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我进入小学读书之前，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就教我数数，从1数到100，再就是教我熟背个十百千万亿，还有就是诸如锅碗是圆型的，饭桌是正方型的，床和蚊帐是长方型的等等。姐姐哥哥也充当了我的家庭老师，在教我书写了一、二、三后，自作聪明的我就想当然地躲进厕所接着写下了四、五、六，不过我的四是四横，五是五横，六是六横，惹得姐姐哥哥大笑不止。

　　 1966年初夏，我与我的同龄孩子们一道，赶上了文革前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最后一批新生报名，当时家住红钢城六街，武钢六小的老师在我们家的楼下对我们进行面试，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就顺利地通过报名，只等新学年的到来，我就可以和姐姐哥哥背着新书包上学了。可是没过一个月，我们家又搬到了红卫路。 到了8月底，父亲带着我到位于红卫路40街的一冶40小重新报名，这次的报名又赶上了新的报名制度改革，老师让我和父亲坐在板凳上，老师问父亲，您女儿的名字叫什么？随后就将户口本翻到我的名字那一页进行了相关登记后，报名就结束了。

　　 9月1日，我背着新书包跟着哥哥到了我所在的班级——一年级五班。开学不久，全国进入停课闹革命，学校将我们的语文书全部收了上去，等再发下来时，课文上的汉语拼音单元及其它单元全部贴上了毛主席语录，在此之后，每节课都要进行早请示，每天的语文课学的依次是毛主席语录或《老三篇》，学*《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是老师每天教我们一个自然段，到第二天再抽人起来背诵前一天所学的那一自然段。一学年后，我和班上其他两位同学被评为“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学校为我们发了一张奖状，一本《老三篇》。整个小学期间，父母为了让我们平安成长，母亲时常会带我和弟弟回老家住些日子，少则十天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当然学校会经常组织我们到大洲的郊区农村参加摘棉花、摘毛豆等劳动，直到五年级，我们进行了入学以来的第一次考试，我以两门功课152的总分，其中语文94分，数学58分的成绩，加入了红小兵组织，被评为五好战士，至此，完成了小学的学*任务。

　　 1972年春，我与共同学*了五年半的全班同学们手牵着手走进了中学（在我们上小学三年级时，赶上全国性的原地踏步一学期，学校招生由夏季改为春季），这时正赶上了全国复课闹革命，于是，老师们一边给我们上初中课程，一边为我们补*小学课程，印象最深的是重新学*100个常用字词，如板凳、桌椅、牙刷、牙膏、漱口等等，通过几天的学*，我听写的成绩是96个词，即96分，一个星期后，我得了100分。这种学*提起了我的学*兴趣，我暗自下决定，上课一定要好好听讲，决不开小差，也曾因此得罪了我的同桌，可以说初一是扎扎实实学了一年，除英语科目在及格范围上下跳外，其他各科成绩都在优良以上，这之后，就有了张铁生的白卷英雄，也有了造反小将黄帅的出现，学校又回到了不以成绩论英雄的时期，虽然每学*也进行考试，但基本上是开卷考，成绩好坏已经不重要了，就这样，经过三年半初中阶段的学*（这期间又有一个全国性的原地踏步一学期，学校招生由春季恢复到夏季），这期间，我于1972年加入了红卫兵组织的，1974年加入共青团组织，每学期被评为三好学生。直到1975年年底，全国有了顶职这一就业方式，父母考虑到哥哥是男孩子，便有意让哥哥顶父亲的职。已经下放农村一年余的哥哥回来与父母商量，他说：我已经下放农村了，妹妹个子小，先天后天营养又不足，要是下放农村，她的身体肯定受不了，不如让她顶父亲的职进工厂。在哥哥一再承诺不会后悔的情况下，我顶职进了父亲的单位，同时也结束了整个学生时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