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老兄-心情故事-情感文章-幽默笑话_PHP教程_情感文章_编程笔记

　　文兄只比我大二岁，对他最早的记忆是我三岁多的时候，那时，我们父母亲被我党赶到京广复线修铁路去了，他们日夜就在铁路工地上劳作，白天做了一天还要打夜班。三岁多的我和五岁多的文兄被送到了离家八里远的钟家庄幼儿园，二奶奶被送到了敬老院，敬老院也在钟家庄，七岁多的愿兄已经读书了，我不知道他是和谁在一起过的日子，一岁多的三弟随父母在工地托儿所，一家七口人就这样被分得七零八碎的。

　　文兄虽然只比我大二岁，但是他是我的守护神，每到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牵着我的手去二奶奶住的敬老院讨锅巴吃，黄锅巴给我吃，他自己吃糊锅巴。母亲可以两个月去探望我们一次，母亲一去探望，我就赖在母亲怀里不下地，文兄只在一边站着看着，他把伟大的母爱让给我，充分让我在母亲的怀里撒娇。

　　不久，我们就进入了饥饿岁月，在茶盘庄住了三年，一家人只差一点就全被饿死，奄奄一息地回到老家新堂屋，父亲饿得皮包骨头，文兄也饿得皮包骨头。

　　三年大饥荒过去了，农民的饥饿威胁远没有解除，它仍然像一把利剑样高悬在人们的头上。

　　寻找吃的解决肚皮就是那时候人们最要紧的活儿。

　　有一天，自然生产队种茴种，削下的烂茴皮倒在我家门前的田里沤粪做肥料，这个烂茴皮原本是有毒的，不可能做食物。文兄放学回来，他和住在一个堂屋里的堂兄圣哥都说是自己最先看到这堆烂茴皮，都说自己要号住这堆烂茴皮。他们谁也不让谁，争执得面红耳赤，还挥动着手里的镰刀威胁对方。文兄比圣哥小二岁，个子也小得多，自然不是圣哥的对手，他只抢到一小部分烂茴皮，然后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些烂茴皮。

　　还一次，是下雨天，文兄不知在哪里扫来了一小筲箕谷壳。那时候我们吃的大米是用竹推子先去掉粗壳的，这些粗壳根本不能食用，只能做柴烧。文兄扫来粗壳却喜之不寐，将它磨碎做锅巴吃，他只想一个人吃，不想和家人分享，我父亲也是长得人高马大，也是饥肠辘辘，他就要分食文兄的锅巴巴，文兄不肯，父子二人差一点打起来，后来是母亲给他们做了调解才解决问题。

　　那时候的文兄也就是十一二岁的样子，饥饿将人性彻底扭曲了，父不知道爱子，子亦不知道敬父，何况那是不能吃的东西啊，后来，父亲和文兄都吃得拉不出来，痛苦极了。

　　文兄只读了四年书，还不到十一岁就到生产队劳动去了，他要帮助父亲挣工分养家，那时候，他在生产队里是三分底分，就是说一个男性大人做一天记10分工，那么，文兄做一天就只有3分工。

　　不到十一岁的孩子能做什么，现在这么大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但是，那时候的孩子就要顶天立地了。文兄从最简单的劳动学起，拔秧插田除草中耕，扒田塍搭田塍扒圳，散猪粪散牛粪，薅茴翻茴藤割茴藤，捶草放绳做田缆。就这样做了两三年，做到了7分底分，人也长大了长高了长结实了，什么农业工夫都要学会做了。这时的文兄开始学会翻地了，学会了插茴、给茴起垄，学会了挖茴，也能一担担把茴挑到农民的茴窖里去安放好，到了春天，他还会选茴种，把茴挑到地里去芽茴种。梨耙工夫是农业的顶级技术活，文兄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同父亲学*的。一块田如何开犁，如何下耙，都是极为讲究的，只有两年工夫，文兄就把技术学到了家，他开犁的田，里边和外边一样的宽度，不多一犁，不少一犁。他耙出来的田，平展如书，田泥细碎，技术含量超过了做了几十年工夫的老行家。

