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闲变却故人心

　　 闲来读卡夫卡《变形记》。据称这是卡夫卡的一部现代主义代表作，比较可惜的是，没能读到原汁原味的德文版，只读到让•托伦翻译的法文版。

　　 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发轫于上世纪初，其主旨是倡导作品基于“诚实的意识”，再现大千世界的客观存在。具体地说，现代主义一方面对现实世界的真善美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所谓“正能量”之类的善意对形形色色、错综纷纭的现实世界进行审美观照。毕竟假恶丑，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若为顾及某些利益而予以文过饰非，即便出于善意，也无异于饮鸩止渴。

　　 《变形记》的故事十分简单，通篇只有一条线索——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梦靥。小说围绕着格里高尔由人变虫之后的人世变故展开。乍一眼看过去，格里高尔一夜之间蜕变成一条大甲虫，怎么说都让人觉得太过荒诞，也太过魔幻，但这就是现代主义的灵魂。可是当你跟随情节读下去，故事的细节链条，却又让人觉得作者写得很真实，也很感人。

　　 小说的高潮发生在格里高尔家住进三个房客之后。一天晚饭后，大家围在一起，听他妹妹演奏小提琴。琴声悠扬，余音缭绕。当时，格里高尔被关在隔壁，绝食思过。琴声传来，激起他心灵深处最柔软的感动。于是乎，顾不得绝食后的虚弱，拼尽体能，爬近妹妹的视线，希望妹妹能够发现他，并能陪着他进入自己的房间，专门为他演奏一曲。同时，他还要借机向妹妹吐露深深埋在自己心底的一个秘密——拼命挣钱，送她进音乐学院。要不是上帝的无端惩罚——让他由人变虫，他还会一如既往，竭尽全力帮助全家走出老爹破产的阴影；他还会一如既往，搏命赚钱好让妹妹明年如愿进入音乐学院深造。唉，可惜造物弄人，没等到圣诞那一天，格里高尔尽然变得人不人虫不虫了。

　　 岂知正当格里高尔轻轻地爬向妹妹的裙裾的当儿，房客们突然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顿时群起发飙，大闹退房，甚至要起诉。见此变故，萨姆莎老爹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劝不住房客，将满肚子的怒火一齐倾向格里高尔。大甲虫见闯了大祸，没等家人来驱赶，便艰难地扭转身子，好爬歹爬，总算爬回了自己的房间。就在自己身子完全僵硬前的那一刻，他把生命的最后一瞥苍白地留给了母亲。

　　 读到这里，委实觉得心潮难平。我在想：假如生活中的格里高尔不是由人变虫，而是由人变“鬼”，即文革的所谓牛鬼蛇神之类，那么，现实世界的人理伦常是否也会遭逢格里高尔那样的悲剧呢？

　　 于是，我想到了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异化”。单纯从词语上理解，异化就是在发生某种变故之后，原本自然互属或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根据这个观点，格里高尔悲剧的故事不仅撕破了广义人伦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且也揭示了社会变故所致的人格异化的深刻本质。

　　 其实，谈到《变形记》涉及的异化，清朝著名诗人的几句诗倒是颇值得玩味的：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 冯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