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就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并且，也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不记得用了多长时间，我写出了一个一万多字的开头。后来这个开头就一直放在那里。那个开头所描述的是一个时代变迁的开始，我怀着一种热情，有一种使命感，想要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在自己的悲欢里沉浮，那个开头所承载的使命，终归于沉寂。我屡屡翻动那个开头，却无法往下进行。

　　十年以后，我还是放不下心中的念想，报名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创作函授培训班。一年的几次作业，老师给出的评语都很中肯。其中的一条是关于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在我的作品中，现实的成分太重，缺乏虚构，也就缺乏了灵巧。创作技巧也就谈不上了。一年的学*结束之后，我看着老师的评语，更加没有继续写作的自信。一个缺乏写作技巧的人，如何能够驾驭一部长篇小说呢？

　　我迟迟不能写下去，但也固执地不想放弃写这部小说的念头。在几个作协开会的场合，我都说过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话。但是，说和写出来的距离是很遥远的。我知道在那种场合，是没有人在意我是不是真的会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我自己会记得，我曾经在那么多人面前承诺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会兑现我的承诺。

　　我所不能跨越的就是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距离。

　　有一天，我在收费处收费，到下午结账的时候，发现现金少了70元钱。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少收钱或是找错钱的。就去查钱少的原因，一看就有了确切的怀疑对象。有一个熟识的朋友这一天下午来看病，我和她从头至尾都在说话，钱少的金额，恰恰是她应交费用的金额。是不是她没有交钱呢？抽空我就去监控室调看了当时的录像。结果得到了证实。我看到录像中的我，接过她递过来的单子，就开始对着电脑打单，她从包里翻来翻去，拿出一张银行卡，站在那里，边和我说话，边等我打单，我把单据打完，就从窗口递了出去，我们的谈话，就告一段落，她拿着东西走了。也就是说，她计划刷卡的，结果并没有刷就走了。

　　我给她打电话，问她记不记得交费时的情况，她说不记得了。我直截了当告诉她，我的钱少了70元，调了监控录像是她没有交钱。几乎没有异议，她就说来补费。

　　我真的庆幸有监控。否则，我哪里记得我少收了谁的钱？当时我和她的关注点都在与对方的交流上，她也不关注到底有没有给钱。我们之间还可能因为我的质疑而产生隔阂。而今天，如果我问：“当时咱们俩说的什么话？”她可能也答不上来。我也想不起到底我们说了些什么。当我们回顾的时候，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构？当我第二天去看前一天的录像，镜头里的我如若外人。

　　和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说起当年的情况。我说他当年订了婚。他说，哪有？当时根本就没有女朋友。后来，我翻起了当年的日记，日记上不仅写着他订婚的日期，还记录了他订婚的对象的姓名，甚至于我还曾经看过她的来信。多年以后，他当然是没有和那个订婚对象结婚，还说哪有这么回事？我若不是去看日记，也根本记不起这些细节。时至今日，究竟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构？

　　我忽然间发现，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时空越久远，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距离就越难以区分。

　　我翻箱倒柜地找到了当年所写的小说的开头。那已经是经过删改的，部分虚构的版本了。我把现实中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重合了。当时我是非常清楚我小说里的原型是谁的，可是二十年后，我自己都分不清，那究竟写的是谁。抑或有的人我还知道是谁，但是二十年的生活变迁，我早已不知道，他现在成了什么模样。就连原型中的自己，也真的成了故事中的人物，和今天已经大不相同。

　　我忽然间感觉，这条现实与虚构之间的鸿沟，我已经跨过去了。我可以开始继续小说的创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