　　中共建政的那年，我父亲22岁，他在家里还是一个孩子。那时候的人结婚结得早，父亲在这一年结婚了。我的二祖父辛勤劳动了几十年，农业工夫在我们那个屋场排名第一，他用省吃俭用的钱买田买地，到中共建政的那年，家里共有十来亩水田，六七亩旱地，一家四个人，平均四亩田地的样子，应该是刚够温饱的类型。我党搞土地改革，将我的二祖父划为富农分子，富农分子是我党的阶级敌人。二祖父一生勤劳俭朴，没做过一丝一毫坏事，他就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就成了我党的阶级敌人了呢？我党建政后的第六年，二祖父就去世了，他带着疑问去地下询问老祖宗仕安公去了。二祖父是富农分子，我的父亲自然就是富农子女，在我党的词典里，富农子女就是准阶级敌人。父亲有了我们这些兄弟以后，我们也承袭了家族的桂冠，头上顶着一顶富农子女的帽子，也成了准阶级敌人的后备军。

　　历史进入了文革时期，红卫兵和我党的农村组织开始抄家了，有三年时间，我们家常在冬天的半夜里遭到抄家。抄家的时候，他们把我一家赶到正堂屋去集中，那里站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地富子女。这时候，文兄总是拉着我的手叫我站到他的身边，他拢着我发颤的身体，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我。那时候，农村经常开斗争会，每次都是批斗几个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右派分子，父亲作为富农子女，多次去做过陪斗。也就是你没有我党所说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党需要你去凑一个数，增添一点热闹场景。有一天，大队要在我们屋场开斗争会，会场就设在横堂屋。那天早上，副书记让公来到我们家，吩咐文兄去横堂屋搭舞台。文兄就想，你又不是我们小队里的领导，凭什么叫我去搭台。他就没有动，自以为没事了，不久，让公来了，他瞪着一只大眼睛发狂了，对文兄破口大骂，要用绳子将文兄捆去斗争一番。让公说，今天不斗别人了，就斗你文伢子。我父亲母亲哀嚎着叫让公行行好，说文伢子才只有15岁，实在是不懂事，现在叫他去就是了。文兄在父母亲的哀告声中放下手里的饭碗搭台去了。

　　文兄是一个地道的忠厚人，从不乱说一句话，从不做错一件事，我党要是对他不满意还真是抓不住任何一个把柄，受吓最大的一次也就是让公叫他搭台的这次。

　　文兄身上有父亲众多的遗传，他的身坯像父亲一样高大，还只有17岁的时候，他就长得人高马大了。这样高大的人在农村已经是一个正式劳动力了，他要顶天立地了。从这一年起，文兄开始被生产队外派担负繁重的劳役了。修建费家河大堤、费家河内河改港灭螺、再茂改田、修建二机埠、修建岳坊水库、修建岳坊水库渠道、苏堤脑修堤灭螺、修建中洲大堤，持续八年的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都有文兄的身影。这时的文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正是出力气的时候，他一天到晚不知疲倦，无论是天晴下雨刮风落雪，总是一条扁担一担菀箕一把锄头，不知道他担了多少担土，挖了多少方土；不知道他修起了多少长度的大堤，挖了多长的渠道。

　　外派的劳役除开修水利之外，还要去城里搞副业做苦力，还要去城里积肥。他在岳阳码头扛过多少包，在岳阳城里建过多少幢房子，在岳阳的生猪仓库担过多少担猪粪，这恐怕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有几年冬天，文兄还去过湖州山里斫杨条子和斫芦柴。这湖州山都在洞庭湖的中央，夏秋两季，这里湖水汤汤，杨条子和芦苇是水生植物，他们就在湖水里生长。到了冬天，湖水干涸了，杨条子和芦苇可以收割了，人们就涌进湖州山里去斫杨条子和芦苇，这些东西可以造纸。去湖州山里是很辛苦的，帐篷为庐，湖水为饮，早上踏着银霜出发，晚上顶着星月回家，湖风如刀一样割裂你的皮肤，吹冷你的饭食，钻进你的被窝。

