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河南省孟津县白坡黄河渡口，一艘破旧的木帆船由南岸向北岸驶去。

　　此时正值秋汛时节，只见黄水滔滔，浊浪翻滚，在强烈的阳光的照耀下，显出金色的光芒。往上看去，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天水相连，一望无际。天高云淡的空中，飞翔着多种多样的鸟类，发出不同动听的叫声。不时有一种凶猛的水鸟自空中俯冲水面，叼起出水面透气的鱼儿（因水中泥沙含量大，当地俗称流鱼）。此时美好的情景，好似人在画中。啊，祖国的母亲河，您载去多少的苦难，多少的血泪……

　　此时正值解放初期，船上有二三十个乘客及船工，男女老少皆有。大都是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船老大掌着简陋的木舵，和其他七八个船工搭着原始的号子，用力划着沉重的木船。

　　与此景不太相衬，船舱中央站着一个较显眼的青年人。他身材不高，约一米六六左右，但显得匀称矫健。身着当时少见的中山装，留着讲究的分头。目光注视着远方，好似在沉思着什么。只见他浓黑的剑眉，秀气的圆脸，挺直的蒜头鼻子，不太大的眼睛显得有神发亮。皮肤较常人稍白并细嫩，稍显瘦，并显得很精明。身旁放着出远门的行李，还有一个醒目的红十字的急救皮箱。

　　这个青年人，就是我敬爱的父亲。二十三岁，名字李平安。今天离开洛阳龙门镇李屯老家，前往山西、河南两省交界，地广人稀的济源县行医。

　　我的老家，九朝古都。历史上曾是风流才子排成行的地方。祖籍山西，迁洛阳已八百余年。我曾祖父兄弟二人，二曾祖父门中无子。祖父、父亲二代单传。祖父李新和，祖母张氏。父亲姊妹五个，一姐三妹。我家世代贫穷，以农为生。解放后土改时定成份是贫农。

　　我的曾祖父，身高近二米。性情豪爽，一表人才。也不知是祖传还是半路学成，成了一名武功师。十几个人都不用指望近身，一近身，全倒一地。曾祖父在老洛阳城开了一家武馆，接保镖业务，授武功，小成气候。据本村老人们讲，那时在老洛阳方圆百里提起李大个（绰号），几乎无人不晓，都竖起大拇指。凭着江湖义气，三教九流朋友五湖四海。曾祖父的生意兴旺，偶尔大吃二喝，但不很顾家。父亲小时候经常饿得蹲在地上就起不来了，个子长得也低。因家就一个男孩，勉强读了两年书。放学期间还卖芝麻糖挣点学费。

　　曾祖父江湖上一个朋友绑了一个肉票（老财主），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曾祖父大包大揽，让放在我老家后院的窑洞里。我家后院是几丈厚的土寨墙上挖的窑洞。放置期间，我祖母多次喊我大姑的名字被财主听见，赎走后东窗事发。警察来抓人时，我祖父是个大孝子，一口咬定是他干的。后入狱。入狱后仅两三个月，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在狱中以壮丁征入国民党军队。因身体强壮挑选为机枪手，打了几年仗不知咋的回到家中。（可能是打散了）。

　　后来我十来岁时，祖父亲自给我讲怎样在山坡上用机关枪打鬼子的事。我好奇地问：“爷，您打死过日本鬼子没有？”可祖父老实的回答令人失望。他说：“反正日本人山坡下死的一堆一堆不少。谁知道是谁打死的，想着要打死的有吧。”命运坎坷的祖父啊，国家兴旺，匹夫有责。保卫中华民族，流血牺牲，功垂千古。可一起参战而是当八路军的我远本家伯伯，文化革命前已任黑龙江省宜春市军分区司令员。九一三事件，因跟随林彪事发，举家叛逃到当时苏联，至今没有音信。哎，说句轻松的话，我们老李家在俄罗斯也发展一脉。

　　尔后，灾荒年间，在洛阳老家的日子真过不下去了。我祖父、祖母领着全家坐火车逃荒到陕西宝鸡。祖父在大山中以木匠手艺为生。父亲十一岁就在宝鸡的纱厂当童工。大冬天还穿着单衣、单裤。尤其可怜的一件往事是，往陕西逃荒时在洛阳火车站。一个卖烧鸡的看父亲可怜，给了一个鸡爪子，父亲从洛阳一直吃到西安。

