匆睡上一觉,10点,餐厅营业时间一到,我就西装笔挺地站在大堂上,这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几十号人,男女老少大大小小都归我管,一会儿都不闲着,一直忙到晚上。我再从墙头爬过去到王府,换上工作服做门童,哈着腰,跟在一群群昂头挺胸的人后头,拎着包,颠颠地一路小跑。这样的生活我过了4个月,最后身体和精神都有些盯不住了。我知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必须做出选择。” 选择,是人年轻时最大的权利,也是最大的困惑。推着行李车走上社会的段云松,走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 如果段云松还做门童,收入在当时是不错的,18岁,待在一家五星级大饭店里,一月很简单地就能拿上3000块钱,别的事都不用想。但餐厅经理就不一样了,它会让段云松注意和想很多事,这就会有很多机会出来。人在刚开始的时候,或是在日子好过时,往往不太愿意主动选择,能挨多久就挨多久,但事实上,人一辈子就是在选择,一个十字路口后头又排着无数的十字路口,根本就回不了头,但你必须选下去。 很快,他出了王府,进了隔壁的餐厅,做一月拿600块工资的经理助理。 餐馆里终日喧闹、嘈杂、虚伪,那种以钱为主色调的日子,段云松越来越不喜欢。 经理助理只干了5个月,段云松就失业了,餐厅的上级主管把它转卖给了别人。 闲在家里时,有天他去看幼儿园时的老师。老师向他诉苦:我们包出去的一家小饭馆,换了5个老板都赔钱。段一听说:怎么会不挣钱?那你包给我吧。当时饭馆不像现在这么多。 琢磨来琢磨去,段云松决定专卖饺子,以前他卖过菜,他发现每到周六,韭菜特别好卖,北京人还是爱吃饺子,但包饺子费时又麻烦。 1000块钱起家,35平方米的店,5张小桌。简陋是简陋,但干净,四白到底。饺子都是自己和馅自己包,1两5个,皮薄馅大。 民丰饺子馆开张那天,只来了一个人,买了半斤饺子,4块钱。6个服务员,都在王府饭店干过,全出来伺候这一个客人。吃完饺子,那人抹抹嘴说:“虽说咱没去过五星级饭店,但五星级饭店的服务,也不会比你们好到哪儿去。” 来吃饺子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赶上人多,有人干脆端盘饺子蹲门口吃,最多时,一天的流水是6000块钱,一年下来他们挣了10万块。 段云松注意到,来他那儿吃饭的人桌上几乎都放着大哥大,大哥大那会儿还是有钱人的象征,这些人平常都是吃海鲜的主儿。可一个客人对他说:哥们儿,不瞒您说,好长时间,今天在这儿吃的是第一顿饱饭。 当时段云松就琢磨,为什么吃海鲜的人,宁愿去吃一顿家家都能做、打小就吃的饺子呢?川式的,粤式的,东北的,淮扬的,中国的,外国的,各种风味的菜都风光过一时,可最后常听人说的却是,真想吃我妈做的什么粥,烙的什么饼,人在小时候的经历会给一生留下深刻印象,吃也不例外。 他知道自己要开什么样的馆子了,他要把饺子啦,炸酱面啦,烙饼啦,这些好吃的东西搁在一家店里,他寻摸开家大一些的饭庄。 他又回到小时候待过的幼儿园,院里的那棵大树还在,转椅还在,这里,有他要找的感觉。 他在院里拴了只鹅,从农村搜罗来了井绳、辘轳、风箱之类东西,还 砌了口灶。起个什么名呢?一天躺床上,他突然来了灵感,就叫“忆苦思甜大杂院”吧。跟家里人一说,都反对,他们主要是怕工商局不批。 忆苦思甜大杂院的红火劲儿,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到现在,段还觉得那成功来得太快也太容易。 大杂院只有100多个座位,来吃饭的人常要在门口排队,等着他们发号,有时要发70多个号。它不光吸引来了平头百姓,有头有脸的人也慕名来,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台湾歌手凌峰啦都来过。记者们更是不请自到,接二连三地采访,上报了,上电视了,段云松 着实火了一把,连段的父亲也由此对儿子另眼相看。 很多插过队的知青,成帮成伙地到他的店里聚会,说又找回当年的感觉了,有人还对饭馆小姐说:你们老板肯定是个知青,他怎么会不是个知青呢? 