　　文兄就是在这样的劳动环境中长大成人，劳动锻炼了他的骨骼，劳动锻炼了他的坚毅，劳动让他变得坚强起来，让他成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敌人，也没有天生的朋友。

　　在毛泽东时代，像文兄这样的人竟然是天生的敌人，尽管他为人正直，一身力气，农业技术活儿顶呱呱，那也不能让这样的人担任生产队任何职务，他只能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副社员。

　　邓小平时代就不同了，他不讲人为的阶级斗争了，农民的身份平等了。也就是邓小平复出的那一年，文兄被生产队社员民主推选为生产队长。

　　做了生产队长的文兄总是走在别人的前头，他安排生产细致周到，大事小事想得周全，重活脏活总是有自己一份，从不以队长的身份偷一点懒，就是这一年，我们生产队的收入增长了不少，粮食分得多了，钱也分得多了，农民口袋里有钱，谷仓里有粮，脸上就有笑容了。

　　这一年，文兄还不到26岁。

　　随后，土地就分到户了，分到户后的三十几年里，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文兄都是生产队的队长，这时候的队长，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领导生产了，它只管土地的分配，只管征购摊派任务的分配，只管国家补贴的分配，你只要做到公正公平就行了。

　　 2002年以后，屋场里修了一条公路修了一幢公事礼堂，所以，就有了一些公益事业。

　　文兄被大家推举出来管理公益事业。

　　这时候要管理的就不是一个生产队的人了，而是一个屋场的人了。我们屋场一共有五个生产小队，有六百多口人，要管理好这么大一个屋场的事情还真不容易。

　　门前大塘的整修一起进行了三次，每一次都是文兄在领头，除开筹划安排，他要带领村民身体力行去做。他如果不到，村民就不开始劳动；他如果不在，村民就会偷懒。

　　现在的门前大塘，淤泥已经清理干净，塘堤和塘边已经硬化，一年四季都有一塘清镜子一样的水，成为了屋场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屋场有两条垅四条?y的水田，?y田种水稻全靠水圳送水，土地分到户后，这些水圳就不太通畅了，或者被人挖断，或者被淤泥覆盖，或者自然垮塌。2003年，文兄带领一班人奋战一个冬季修好这四条水圳，用水泥和火砖砌起水圳堤，人们栽种水稻就没有困难了。

　　此后，文兄管理了十年礼堂。六百多人的屋场，一年要办二三十场红白喜事，要管好这个礼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文兄管理得很好，公益建筑在他手里扩大了一百多个平方米，无论什么时候走进礼堂，给人的感觉都是干干净净的，门窗玻璃完好，桌椅板凳齐全，炊具餐具完好，环境卫生令人满意。办一场红白喜事，他总要去礼堂四趟，或者是给餐具炊具点数，或者是监督卫生工作。这么繁重的工作任务，起先只有12元钱一场事的报酬，后来增加到20元钱，直到文兄去世的这一年才提高到40元钱。

　　 2006年，国家修建武广高铁，铁路经过我们屋场有一点五公里的路程，征收土地的经费有几百万元，有一部分是各个生产队的，还有一部分是屋场公家的。文兄被推举出来管理这笔钱，许多人的眼睛盯着这笔钱，煎的要煎，煮的要煮。文兄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将钱分下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留下来作为硬化各家各户门前的大路，他带人丈量规划计算，把这件工作做得极好，现在屋场里的人串门也像城里人一样不走泥巴路了。

　　管理公益事业总是有气受的，屋场里搞公益事业的钱都是我和小弟想办法搞来的，文兄有时候受气了就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搞钱来了，这个屋场里的人不逗人关爱。