　　一年后，在洛阳城开武馆的曾祖父，意外办了件好事。一位在洛阳天主教医院的意大利外科医生，拜曾祖父为师学*中国武功。熟悉后，曾祖父提出让自己唯一的孙子跟他学医，混个手艺饭碗。对方满口答应。这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曾祖父怕夜长梦多，派一个得力助手去宝鸡接父亲回洛阳。于是，我父亲这样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才十二岁，只具有二年小学学历，走了捷径，直接跟外国医生学*西医外科。

　　学*期间，父亲边学医，边学文化，非常刻苦用心。冬去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医学知识和实用外科技术逐步提高，成为一位西医外科医生。在洛阳天主教会医院调往郑州国际圣心医院。（均有历史老照片）三年后，又调回洛阳天主教医院。

　　洛阳解放后，当时医学人才缺乏。父亲被动员参军南下。是否参军南下，父亲从没讲那么清楚。我估计有难言之隐。父亲健在时曾多次描述到自己参加战场救护的骇人场景。讲怎么在死人堆里找活人背下战场。我大胆猜测：父亲恐怕是和祖父走的一样路。我分析，当时解放军攻打洛阳，他在城里，不可能去城外战场救护。再一，父亲有好长一段时间住在亲戚家，不敢回自己的家。

　　在此期间有几件事值得记载。父亲在洛阳天主教会医院，不长时间就当了外国大夫做手术的助手。偶尔手术器械递错，就会被大皮鞋踢。父亲聪明好学，兢兢业业。外国大夫很喜欢信任父亲，让他兼管财物。那时收的都是银元、金子一类。有时抽屉满，得晃几下才能关上。父亲从来没有拿过。可有一次兵荒马乱时节，在医院高级厕所物品处，不知出于何动机，冒险偷走一个军官的两支手枪，一直也没有抓住。也不知是国民党军官还是日本军官，我后来是光敢听，不敢问。

　　父亲在洛阳天主教会医院工作期间和一个同事，也就是一个有文化的县长千金小姐（四川一个大县，洛阳人），两个人相亲相爱，并订婚又准备结婚时，解放军第一次攻打洛阳，县长家有钱有势，一家人跑到西安避乱。一年后归洛时，父亲已经结婚。他们家一家找上门不愿意。又在洛阳城军管会，打了一场二女争夫的官司。当时我十五岁的母亲是中共预备党员，敢说敢为。况且又是共产党的天下，自然而然是我母亲打赢了官司，并解脱了父亲与县长千金的婚约。（此事有伏笔，后叙）

　　我老家的村，当时是一个二千多人的大村。说句不好听的话是个土匪窝。父亲回来后自己雕刻一个“安民诊所”的大金字招牌挂到大门口，一个人接诊看病。看病的人很多。清早，看病的小推车、马车从寨门口排队达一华里多长。我家的生活一天天富起来。祖父、祖母及几个姑姑也从陕西宝鸡归乡。因父亲有文化，在村里参加了土改工作，并担任会计。接着，父亲经人提亲，与邻县（宜阳县）一个农村姑娘定婚。在准备结婚的前几天夜里被土匪抢。父亲身受重伤，差点丧命。养好伤后与我母亲结婚。母亲结婚时才十五岁，第二年生了我的姐姐李惠珍。

　　一天，有个济源县克井乡水运村的杨姓男人来到家里。他大概在洛阳天主教会医院当过护士。说黄河北济源县根本没有西医外科医生，很落后。建议我父亲有这样高明的技术，应该到济源去发展。父亲听后，思想比较重视。再加上土匪抢家的事很是伤心。就这样，父亲于今天启程，带着一个徒弟，来济源县先看看情况。我母亲在老家带着刚满月的女儿等候消息。

　　渡船顺利到达北岸坡头界的码头。父亲背上行李及药箱下了船。当他踏上济源县土地的那一刻，他怎么也没想到：他能在济源工作生活五十余年，一直行医治病到他生命的最后五天；并将自己载入济源县志；成为济源县历史上第一例剖腹手术者；成为济源县卫生界公认的西医外科鼻祖。成为一个名医，中共党员、院长、书记、县人大、政协委员、县劳模、省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这是后话，待续。）