餐馆开到这份上,段云松卖的就不再是棒子面粥,高粱面饼子了,甚至一个台湾客人吃过饭后,找到段云松说,他终于有了回家的感觉。 一股怀旧风开始弥散京城,北京街头,陆陆续续出现了“老三届”,“黑土地”等饭馆。 段云松名出了,钱也挣了,连结婚的别墅都买了。假如继续开这家馆子,踏踏实实挣钱没问题,但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光挣钱就能满足的主儿。 不管你穿多干净的衣服,晚上回家一闻,总有股炒菜的味道。不少来吃饭的客人,上来了啥也不要,先叫上两扎啤酒,吃饭时大叫大嚷,喝大了,就吵架骂人,人身上粗俗、丑的一面很容易暴露出来。餐馆里那种终日喧闹,嘈杂,虚伪,以钱为主色调的日子,段云松越来越不喜欢。” 大杂院才开一年,他又问自个儿:“十年后的今天你干什么?” 一次偶然的约会,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有一天,他要和一个台湾人见面,两人在电话里约地儿,是去饭店、酒吧、歌厅或“蹦迪”?结果那个台湾人说:都乱糟糟的,干脆哪儿也别去,上我家吧。段问你家有什么呵。他说我请你喝茶。段说喝茶有什么劲儿呵,我常喝。人家说你来吧,我请你喝的茶,跟你平常喝的茶不一样。 还真是不一样。 不锈钢茶盘,闻香杯,品茗杯,好看的茶壶,以前见也没见过,挺新鲜,就问人家是哪儿买的,他说北京没有,是从台湾带来的。台湾过来的人,很多人都带。咦,段就奇怪了,这么老沉的东西,带它干嘛,就为了喝杯茶? 喝第一口,他觉得有些苦。那个台湾人对他说:喝,你再喝喝看。再喝,他慢慢就觉出味道来了,原来茶还可以这样喝呵。 人家还告诉他,光在台北,现在就有上千家茶艺馆,可北京一家都没有。这让来北京的台湾人很不*惯,所以好多人就这么千里迢迢,自己背来喝茶的家伙。在台湾人家里,一般都有两套茶具,一套待客,一套自用,茶喝得讲究且传统…… 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喝了那么多年的茶,可对茶却一窍不通,不光他自己不了解,连他周围的人包括老人也不懂。那就找书看吧,这一看,傻了,茶的学问大了去了。 开始看,他觉得老朽,渐渐地就不行了,简直是五体投地。这个茶,不再是原先的那个茶了,这回是在中国文化里待了5000年的那个茶,那个茶很典雅,很精致,很细腻,又很博大,那个茶,能醉人。 段云松要开茶艺馆了,全北京头一家,地点选在地安门。那里有鼓楼,离雍和宫不远,老北京的气味在那儿还很足。起店名时,他走访了不少老人和年轻人。 “中国人对‘福’字真是情有独钟,所以最后茶艺馆起名叫‘五福’。什么叫‘五福’呢?老年人的解释是:康宁、富贵、好德、长寿、善终。而年轻人的解释是:知福、享福、惜福、造福、幸福。” 忆苦思甜大杂院开张后出人意外地红火,而五福茶艺馆开张后,却出人意外地冷清,从大俗走到了大雅,有些曲高和寡。但最关键的是茶艺馆是个干什么的,没几个人知道。 有人拎着菜篮子进来,高声问: “老板,您这块儿有相声吗?” “没有。” “那有快板儿吗?” “也没有。” “那您有什么呀?” “有茶呵。” “茶?那我还不家喝去。” 也有人拿着闻香杯问:“你这个牙签筒多少钱一个?” 段给他解释:这叫闻香杯,茶香有长有短……“光解释这只闻香杯,段起码说过几万遍了。” 喝茶不是光解渴就得,20块钱买包茶,使个大罐头缸子,一泡半天。喝茶,可以成为高品位的享受。精美的茶具、品质好的茶叶、好的水质,不同的茶要有不同的泡茶技艺,环境优雅等。他想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提升到‘琴棋书画诗曲茶’上的那个茶。 可这,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呵。不了解,也就没人来,没人来,自然就赔钱。 段两个饭馆挣的钱,都不够这一个茶艺馆赔的,最后连结婚用的房也卖了。他要是把茶具换了酒具,照样还能挣钱。但他得坚持住,五福不能倒,因为它是北京第一家茶艺馆,如果它倒了,那很长时间,再也不会有人在北京开茶艺馆了。 “酒喧茶静”。进茶艺馆,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安静。 