　　我就笑着说，农村里的人都这样啊，我们屋场的人还算是好的，你要大度一点，为屋场里做了好事不要想着我做了好事别人要记着我。

　　文兄生过气之后还是一如既往去管理屋场的公益事业。

　　他之所以能管好屋场的公益事业，除开他的勤劳和亲力亲为的品质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公正公平和清廉的品质，人们都非常信任他。

　　文兄还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很优秀了，高高的个子，国字形的的脸庞，勤劳善良的品质，为人忠厚的性格，就是这样优秀的青年要在那个时代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文兄还在17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开始操心他的婚事，父亲请来了一个木匠，叫这个木匠给文兄做结婚的婚床，那时候没有木材买，也没有钱买，父亲就在祖产上想办法，他在房子上拆下一些不起结构作用的树木给文兄做婚床。这个木匠在我家里做了半个月才把这张婚床做好，这是一张老式婚床，有踏凳，有雕龙花纹，还有49块玻璃，这在当时轰动了我们那个屋场。婚床做好了，就是没人来给文兄做媒，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文兄已经长得五长粗大了，仍然没有人来给他做媒，原因就是我家的成份是富农，人家都怕嫁给了这样的人家子弟会连累子孙后代，因为我党的政策原本是一个株连九族的政策。于是，有人就开始给我母亲出主意了，叫我母亲去找我家的亲戚，因为我家的姑妈姨妈舅妈特别的多，他们家里都生有女儿，叫他们嫁一个给我文兄就是了。当时这样做我母亲工作的人除开邻居村人之外，还有我们家的一些亲戚，他们也在中间串联。

　　大致来说，当时有两个女孩子适合做我文兄的另一半，一个是我的姑表姐，她叫姝姐；一个是我的姨表姐，她叫竹姐。姝姐的母亲死得早，她的女工就是在我母亲那里学的，她本人很是中意我的文兄，但是我的姑父不同意这桩婚事，他的理由也就是我们家的成份不好，怕影响后代。姨表姐那里一直举棋不定，在姨父姨妈看来，我的文兄就是一根鸡肋。

　　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和小弟考大学走出了山村才开始改观，那一年，文兄26岁，姨父那边开始松口了，没有完全拒绝把女儿嫁给文兄，但是也没有一口应承。事情就悬在那里，全看文兄的主动了。文兄却是一个天性忠厚善良的人，又很讷。我就对文兄说，我给你作伴，去姨父家里一趟，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一定会说服姨父一家的。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我和文兄上路了。在姨父家，我把我的口才发挥到极致，主要讲了文兄这个人的优点，讲了表姐嫁给他一定会有好日子过，不会委屈表姐的。

　　那天晚上，文兄几乎没说什么话，姨父听了我的话似乎心里有气，好像他的女儿不嫁给我的文兄就嫁不出去一样。但是，他又扭不过我说的理由，道理摆在那里，不服气还是不行。

　　姨父终于答应把他的女儿嫁给我的文兄了，他们结婚那年，正是腊月，大雪纷飞。文兄由于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就把给表姐买结婚衣服的大事委托给我，我在长沙为表姐买了几件当时最好的衣服，也不管合不合身。

　　姨表姐就这样成了文兄的妻子，他们一直过得恩恩爱爱，生养了一儿一女。我们当时也知道近亲不能结婚的道理，但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好在他们的子女还不是畸形，智力也不差，至于对下一代有无影响实在也难说。现在，文兄的女儿已经生养了一男一女，还很正常。

　　父亲在世的时候，有两大愿望，一个是给他膝下的长子也就是我的文兄找一个对象结婚，一个是做一幢房子，把家迁出去，因为我们的老家新堂屋太潮湿了。

　　可是，雄心万丈的父亲直到他死也没有完成一个愿望，他是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父亲没完成的任务就落在文兄的肩上了。

