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最后的岁月中

　　 刘郎闻莺 1974年5月16日

　　我的父亲叫刘香桂，生于一九二七年丁卯年。

　　一九七三年四月六日，父亲同家乡民工一道，从岳坊水库工地回到家里。这次去岳坊水库工地劳动，是去完成一九七二年冬天没有完成的任务的。通过这段时间的加固整修，水库大坝是最后建成了。父亲在工地上的时间总共是二十二天，中途没有回家。谁料想，这二十二天水库工地劳动竟成了父亲的最后一次出征。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父亲一直是有很高的热情的。他觉得这是一种全新的、富有朝气的事业，是一种需要无数人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现在，由于自己身体有病，就要免战罢征了。这种结果，父亲没有料到，我们一家人也没有料到。

　　四月六日这天，父亲从岳坊水库回到家里，放下行李后便对家人说，他在水库工地一直感到身体不适，具体感觉是头痛耳鸣，睡不好觉，精神萎靡，有时，这种情况还非常厉害。父亲说，其实在三月上旬，他去岳坊水库以前就有了这种症状，他曾经去秀水卫生院做过检查，谌大夫诊断为肾炎，还开了两剂药，吃药后没有一点效果。当时，自己想不到是得了一种什么重病，觉得是小病小灾的，拖一拖也就好了，所以没有对家里人说。我们这里的农民都是这种*惯，身体有病都当作小病，都采取拖的办法，因为大家都没有钱看病。

　　三月十五日，父亲受命赴岳坊大坝劳动。本来，这次任务是福兴生产小队派给我的，父亲见我头年冬天在大坝工地劳动时负了伤，况且，在那里劳动也实在是危险，便不放心，执意要自己去。我拗不过他，只能让他去。在大坝工地二十二天，父亲经常头痛，耳朵里嗡嗡作响，影响至中枢神经。大坝工地无医无药，即使有，也只有处理工伤事故的和治疗感冒发烧一类常见疾病的，父亲便没有去看过病。四月六日回家，病情如故。四月七日，在生产队耙田一天。四月八日，在家人邻居和生产队领导的劝说下，父亲又到秀水卫生院做检查。这次给父亲做检查的医生是张德义张仲如二人。他俩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父亲，说他患的是鼻咽癌，是骇人听闻的致人死命的癌症。为了证实这个判断，那天中午十二点半，父亲在没有告诉家人的情况下，风忙火急地乘火车去了岳阳。父亲出门时是一双赤脚，去岳阳时便也没有穿鞋。季春时节了，他甚至还穿着一条没有罩裤的秃棉裤。父亲在岳阳地区医院防治站进行复查，复查时间和下结论时间是四月九日，病历上这么写着：

　　头痛有三个多月久，右颔下二十多天来有一肿块，有触痛。pe：双侧颈淋巴有肿大，右颔下有一鸡蛋大肿块，稍可移动。

　　医生出于职业道德要求，为了不使父亲当时伤心欲绝，便没对父亲说什么结论，写在病历上的也就是这么含糊其辞的几句。当父亲把秀水卫生院医生的诊断拿来询问岳阳医生的时候，他们只说“很可能是的”。后来，医生在父亲的鼻孔里挖了一坨肉，说要做进一步的化验检查，他们又给父亲开了几剂药，父亲就这样回家了。

　　父亲回到家里，见到一家人，便面部苍白，神色大变，神经质地嚎啕大哭起来，因为他从岳阳医生的问诊、神色以及和他谈话的内容判断，他的病就是癌症无疑。并且，再过几天，岳阳的化验单就要寄过来证实这一点。

　　十几天过去了，岳阳方面一直没消息，父亲一直闷声不乐，他在焦急和伤心。

　　是的，父亲怎么能够不伤心呢？眼看着就要离开人世，就要抛妻弃子，离开他所累所爱的一切。这年，父亲才四十六周岁，正是人生鼎盛年华。如果不是年老体衰，自然死亡，他将遗下一连串的牵挂呀！

　　父亲茶饭无心，也不去生产队做工了，单等岳阳方面的消息。

　　四月二十四日，岳阳来信了。病理诊断是“（鼻咽）鳞状细胞癌，三级”。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诊断，岳阳地区医院五官科建议父亲去长沙湖南附属一医院（北门）肿瘤科复查。其实，这些做法都是对父亲的宽慰。结论最终都会回到秀水卫生院医生的诊断上来。

　　大祸真的从天而降，患这种病定死无疑了！

　　怀着半线生存的希望，带着从地狱大门走出来的幻想，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上午，父亲形单影只直奔长沙。临行前，一家人商议派我去照看父亲，为了省钱，父亲无论如何不肯让我去，他说他还行，并且，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思想震荡，父亲在生死问题上已经从容多了。我也只能听父亲的，放弃跟他去长沙的打算了。

　　五月十五日，父亲在湖南附一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岳阳医生的诊断（这份病历一九七三年遗失）。在长沙，父亲拜见了在湖南省医学院工作的刘修宗先生。刘修宗先生与我们是同宗，他的年纪与父亲的年纪也差不多，年轻的时候，他们二人就很熟识。刘修宗先生热情地接待了父亲，并且和其他医生一道，对父亲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叫父亲正确对待自己的病情，正确对待生与死的关系。他对父亲说，癌症属于不治之症，目前，医学对它还毫无办法。况且，父亲的癌症又已经到了晚期。

