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我在病房守着母亲一起渡过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又到了春节过年的时候。家里的微信群里姐妹们正热烈地讨论着过年要买什么？吃什么？母亲总会提到我不在身边。

　　妈妈，我在您身边过年的那年春节您是昏迷不醒的。现在，我虽然没在您身边，您老人家依然健康平安，谈笑风生。

　　出国二十多年了，家乡耸入云天的高楼、错综盘缠的交通、轮飞速舞的磁悬、琳琅满目的商品、名多形异的汽车……就连中国传统的年夜饭也从家里吃到了饭店，哪一样不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啊！每年农历春节中国的传统节日－过年，我都是在悠悠乾坤、他乡思亲中度过的。唯有一次例外，那年过年我回去了，却是叫人刻骨铭心一辈子！

　　十五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季，沥沥细雨笼罩着洛杉矶的黎明使阴霾的天空怎么也不肯露出一丝新的霞光。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极不情愿地从温暖的被窝里伸出手来，

　　“母亲中风了” 电话那端我姐故作镇静的声音划破天啸从申城传来。

　　我立即一个鱼跃翻身冲出被窝：“出血还是缺血？”

　　“出血” 我姐依然坐怀不乱，“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不用回来也可以的。”我姐继续安慰道。

　　“我马上回来！”我立即强烈反应道。

　　2002年春节大年夜，中国人家家张罗着喜庆的气氛。凌晨五点多，母亲与往常一样起床，准备着过年的忙碌。突然一阵剧烈头痛想要喊叫只能呢喃，想要站直整个身体却不听使唤立刻倒了下去。那年母亲七十一岁。

　　25分钟后，医院颅脑ct片显示： 左半球基底节区4。5 cm x 3。5 cm 核状大出血。情况非常危急。母亲有急症脑外科手术指征，而这当儿即使这样大的教学医院，大部分有名望的医学专家都在欢庆传统的中国农历春节了。手术与非手术成活率都只有50％。

　　晨雾中，我歪歪斜斜穿梭在洛杉矶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上，来到中领馆门前欲吃了一个闭门羹，大红告示：农历春节闭门三天。往后的日子，签证就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最近可以十年连签，我心上的这块石头才算落地。

　　拿不到回国签证的我，虽心急如焚欲插翅难飞。此时，我立即电话遥控国内，“马上复查ct”以测脑内血肿是否有继续增大活动性出血？所幸，血肿没有变大。

　　“保守治疗！”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维持疗法。同样有50％的生存率，我安慰自己。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幼教工作者，生性活泼开朗能歌善舞为人热情，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画画也每每不输于人。退休后，她一边辅导着几个孩子的钢琴课，一边在里弄里做着文宣工作：歌咏比赛，黑板宣传，家访教育，社会安全，好像哪一样都离不了她。

　　不记得那时家里有什么像样的家俱，但是那台聂耳牌钢琴却伴随我们渡过了多少快乐童年时光。很明显，我姐遗传了母亲圆润亮丽的嗓音，她的歌唱水平几乎可与专业人员媲美；我妹至少也感染了一点音乐*气会弹几首钢琴名曲；而我则五音不全太不家庭化了。光说那长相，我姐清丽甜美、温柔婉约活脱是母亲的翻版，我妹五官精致、大气逸人则完全拿走了父亲的基因。而我不像爹也不像妈只像隔壁卖虾酱。为此，小时候我常常耿耿于怀，母亲会说：“你是领来的。”

　　“哼！要领还不领个弟弟？”我当然不会相信。

　　母亲也自嘲自己本事大，三个孩子三个完全不一样的面孔和性格。

　　如果说遗传基因并没有在我身上完全错乱的话， 唯一可以告慰的便是自己快人快语的性格像极了母亲。

　　母亲的能干令我终身难忘：那年要参加区里的广播体操比赛，所有的学生都要穿上军装，母亲二话没说把她那件绿色大翻领的风雨衣连夜改成一套绿军装。第二天，老师还在教室里批评道：“有学生穿着小资翻领的军装与我们的集体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当我哭着鼻子回家把这句话学给母亲听时，母亲哈哈大笑，“这领子我不舍得改，它的风采就在这领子上了。”

　　每年春节，母亲都会为我们三姐妹每人缝制一件花布罩衫。

　　母亲的严厉和善良使我终身受益：小学一年级时我够调皮不断闯祸。那天我垫着板凳爬到桌子上方的吊厨里找东西吃，一不小心拌倒厚厚的瓷碗把一寸半的菜桌钢化玻璃打得粉碎，吓得哇哇大哭。

　　“姆妈，您快回来打我一顿算了。”

　　就在不久前一个星期日下午，母亲在睡觉时我踮手踮脚在抽屉里拿了四分钱，喃喃道，“妈，我去买赤豆棒冰啦。”母亲微微动了一下。

　　母亲醒来后全然不记得这事，叫我伸出右手来，硬硬的木尺就压了上来，含在嘴里的这口冰水叫我怎么都不敢往肚里咽。

　　现在出了这么大事我早己吓得魂飞魄散。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母亲并没有责怪而是语重心长地：

　　“小孩，特别是女孩子不能爬高摸低，有事要找大人帮忙。”