　　恢复高考的那年，政策松动了，农村可以允许私人建房了。文兄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我们兄弟开始筹建新居，先是请示大队党支部取得同意，然后是选择屋基。我们先是选在大河园一处荒山上，这里面有2分荒地。文兄带着我们兄弟打了几个早上的土，有了一个雏形，这时候有人告状了，说我们占了生产队良田良地。大队书记看过之后跳起一丈高，叫我们另觅屋基。这告状的人也真是害人，你不同意要早说啊，为什么要让我们费这么大的劲后才去告状。

　　文兄只好带着我们兄弟到茅屋场那块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地上去开新基，这里的土质特别的紧密，那时候又没有挖机，全靠一双手去挖，全靠一双肩去挑。文兄带着我们白天在生产队做工，晚上就在这里挖土。那年腊月，我们从外调工地回家过年，离过年还有半个月，我们就泡在新屋基上，终于挖成型了。

　　那时候做房子还很穷，不能全做火砖墙，没有火砖买，也没有钱买，只能靠老屋拆下来的火砖做平窗台，其余的砖就是泥砖了，那年我们家做了差不多二万块泥砖，砖泥都是文兄办出来的，他带着我们做砖，插砖，码砖上摞。不巧的是砖刚上摞就遇到了连绵的雨天，上摞的泥砖就倒在田里，文兄带着我们去抢救倒下去的泥砖，一身水一身泥，劳累了整整一天。

　　新居终于做成了，虽然是泥砖瓦屋，当时还是挺气派的，正面的泥砖墙一粉刷更是好看，那年春天一个晴和的日子，大队还在我们家堂屋里开了一个党员队长会，我们全家人感到很荣幸，这样的会议居然到我们家来开了。

　　以后，兄弟结婚生子，分居异爨，新居变成了老屋，又不好住了，又要做屋了。文兄就准备在老屋的边上自己再做一幢。做这幢房子他吃了更多的苦，因为兄弟分家了，许多事情就靠自己一个人了，包括用钱。文兄默默地做着，又是挖屋基，又是做火砖，又是烧窑，又是借钱，又是浇制水泥楼脚楼板。这时候做房子有了新要求，不再是泥砖为主了，而是火砖墙为主了，楼脚楼板也是混泥土钢筋浇制了。

　　经过千难万险，文兄的房子终于做成了，这一年，他应该是34岁的样子。房子做好了，在当时也很气派，自然也欠了一些债务。此后，文兄一边从事农业生产养家糊口一边还债，又一边在屋后挖土准备做杂屋，这里的土层又高土质又紧密，他像愚公移山样，挖山不止，他没有感动任何上帝，因为自己就是上帝，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终于一个人硬是把那个屋基挖出来了，也没有请一个泥匠，自己在那里做了一排杂屋，有厨房洗澡房猪场牛栏杂物房，真正是千方万便。

　　 2007年，三弟要拆掉老屋做新房子，老屋还有两间是文兄的，他便也一起拆了下来，在原基上又做了几间新房子，然后再把原来的房子装修一遍，一起花费了几万元钱，使得房屋焕然一新，非常好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住房问题。

　　文兄去世的那些日子里，我看着他的家业默默地想，文兄劳累一生为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女儿就在这一年修了一幢很好的别墅，他的儿子在省会城市的一个核工业局上班，已经买了一幢房子，又有一幢房子按揭付了首付。可见，他的儿女都不会回到父亲的老家来定居了。文兄的汗不是白流了吗，他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力气吗，他的心血不是付诸东流了吗？

　　现在，就只有嫂子守着这处财产了，嫂子也在一天天老去，今后呢？

　　我这是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文兄是一个仁慈的人。

　　对父母亲，他敬爱有加，彬彬有礼。

　　父亲得癌症的那一年，文兄21岁。当他知道父亲的病以后，哭得肝肠寸断，他感觉到天就要塌下来了，愿兄过继给房伯父以后他就是父亲膝下的长子，一旦父亲去世，家中的重担就要落到他的稚嫩的肩膀上，而这时，我们的小弟才11岁，小妹才8岁，他们都还在学校读书。