　　父亲当时踏上济源县的土地，第一次来到济源县，心里也没有底。带着的一个徒弟，没有往北去济源县城。反而鬼使神差，舍近求远沿着黄河北岸，一直向西走去。最后在济源县下冶乡硫磺矿边上的一个区公所里落了脚。（比去县城远了约五十华里。）在区公所里赁了两间房。一间当诊所，一间住宿带做饭。没有多少天，又在黄河边上的长泉村设了个点。就这样，我父亲开始了在济源行医的历程。

　　当时的济源人大部分相信中医，不相信西医。前来看病的人并不多。也就是包个伤口，割个身上的疙瘩。（当时刚解放，人们根本不讲卫生，害疙瘩的人较多。）因服务态度好，疗效好，看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父亲站住脚后，又把我母亲及姐姐从洛阳接来。

　　一天，下冶乡元头村村长卢某的妻子，二十多岁，怀第二胎已八九个月，胎死腹中。在济源县城县卫生院老中医已确诊为：胎死腹中。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及生活条件，根本不用说你去洛阳、新乡、郑州、北京治疗吧。直接就说：“没有办法了，回家准备后事吧。”回到家后，卢村长无奈之下，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离家几华里外的西医诊所。把我父亲请到家里诊治。

　　在土窑洞里的破木床上，躺着一个大肚子的孕妇，目光里透着绝望。因当时父亲才二十三岁，脸上还带着稚气。患者及好几个患者的亲属，都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父亲只带着一个听诊器，问了问患者的各种情况。并又做了听诊检查。诊断后明确说明和县卫生院中医诊断一样。现在只有开刀把肚子里的死孩取出来，才能保住大人的性命。患者及旁边的亲属一听，眼睛全瞪大了，胆子也快吓破了，好像是在听神话一样的表情。好在卢村长见过世面，他问：“医生，在哪里开刀？”“就在你家床上吧。”又问：“谁开？”“我开。”父亲胸有成竹地回答。尔后父亲又不慌不忙做了各种解释工作及告知开刀的危险性。最后，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死马当作活马医，尽快开刀救命（那年代做手术都称开刀）。

　　公元一九五一年深秋，在王屋太行山下，在母亲河黄河岸边，在济源县下冶乡元头村的土窑洞的旧木床上。土窑洞白天光线也不行，点起了马灯。煤油灯，并用手电筒照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没有任何抢救设备，用着最简单的几把医疗器械，几块白布和纱布。只有一个主刀医生，一个护士协助，我母亲在一旁递东西。就这样，济源县大地上有史以来，第一例剖腹手术开始了。

　　读者，你可知道，此时手术的十二年前，伟大的白求恩大夫，所做手术的条件也比此时好。最起码有几个医生，有啥情况可以商量。另外，还有国际社会援助的各种医疗设备。一个医生做比正常剖腹产手术还要复杂的手术，作为稍内行的我，我想也算得上破世界记录了吧。如今做一个正常的剖腹产手术，需要一个麻醉师，一个助产师，一个护士，二至三个医生。可想当时我父亲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多大的思想压力，才能去做这个常人连想也不敢想的手术。另外，你可知道济源县一个邵原乡的土地面积比新加坡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还大。济源县有十几个乡镇。

　　窑洞里的空气好似凝固了。消毒好皮肤，实施麻醉后，手术开始。切开皮肤、肌肉、筋膜、脂肪、腹膜数层，结扎大血管止血。暴露出子宫，切开子宫，顺利取出死胎及它物。取出的胎儿已呈暗黑色，并已表面化脓了。然后清洗子宫，逐层缝合，包扎伤口。手术顺利成功。（这是我母亲亲口告诉我的。）此患妇术后也太争气，身体恢复良好。后来又生了二、三个子女，并高龄离世。事实充分证明手术很成功。后来，此手术被载入济源县志，济源县卫生志。我认为：此手术可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说也巧了，这次手术做了没几天，下冶乡长泉村一男患者，脖子上患淋巴结结核多年（俗称老鼠疮）。整天顺着脖子流脓，四处求医无果，见不得人，都不想活了。父亲又给他做了清创手术。这位男患者和卢村长的妻子差不多同时痊愈，重获新生。两家只隔几华里。父亲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获得周围群众的尊爱。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做手术痊愈的两家人商量，出于内心的感谢，每家给我父亲买了一身布料及其它礼物。用黄河边上粗犷的方式，敲起只有在春节或大喜庆节日才敲的大锣鼓，舞起了狮子、旱船。（当时俗称铜锣会。）