　　刘修宗先生还告诉父亲，目前，全国还只有北京和武汉有放疗设备，做一个疗程大约可保半年，做一个疗程的费用是六十元钱，其他生活，护理。旅差费怕也是这个数目。

　　父亲从长沙回来后，精神较以前有所振奋，思想也通了许多，茶饭也正常了。不久，遵湖医大夫的嘱托，请了一位土郎中来诊治。其时，适逢春夏之交。季节交替变化大。父亲在那位土郎中的诊治下，身体、精神，神经功能、饮食起居诸方面情况急转直下，坏到了极处，也痛苦到了极处。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从长沙回家后，苏家庄的姑父对父亲说，他们屋场有一位叫苏正明的老人会诊肿瘤。父亲是病急乱投医，叫我们请来了那位老人（我们当时也没有办法，因为只要听说谁能诊好父亲的病，父亲便都相信，他忌讳死）。其实，我们兄弟是不相信土郎中的，可是，父亲执拗，我们兄弟便不好说三道四。

　　苏正明老先生一来，就当着我们的面大打包票，他说，只要听他的，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保证不到立夏日，就能使父亲的病治好。苏老先生下的都是生猛草药，药性相当厉害，一连几十天，父亲每两天就吃一剂，一剂煎熬两次。可怜的父亲，听到苏老先生能治好他的病，总是精神百倍，积极配合。他吃药吃得神志恍惚，饮食大减，上吐下泻。之后，就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他睡不好觉，站不稳，坐不住，一身肉都掉光了，体重骤减几十斤。只有一个多月的土法治疗，父亲的身心便坏到了极点，病情也急剧恶化。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在我们母子的劝说下，终于停止了土法治疗。父亲要下这个决心也是不容易的，这意味着残存的半线希望也破灭了，他对自己基本上也死心了。止医停药，那位苏老先生却不死心，还想拿我父亲做实验。他把我父亲治得死去活来，还说自己能治好父亲的病，真是把牛皮吹到了天上。

　　费尽千辛万苦，父亲熬过了夏天。

　　在整个一九七三年夏季，父亲的病情总是没有规律，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先是大痛几天又好几天，后来是痛十几天又好十几天。雨天比晴天要痛一些，夜间比白天要痛一些。每逢夜晚，父亲就痛得大喊大叫，坐卧不宁。在白天，他也能帮着母亲做一些轻微的家务活儿。饮食方面，已由硬食改为软食，或者是喝粥。病情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脸部，右颊的癌坨显著地突起，并且，在大坨的基础上还长出三个小坨，颜色是紫红色的，腰上也有类似的症状，这说明，他的癌细胞在广泛的扩散和转移。另外，饮食的量也减少了，体力也趋弱了。

　　“双抢”一结束，乡亲们和父亲，还有当时的领导干部，都在酝酿父亲去长沙治疗的事情，筹划了几日，钱粮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做最后的决定。我们母子很犹豫：其一，我们相信附属一医院医生不会骗人的，不会把能治好的病说成是不治之症；其二，各级医院都把父亲的病确定为晚期三级，并且这个诊断已经又过去三个多月了，癌细胞已经在做广泛的转移和扩散；其三，家庭实在是很困难，还有许多后事要办，不能随便就把钱给花掉。为了解决去与不去长沙的矛盾，解释乡亲们和父亲的疑虑，我暂时按下他们要去长沙的急迫心情，给湖南医学院的刘修宗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将父亲的病情，身体变化，饮食起居诸方面情况以及几个月来的变化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请他在回信中谈谈他的意见，看去长沙治疗的效果有多大，我要求他的意见要写成结论性的文字。说实在的，我的心情和父亲的并无差别，都希望他的病能好起来。

　　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刘修宗先生回了信，他谈了四点意见，认为父亲的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转移，最后结论性的话是这样写的：他的病不必到处奔跑就医，在家多多安慰照顾。刘修宗先生的话一锤定音，父亲便也打消了去长沙治疗的想法，乡亲们也释然了。

　　整个一九七三年秋季，父亲的病情和饮食起居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比较平稳。

　　到了冬天，父亲的病便厉害起来了，癌坨在进一步地隆起，肿得整个脸部完全变了形，右眼痛瞎了，左眼略微能辨物，声音嘶哑了，走路开始拄拐杖了。他的睡眠极差，常常痛得坐卧不宁，饮食完全由软食改为喝粥了。身上的肉基本上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架，用皮包着，真是形销骨立，如同一副活着的骷髅。