　　父亲生病期间，文兄为他延医熬药，天天趋前嘘寒问暖，夜夜陪侍床前聊天说事。客人来了要接待，村民来了要招呼，这都是文兄的事。父亲再也不能操心家里的事了，粮食不够吃是文兄的事情，柴火不够烧是文兄的事情，菜园里的菜要培植也是文兄的事，他已经从父亲的肩上接过了家庭的担子。

　　为了造父亲的阴宅，文兄带着我们兄弟到外面去买火砖，砖要四正四方，不能有一个缺角，一样的大小。为了给父亲做棺材，文兄带着我们兄弟在祖宅上下楼脚，树要圆圆滚滚，板子要方方正正，他要让苦难的父亲走后安然

　　父亲去世后，文兄对母亲格外地敬重，家里生活大事，总是要听取母亲的意见，从不违拗母亲。兄弟们结婚以后，和母亲分了两次家，每一次分家都是文兄说了算，每个人给母亲负担多少稻谷多少花生多少麦子多少钱，都是根据母亲的需要作出规定的，并不是根据各个小家的经济收入做规定的。小弟小妹读书也是他要操心的事情，他不是限制他们读书的年限，而是要让他们读到没有学校可读的地步，因此，小弟读到了大学，小妹甚至读了几个初中，几个高中。那还是一个贫穷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母亲在分家后，日子清静了很多，文兄比过去更注意母亲生活的需要，水缸里的水还有没有，米缸里的米还有没有，柴湾里的柴还有没有，他都要一一照顾到，不管农业工夫有多累人，只要一天没见到母亲，他就要亲自去寻到母亲请安问好。

　　文兄对弟妹也是关爱有加。

　　把弟妹一个个带大，各个方面做他们的榜样，苦事难事都是他一马向前。送读完婚原本是父母亲的事，在我们家，这副担子却是文兄在担着。

　　他从没有打骂过任何一个弟妹，弟妹做得不对，他总是细心地教导，教导弟妹如何立身处世，教导弟妹如何勤劳俭朴，教导弟妹如何热爱读书。

　　土地分到户以后，愿兄的负担最重，他家人口多，耕种的土地也多，征购摊派的任务也最重，文兄总是要挤出时间为愿兄做一点农活，力争让愿兄不违农时，把收入搞上来。

　　大嫂子生病那年，愿兄在医院里服侍40几天，适逢春耕大忙季节，要办田栽禾，要翻地种花生。愿兄家里可有十五六亩田地，那时候的种植全靠畜力和人力，没一点机械因素。文兄没日没夜地做，自己一份田地，愿兄一份田地，在他的辛勤劳动下都按时种上了粮食。

　　愿兄家里做了三次房子，从挖土做泥砖担泥砖到房屋行墙到屋面盖瓦，文兄都是主要的劳动力之一。他不辞劳苦，不怕脏累，不分日夜，总是想愿兄之所想，急愿兄之所急。

　　文兄对我是特别的好。

　　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的喜欢读书，苦于没时间读书，白天要在生产队劳动，而且我一直是生产队出勤最高的劳力之一，所以，我读书的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再就是白天的饭后，或者是收工回家饭还没熟也看一会儿。

　　晚上读书要费灯油，那时候的灯油要凭灯油票，还要花钱，文兄看着我糟蹋家里的钱也不生气也不眼红，还想办法为我弄灯油。白天从生产队收工回家，文兄总是去菜园里劳动一会儿，或者去自留地劳动一会儿，他如果在菜园里把地挖好了要上粪肥，就想我去挑几担，但是，一看到我在读书，他就退出去了，又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去做。