　　一时，父亲的名声大震。一传十、十传百。当时的济源县医疗技术水平相当落后。大多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就像听神话故事一样。并且，传着传着就传走样了。说什么：“小孩子在肚子里死了，开刀取出来又活了，真是神仙下凡了。”

　　父亲做剖腹取死胎手术的消息，传到了八九十华里之外的济源县县城。传到县政府，县卫生科、县卫生院。一时议论纷纷，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不仅吃惊，而且怀疑它的真实性。大山里咋会去个青年人才？真的？假的？尔后，县政府开会研究，决定派县卫生科的郑科长带人去亲自落实情况后再说。当时汽车只能到王屋，然后骑毛驴二三十华里才能到我父亲的地方。经调查此事千真万确，并非谣传。经过县政府、县卫生科研究决定，动员我父亲来济源县卫生院参加工作。我父亲经考虑后同意。于是，济源县县委，县卫生科派专人去迎接。当时父、母亲是骑着小毛驴到王屋，又坐汽车到了济源县城。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迎接。那时的风光与自豪，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当时的济源县卫生院总共十几个人。医疗卫生人才奇缺，设备简陋。但父亲却很满意。踏踏实实、忘我地全身心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过了一段时间，县政府领导宣布我父亲为主治医师、外科主任。每月发二百八十斤小米。并每月免费供应白砂糖二斤，香烟一条。（十六年后文革中全部折价退赔。）父亲工作勤勤恳恳，没有一点架子。深受领导、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因是穷苦出身，对病人更是不分贵贱、穷富，都热情服务。济源县群众都背地里称他为“小李先”。一时，基本上成了济源县的大名人。甚至县委书记、县长见了面也恭恭敬敬打招呼，并嘘寒问暖。

　　在洛阳老家务农的祖父也有事干了，每月一到两次渡过黄河，来回一趟三百多华里，来到济源县担小米。（当时不通车，步行。）虽然路途遥远，可心中很是高兴。并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有本事的儿子而自豪。（主要是那时国家太穷，粮食金贵。）后来实行工薪制，父亲的工资定为每月七十三块五毛钱。全卫生院第二高。卫生院的书记（团长复员）是每月八十五块钱。父亲在教会医院时学会了雕刻、绣花、打毛衣手艺。那时，济源城的女人还不会织毛衣，更不同说男人了。工作闲余时间，父亲毫不保留的教女同志打毛衣。有一件事特能说明父亲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工作。有一年秋天，我父亲请假几天一个人回洛阳老家。返回济源时黄河突发大水，渡船都不敢开了。他年轻气盛，为了按时归院上班。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浮水横渡发大水的黄河。回院领导知道后，不但没有表扬，反而在大会上提出严厉批评。

　　冬去春来，不觉二、三年时光逝去。一九五四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一个星期六的黎明时刻。我，作为李家的长子诞生了。我儿时特皮，较白胖，长得虎头虎脑，不怎么哭闹。大家怀疑我是傻子，试着用手拧我身上的肉。拧轻了我瞪瞪大眼看看；拧重了我只是喀喀两声。生得浓眉大眼。满月时照的照片，显示两个小胳膊就像白藕节一样。照片洗了几次，都被周围的人抢光了。母亲抱我在街上，看相、算卦的说我是三月十五生是状元命。属马黎明生，是家马也是野马。三月青草旺，一辈子不缺吃、喝。三年后，我的双胞胎弟弟、妹妹出生。我因在济源生的，起名叫李济生。弟弟妹妹起名为：李玉生、李玉珍。这样一来，我母亲的工作也干不成了，回来全忙于家务。父亲闲时也帮忙家务。四个儿女，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里乐开了花。

　　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负担全压在父亲的肩上。洛阳老家不时有亲戚朋友来济源看病，父亲管吃管喝，回去时再送点路费。父亲特别孝敬双方的老人，不时寄少量的钱回去。尤其是我外婆多次收到小学生送来的信，信纸里夹了五元钱。那时的五元钱就不是一个小数字。父亲因是苦出身，从不忘本，平时一分钱也不乱花。给病人看病也是尽量让少花钱。自己连一个鸡蛋也不舍得吃。自己买一套理发、修鞋工具，给自己家里理发、修鞋。临近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多，入托、入幼儿园、入学接踵而来。生活一年比一年困难。父亲无奈自己给自己做了男性绝育手术，（这在济源县我想也是首例，做手术方式也恐怕是创世界纪录了。）决定不再生育。