　　我就这么容易与棒头擦肩而过。

　　母亲的勇敢令人咋舌：在母亲自己还是孩子时，我外祖父母己带着几个孩子从宁波到上海了。一日，母亲接到外婆的电报：“云蓁我儿，见电速来沪团聚。”十一岁的母亲挎着小碎花布包裹是她的全部盘缠上路了。来到渡口正值日本人封锁敲诈：“把你的包裹打开把银子缴出来。”日本兵吼道。

　　母亲娇小的身体暴发着刚??的勇气，斜了一眼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兵说：“不！你滚回日本去。” 说着一路小跑逃过了关卡还回过头来伸了伸小舌头。

　　“您怕不怕日本兵？”我问道。

　　“不知道，当时没想这个问题，那日本兵也是只有十几岁的小孩，等过了岗还冲着我笑。”

　　我说：“他可能是看见您太可爱了不忍心伤害吧。母亲，以后有拍抗日战争电影要把您的机智勇敢写进电影里。” 母亲听后开怀大笑。

　　母亲的平凡和教养为人师表：妈妈您用生命的乳汁哺育了我， 浇灌了我的成长之路 。“ 学会做事前要先学会做人” 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您还谆谆教导：“ 宁可人负我，我不可我负人。” 使我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养成的大气，有多大的委屈都能坦然面对，不计个人得失。

　　每年春节，母亲除了做女红外都会忙着磨水面粉、做黑洋酥圆子、捂酒酿、炸春卷。把外祖父母请到家里来欢欢喜喜地吃年夜饭，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服侍到二位老人寿终。

　　现在，我姐就担起了当年母亲的角色。每年上海大年夜，阿姐总是把父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喜庆佳节，其乐融融。

　　如果我要抱怨老年痴呆的婆婆，母亲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将心比心 ，每个人都有老的这一天。” 使我心服口服地明白照顾老人是我们道德承传，让我每天精心细致、无怨无悔地照顾着失去生活能力的婆婆。

　　我在病床边就这样呆呆地看着昏迷不醒的母亲，往事不断地在眼前跳跃。

　　似乎等到了海枯石烂的漫长和艰难，我终于拿到回国签证，飞回太平洋西岸。一下飞机，我就直奔医院。妈妈，当女儿来到您身边时，您全然不知。春节，中国新年这样特别的日子里，我在病床边看您烦躁、挣扎，心如刀绞。虽然，有护工在场，我还是不放心。我要亲自给您洗脸、擦身、端尿、清大便。半夜我不敢入睡，怕是耽误了您每二小时的翻身。您不会张嘴吃饭，我握着您被针头扎肿的双手，数着静脉点滴把心痛的泪水一起流进您的血管里。妈妈，女儿要默默守候在您身边，等待生命奇迹的出现。

　　在靠生命支持疗法的漫长等待，精心护理和耐心守候中，第68天奇迹出现了，母亲完全恢复了意识。她转动着依然清澈的明眸，在遭遇大脑左半侧基底节的大动脉出血后，当她醒来发现自己右半身没有知觉，不能动弹时完全崩溃。母亲醒来后第一句话：“你们为什么要救我？”是啊，母亲今后的生活将面临着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不能写字，不能弹琴，不会唱歌，不会画画，不能教书，不能针线。睡着的世界一片无知，醒来的世界一片残忍。母亲陷入了压抑茫然之中。这一刻，临床医学对生命的思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医学发达较完善的美国，建立个人advance directive paper尊重生命让人活得有尊严是自己在医疗规划中清醒的时候所能做出的抉择。

　　泪奔泉涌的瞬间，我不忘对生命演绎的重温和解释：母亲！您是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死神来拥抱多彩的生活；医学在这一刻没有奇迹，而您的生命绽放了光芒！母亲，活着多好！我依然可以在您面前撒娇，可以千百次地对您说：“妈妈我爱您！”

　　母亲经历了出血—昏迷—清醒—压抑的大回转， 以后的日子是一段非常艰难，重塑自我，意志不拔，催人泪下的康复历程。

　　在母亲出血性中风后十多年里，又遭遇右侧股骨颈两次骨折置换人工股骨头和左侧乳腺癌手术，每次我都害怕的以为您会挺不过去，可是凭着您的毅力都坚强地挺过来了。现在，您还每天增加锻炼强度，我知道您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母亲却坚持每天上午30分钟，下午20分钟的走路，还做其它手臂锻炼。您用左手学会了吃饭，穿衣，左手写简单的字。最让我惊讶的是ct片左侧脑内有这么大的软化灶，母亲依然思维清晰，做股票遥控操作我姐买进卖出毫不含糊，有时还能哼哼小调。我跟母亲说：“妈，您老坐着不动没人知道您是中风的人。”母亲则会心地笑了。

　　每次离家，我都会哭得稀里哗啦，我姐说，“那是你付出的不够多。” 满是银发的母亲在我离开的那一天起就在倒数第二年我回家的日子。

　　母亲，女儿永远感激您的养育之恩和教诲，我只想依附在您的身边再听小时候温馨淘气的故事。您养育了我，让我伴您慢慢优雅老去。

　　悠悠乾坤共老，昭昭鸡鸣新岁。

　　又到一年母亲节，往事就这样爬上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