段云松在五福门口立块牌子,上头写着: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酒后谢绝入内……有人说他脑子有病,本来就没多少人喝你的茶,还谢绝这谢绝那的。 段说:人们去吃西餐、出席婚宴都会穿着整洁,以示尊重,茶本身就是一种很传统的文化,更应受到尊重。北京人认为茶能醒酒,科学证明这样做不利于健康,而且酒后喝茶,也不能真正领略出茶的色,香,味。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让几个客人的大喊大叫,破坏了更多客人饮茶的心情,品茗静为先。 他不认为凡是客人都是上帝,只有尊重茶文化,尊重五福人,才是上帝!” 生意清淡,他有时间钻研茶艺术,因为茶艺馆安静的环境,使人得以静心。 “曾闻酒醉杀名马,惟恐茶香错最知。茶,真是能让人沉下心来静上一会儿,感觉很清净,静心益智。现在,段能拿把放大镜,对着一把紫砂壶看上老半天,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是茶,改变了他。” 开“大杂院”那会儿,记者不用请自个就跑了来,开五福茶艺馆,段请他们来也不来。“记者,只是一些喜欢凑热闹的人罢了。” 后来,还是有记者来了,是北京电视台的。那正是五福经营最惨淡的日子,采访那天,店里愣是没来一个客人。 坐在投入一腔热情和大笔金钱,现如今空空荡荡的茶艺馆里,段云松实话实说。电视台做的节目就叫:“忆苦思甜名噪京城,五福茶馆生不逢时。片子的结尾是夜晚,段云松独自开车消失在街上。画外旁白大意是:段云松又驾着他的一叶小舟驶入黑夜,在茫茫商海中,没人知道他的明天会怎样。 不会有多少人看这个节目。但有一个人,早早守在电视机旁,不错眼珠地从头看到尾,这个人就是段云松的母亲。看到最后她哭了,这会儿她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正陷入苦苦挣扎之中。 捱了两年,生意开始有变化,这变化,首先是从客人身上开始的。 有天,一群喝了酒,说着粗话的人进了茶艺馆,坐在茶桌边上,段让一个茶艺小姐过去给他们服务,他要用静静的服务感染他们。 20分钟后,这群人终于安静下来,走时,他们向段道了歉。 还有一回,段在外头吃饭,他听到邻桌的人对另一个说:“你别再喝 了,一会儿咱们到五福喝茶去。”段云松心头一热,差点掉泪。 茶艺馆到底是干嘛的?段云松煞费苦心解释不清的东西,终于有一天, 让客人自己悟到了。 段云松敏感地意识到:茶艺市场开始启动了!他等到了这一天。 眼下,五福茶艺馆有上千个会员,他们成了固定客人,除享受打折优惠外,茶艺馆为每人特制专用的紫砂壶,替他们存茶,而他们也必须遵守茶艺馆的规矩。 北京现在已有五福17家。段云松说北京70%的茶艺馆是他帮着开起来的,在外地,像江苏、山西、新疆、山东等地,他们也帮人开茶艺馆。 他们建起了第一家茶艺表演队,代培茶艺小姐,搞茶叶茶具批发,提供开茶艺店的种种服务,又筹办北京第一所茶艺学校…… 段说,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常给员工讲这么个故事: 有天,一个人想爬山,他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觉得西山很美,于是 决定爬西山。爬到了山腰,一转脸发现南山更美,他又决定下去爬南山。 再爬到山腰时,觉得东山也不错,又下来爬东山。这时,夕阳西下,太阳 落山了,一天下来,他哪座山也没爬到顶,而站在山脚,山腰跟山顶,看 到的景色,体验的感受是根本不同的。 人生也一样,一会儿想干这,一会儿想干那,忙忙碌碌,人很快就老了,结果一事无成。选择是必须的,但选择之后,还得耐得住、挺得住。 有人问段:“那你现在是不是不用再问:十年后的今天干什么了吧?” 段云松说。“问还是会常问。” 但不同的是,他清楚自己要什么、干什么。在28岁时,就能找到自己乐意干一辈子的事,这不光让他觉得庆幸,而且是幸福,这比挣了一大笔钱还他我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