　　在济源县医院工作的二十年间。因抢救病人需输血，我父亲主动献血数百次之多。（说是救死扶伤，我看主要还是图个卖血钱，养家顾小。）唉，一个大县的一把刀名医竟然以卖血为生。此时的我心中在流血，在呐喊。

　　父亲在医院没明没夜地辛苦工作，我母亲领着几个家属妇女在西关煤球厂边上开了个小饭店。烙烧饼，卖豆腐菜。还经常骑自行车卖冰糕挣钱补贴家用。其中，二十年中的住房是租赁的民房，换了好几处。有的房下雨漏水，用几个盆子接。而且老鼠还特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七八岁已很懂事。吃大锅饭，吃糠咽菜的日子至今难忘。大冬天母亲带着我去雪地里拾白菜根回来煮着吃。在学校老师带着我们去拾嫩玉米包，拾地上落的小柿子合在一起做淀粉吃。秋天，我与吃商品粮的同学们背着锄头、口袋去地里拾红薯。一天来回要跑上四十多华里。好的情况一天能拾十多斤。有时候收过的地里没放行还不让拾。老乡们抓我们，抓住后没收工具及红薯，并不让回家。我比他们的身体素质好，跑得快，我逢沟锄头一扔下，人就跳下去。逢河背着锄和红薯就?着河水过。别的小伙伴常被抓住，大多都是我胜利逃脱。跑到家给他们家长报信，让他们去领人。放学闲时，我领着六七岁的弟弟去卸了煤的小火车车厢里扫煤。用小手在车厢的洞里掏煤。我弟弟有一次从车厢上往下跳，把头都跌破了一个大口子。父亲从不娇惯我们几个儿女，让我们接受劳动锻炼。我从七八岁起，每年暑寒两次放长假，就送我到三十华里外的干亲戚家，（看好病认的干亲。）拾麦子、豆子、玉米。每年两三个月。吃住都在人家家里。那时狼多，有一次，我一个人在麦地里，差点被狼把我吃了，我一直拾庄稼到十五岁。

　　我少年时身体好，较胖。三年自然灾害时，社会上谣传有人专拐稍胖点的儿童杀了吃。我母亲一直不放心并接送我上学。我那时学*成绩老是全年级前几名，父亲特别疼爱我。有好几次奖我鸡腿吃。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有件事使我终身难忘。直到今天，心里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老想哭。是这样的，好几次母亲让我去叫做手术的父亲回家吃饭。大都是在晚上。接着父亲后，他穿着白大衣在前面，我紧跟在后面。医院公家地里收的玉米穗一串串吊挂在手术室旁的一个内走廊高处。父亲看看没人，就很快偷拽下来两三穗，装到白大衣的口袋里。带到家后，给我们兄弟姐妹炒炒豆充饥。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下一天天长大的。

　　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五年间，父亲一直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最好最优质的服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深受济源人民的爱戴和尊重。在领导的要求下父亲亲自授课，从理论到实践，培养了一批批医学人才。奠定了济源县外科、骨科、妇科的基础。李平安的名字响彻济源的大地，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记得有这么两件事。一是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电影在济源演出。没有想到引起了巨大轰动，局面失控。

　　发生了严重的踩踏突发事件。挤掉的鞋子拾了几大筐，一夜之间挤伤几十个人。父亲连续抢救伤员两天两夜，都没有很好地休息，最后都累病了。二是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时，饥饿的人们可有啥吃了。可怜的同胞半饥半饱饿了三年，就可着劲吃。我记得生活条件刚刚好的几个月中，送来的急性胃扩张的患者络绎不绝。也就是胃吃撑到最大程度，不能蠕动。失去了消化功能并生命危险。不长时间就有七八十例这样的危重病号。（有学术报告刊登为证。）可想父亲的工作量有多大，有多累，付出多少血汗。不到四十岁的父亲因操劳过度，好长时间晚上剧咳不止，并偶尔吐血，显得很老相。