　　恢复高考以后，我读书去了，毕业以后，回来做了一名教师，然后娶妻生子，先是有一份土地，后来是有两份土地，这些土地我一共耕种了8年。说是我耕种，其实，很大一部分心是文兄在操，很大一部分事情是文兄在做，他要帮我办田，要帮我看水，要帮我观察病虫害，要帮我收稻谷运输稻谷。我那时就想，这书有什么读头啊，到头来还是要种田，还是要麻烦文兄。

　　 36岁那年，我生了一场病，是阑尾炎，很厉害，因为是去得迟了。住院一周，文兄压住家中的农活在医院里陪侍我一周，端饭端水，扶着我上厕所，扶着我散步恢复身体锻炼身体。

　　 45岁那年，我又生病了，而且这一次是大病是绝症。文兄得知消息后，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赶到长沙的附二医院，眼泪汪汪地看着，鼓励我，说一定会治好的，叫我不要灰心。

　　文兄在那里呆了几天，为我端茶送水，陪我聊天，生怕我寂寞，逗我开心。其实，他这时候的心烂透了，他生怕我就此死去。

　　住院一个月后，我到文兄家里来过年，在他家里住了一周，给他带去了很多的麻烦，因为我带去了家人，还带去了看望我的客人。文兄要招待茶饭，要接待客人，一天到晚就在忙碌。

　　一周后，我就动身去河南的林州做手术，千里迢迢，又是文兄挑着行李陪着我去。文兄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他说得少，想得多，做得多。他如果要说话，总是鼓励我，叫我别灰心，说我的病是会治好的，不会死的。文兄总是信心十足，没有一点儿灰心。手术前，我们在林州一中招待所住了十来天，我天天去医院消炎，文兄陪着我进医院，陪着我逛街买东西，然后做饭菜给我吃。手术后的三天，我在恢复室住了三天，第一天大叫大喊了一天，文兄捉住我的手脚生怕我用手扯掉鼻子里的三根管子，我气得骂他死心眼，他只咪咪地笑着，叫我不要霸蛮。

　　此后，我就躺在医院里，文兄一直在服侍我，直到我出院。

　　这一次，我住院一个月，文兄就服侍了我一个月。

　　我出院以后，休息了两个月，又去岳阳做了一个月的放疗，然后就上班了。上班以后的几年里，文兄每过半个月就要去我的学校看望我一次，他要看看我恢复得怎么样，脸上的血色怎么样，身上长肉了没有，是不是有劲。每次去，文兄总要陪我聊半天，老家的家长里短都要说给我听。

　　当他确信我不会就此死去的信息后，他是由衷地高兴，甚至比他自己活着更好，更惬意。

　　文兄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他勤劳俭朴，慈爱仁和，公正无私，为人宽厚，深得家人的敬重和爱戴，也深得村民的钦佩。

　　文兄去世的那些日子里，我的伤心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对许多人说，文兄的去世，我们家里倒了一根顶梁柱。

　　他确实是我们家里的顶梁柱啊！

　　在我们兄弟辈中，他读书最少，这并等于他懂道理最少，凭着他高尚的品德，我们兄妹最敬佩他，都把他看做是家里的中心，家里的顶梁柱。

　　他没有打牌玩钱的不良嗜好，而我们的屋场里，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要打牌玩钱的，不管是大人小孩，也不管是男人女人，但是，我的文兄就是不打牌玩钱。

　　他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喝酒吃肥肉，这其实也是我们湖南男人的普遍嗜好。

　　文兄抽烟的历史大概有50 年长的时间，大多是抽的劣质烟，起先是喇叭筒，后来是最便宜的纸烟，最近几年，小弟也时不时带一些好烟给他抽，我们笑他是最高级的烟民。

　　文兄喝酒的历史大概也有50年长的时间，他喝的是谷酒，就是农民自己酿造的，也就是官员打死也不喝的那种酒，他的酒量很大，一次最大量可以喝一斤多烧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