　　我说点轻松的后话，能充分说明父亲的默默奉献，人们会牢记心间。上述时间半个世纪后，我六十三岁，退休后仍在医院上班。一天，有个济源市委的干部，五十多点，王屋镇商庄人。看完病闲聊间说出这样一番话：“你爸爸真是名人啊。我小时候在王屋上学，啥也不懂。我们在一起的学生只知道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李平安。毛主席领导我们干革命，李平安给我们治病。”（父亲后在王屋医院工作十七年，并任院长、书记。）

　　又有一人找我看病，七十三岁。济源书画协会主席李善祥，显得很有气派及风度，他并不认识我。看完病后，他说原来济源有名的老医生他都认识。我无意当中说出父亲的名字，问他认识不？万没想到下面发生的事，让我急出一身汗。已七十多岁的老干部，口中说道：“真是，你是我救命大恩人的公子，说啥我得给你行个大礼。我十四岁时是你爸爸做手术救我一命。当时我家里穷，没钱。你爸爸都没有收钱，要不然我早就死了。”还是有病在身的老人竟然当场跪下给我行个大礼，并且眼里含着泪花。这种真情显露的场面是那么激动人心。这个大礼不是给我行的，而是济源人民对我父亲工作的肯定。

　　父亲在济源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由于当时年轻，工作出色，整天值班，人缘也好，所以都没有涉及到他。让他入党。他太老实，反而说他以前对不起党。（还是参军南下那事。）说自己不够条件。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到来，才触及到了父亲的思想灵魂和肉体，并连累了子女。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真倒霉了。县里、县医院的造反派罗列了几条罪状：1、反动技术权威；2、部队逃兵；3、天主教徒，里通外国；4、破坏高干家庭生活。（因我父亲原订婚的千金小姐，后嫁给了一个副省长，两人在三门峡开学术会时碰到，只是说了说话而已。）就这样父亲先是被批判斗争，而后是挨打挨骂。一个原来父亲看好大病的患者的女儿在县里造反派司令部。偷偷捎信说造反派准备抓父亲去一中县造反派司令部往死里打。在这种危急关头，父亲撇下了家跑了。跑到豫西大山里逃命去了。你想，他不跑行吗？跑了还是对的。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能让迫害致死，更不用说你一个小医生了。好在这一跑的大半年时间，躲过了最要命的风头。

　　大半年后，是一个炎热的秋天。父亲被济源的造反派从洛阳的大山里抓回了济源县城。刚好十二岁的我在上学的大街上碰到。只见父亲穿着一个半截袖的白衬衣，上身五花大绑着。指头粗细的麻绳深深地勒在肉里。本来个子低的父亲弓着身子，看着就不像个人样了。后来知道，我可怜的父亲被五花大绑二十个小时。不给吃喝。身上好几处都肌肉坏死了。过黄河时，父亲苦苦哀求造反派：“你们行行好给我松点吧，我全凭一双手看病养家顾小，我的手都要坏了。”可那些丧尽天良的疯子们说：“好，给你松松。”结果反而捆得更紧。

　　我选择了紧跟在父亲的左右身后，一直跟了近两个小时。在济源县城三华里长的大街上，每到一热闹处，造反派揪着父亲的头发，往后仰的不能再仰了，宣布父亲所谓的各种罪状。大街两旁墙上到处贴着抓住父亲的大标语。我跟父亲寸步不离，不停地哭着喊着爸爸。父亲也看到了我，但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父亲被捆着的腰更弯了，显得那么的可怜无助。头发一直向后揪着，不到四十岁的父亲头发已经花白。当时我的心都碎了。真想大声呐喊：“我父亲救了无数人，落了这么个下场，谁来救救我的父亲？”我也不知道害怕，一直跟到父亲游完街，关到当时县招待所临大街西头第二间房子里。（当时，这里设的是县医院的门诊部。）这时，我才跑回家给母亲报信。

　　母亲听说后，哭着整理几件换洗衣服。领着我在大街小十字回民食堂买了些馒头，来到关押父亲的房子门口。一个造反派头头凶神恶煞地看着门不让见（就是游街时揪我父亲头发的那个人渣）。母亲与他讲道理硬要闯。他一把把我母亲推倒，母亲仰面朝天倒在正在搞建筑和的稀泥堆里，跌成了泥人。当时，十二岁的我，怒气万丈，真是忍无可忍了，随手抓起砖垛上的一块整砖（五市斤重），大喊一声：“老爷们和你拼了！”跳起来，一砖头狠狠地砸在造反派头头的头上。只见鲜血直冒，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时旁边的县大礼堂正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休息时间，围观的人足有好几百人。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喊：“抓现行反革命！”过来抓我。这时，有好几个好心的妇女干部保护着我说：“这是小孩子，不懂事，算了，算了！”我趁机冲出人群。

　　我当时那仇恨劲不知害怕，后来特别害怕。不敢回家，就跑到县城旁边一直枪毙人的南河滩边。当时，我感觉天塌地陷，暗无天日。想跳河死的心都有了。（主要是怕把人砸死了。）实在饿了，我就在河里摸几只生螃蟹吃充饥，渴了就喝几口河水。然后，就傻坐在河边的石头上胡思乱想。黑夜到来，身心疲惫不堪的我就躺在红薯地里睡着了。夜里十一点左右，有一县医院做饭的牛师傅上夜班，他是河合村的。车子的铃声把我惊得翻了翻身，把牛师傅吓了一大跳，还当我是狼。看见是我后问了一下情况，哄我不要害怕。硬把哭着的我带回了家里。这时，家里已因寻我翻了天了。

　　父亲关了好长时间放了回来，瘦成了一把骨头。又增加了一条新的罪状。就是：在逃期间开地下黑医院，投机倒把收入一千七百元。

　　用砖头砸的造反派头头也救了过来。此事件后的十几天左右，六年级的我正在上课，听说造反派要来抓我。我出教室就望学校后院的操场上跑，回头一看，七八个造反派手里拿着棍子在后面追。当我跑到后围墙时，想着就会飞过墙时被抓住。他们七手八脚，拧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屋里。开始审问：“你知道今天为啥把你弄来，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七八个造反派手里拿着皮鞭、棍棒、匕首围着我。其中一个是本校的体育老师，县造反司令部大头头。我害怕极了，不由得想到了电影上严刑逼供共产党人的情节。我回答：“不知道。”又问：“老实交代你爸爸的罪行，要不就打死你！”我回答：“他就是一个坏人，其他我啥都不知道了。”话音未落，其中一个举棍朝我打来，我本能一躲身，打在另一个造反派的头上。我赶紧给挨打的造反派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怨我。”我想得到他们的同情。这时，皮鞭、棍子像雨点一样打在我的身上。也不知打了多长时间，开始还知道痛，后来也感觉不到痛了，麻木了。最后被打的昏死过去。醒来后，有个造反派头头拿出在我父亲身上搜出的信。说我是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乱打、乱杀、像旧社会一样。并让父亲千万不要回来。一直把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打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连尿道都出血了。这时，又进来一个造反派头头。看了看我的伤。下命令说：“你走吧。”我愤怒地回答说：“我犯啥法了，你们把我打成这样？我不走！你们把我打死算了！”但也由不得我。夜里，几个造反派把我抬走，扔到济源县老广场的舞台后面就不管了。

　　我一个孩子，在野外爸爸、妈妈地喊着哭着。站不起来，走不成。没有一个人来救我。我就爬着爬到县医院的河边。妈妈也寻到这里。妈妈见我遍体鳞伤，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

　　就这样，我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十二岁的孩子，在床上养伤两个整月，悲观地不想再见人。医院父亲的同事们都来看望我，好多人一看我浑身淤血，没有一块好地方，都情不自禁地哭了。他们问我：“痛不痛？”我回答：“不痛。”当时我并不太懂事。现在想起，那时我敬爱的父母亲是多么的伤心。可我被拷打的恐怖场面，一直到我敬爱的父母亲大人去世，我都没有告诉他们，我怕更伤他们的心。所以现在告诉各位读者，是让你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绝不能让类似的悲剧重演。当然，那次阎罗殿般的拷打，对我的心灵、思想、性格和成长，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一九六八年，四十岁的父亲被定性为投机倒把分子，工资停发。我母亲为生活所迫去县医院洗衣房工作。我于一九六九年三月，托关系到济源冶炼厂当一名商品粮合同工。十五岁的我干和成年人一样繁重的体力工作。三年后参军，四年后复员回济，安排到县人民医院工作。

　　一九七一年寒冬，我敬爱的父亲，背着沉重的行李。告别了与之有深厚感情，工作了二十年的济源县县医院。搭上开往山里的公共汽车，去七十华里外的王屋乡卫生院报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二十年前出名发迹的王屋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