　　但是，在整个冬季，关于父亲的治病，又有一次微澜。那年冬月，我在宝塔河苏堤脑修堤治水。一天，听铜盆冲老家来的人说，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汉寿有一位神医能治好癌症，父亲非常想去汉寿治疗，并且一老向我母亲和前去看望他的亲友提起这件事，又捎信来叫我拿主意。听到这个消息，我在工地上吃不好，睡不着，老想着父亲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是带他去还是不带他去。工地上工程任务大，人手又紧张，我又不可能请假去说服父亲。思之再三，利用晚上时间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托回老家的人带回去交给我的父亲。我在信中分析了这件事情，说明了我的意见及其理由，我认为汉寿的神医不管是否真实，不管是否能诊好晚期癌症病人，光是父亲这么虚弱的身体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就受不住煎熬，受不住旅途的折磨，弄不好就会在路上出事的。我劝父亲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家好好养病。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我的信让父亲释然，并且他以杖击地，说：天哪，糟蹋我儿也！

　　一九七四年春天，成为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春天，也是父亲病情最厉害的一个季节。在冬春交替的那些日子里，父亲的病情没有恶化，人能下地活动，也能吃稀饭。立春刚过几天，我家的新厨房刚刚建起来（这是父亲一生唯一一次经手的建筑），父亲就只能躺在床上不能下地活动了。这次上床共有二十多天。躺在床上，他很难坐起来，我们把尿桶放到床边，把茶饭送到他的手里。他吃得很少，浑身无力。父亲一生喜欢吃猪肉，病得这么厉害，也就只这么一个爱好，母亲把猪肉弄很烂，让父亲便于吞咽。这时，父亲的右眼不见半点光亮，左眼还可辨物。他开始吐痰，量也不少。四月上旬，表面上看，病情终止恶化，精神较前又要好一些，也可以下床挪动一下地方，饮食如前依然喜欢吃猪肉，有一次，竟然一次性吃下两坨烂文，直让一家人高兴了几天。

　　谁知这是父亲生命旅程中最后的灿烂的日子，是生命的回光返照。四月中旬刚过，父亲的身体就彻底地垮了。整个四月中旬，是父亲病得最厉害的一个旬日。在这十天中，父亲的食管肿得没一点可通食物的缝隙了，癌症的扩散转移已经全面波及全身，并且全面占领了食管通道。十多天里，父亲连糖水都无法下咽，自然也就十多天屙不出一点东西。他下不了床，睡不成觉，声音沙哑，发不出任何一个像样的音符。痛得厉害的时候，便用瘦骨嶙峋的拳头敲击相依为命的床铺，就这样挣扎着过了一个旬日。

　　四月下旬的头三天为第二个时期，这几天疼痛依旧，精神有所好转，能吃一点点清得可以照见人影的稀粥，也能咽糖水，只是再也不能吃肉了，而且一看到油酸辣一类的食物，就要恶心作呕吐。人也能下地大小便，只是仍不能说话。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晚十点，这是父亲生命旅途中的最后几天。这几天，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又像前段日子那么厉害了，而且还日益恶化下去。他躺在床上任怎么挣扎都爬不动，大小便全靠人帮助，喝茶也靠喂，除了血液还在循环流动外，人的其他活动功能便全部丧失殆尽。

　　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至九点，我在邻屋接到父亲病危告急的消息。这天晚上，恰好有事，我和大兄都外出了（父亲患病期间，我们兄弟在夜间无事是不会外出的）。听说父亲病危，我三步并两步跑回了家。只见父亲的双眼紧闭，再也不能睁开眼看我们一眼了，再也不能张开嘴喊我们一声儿了。我坐在父亲的床上，只见父亲紧闭双眼，低垂大脑，靠在叔父的怀里，唾液从他的嘴角呈涎线下流，我声声呼唤父亲，没有半点反应。再呼唤，仍无反应。我摸了摸父亲的手，还有一点热气，再摸摸脚，已经是冰凉冰凉。这时，我才明白，父亲的中枢神经已经丧失功能，“死”去了，他马上就要去世了。大约又过了半小时，父亲由急喘到抽泣声，再到微弱而平息，无声无息睡去，没吐一口痰，就这样和我们一家人永别了。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的那种顽强，一直令我无限钦佩。恶魔鼻咽癌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百般难受的磨难，摧残了他伟岸的身躯，折磨了他不屈的精神。面对恶魔，父亲英勇无畏，不屈不挠，不曾低下那颗不屈的头颅。面对死亡，他是那样从容、镇静和坚强。越到后期，我就越加感到父亲的伟大。

　　在生命即将逝去，美好的时光只能留给别人的最后岁月里，父亲仍多次教诲我们兄弟，一定要团结，要民主理家，要尊敬母亲，关心和爱护母亲，让母亲健康长寿一些。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父亲总是嘱咐我的亲友长辈，叫他们多多管教我们兄弟，要让我们兄弟走上生活的正道。

　　父亲的这些嘱咐是在还能说话的时候，亲口对我们兄弟和亲友长辈说的。父亲不能说话后，仍念念不忘对我们兄弟的教诲，他用笔写下了许多遗嘱，是分次写下的。四月十二日上午十二时，父亲让我送去日记本，他用颤抖的手为我们母亲写下四句话：妻恩如山，中途永别，善教其子，自有好果。

　　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相给我们作为永久的纪念。

　　也许，父亲从来就没有照过相。他病重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件事，可是，已经太晚了，父亲的脸部已经变形了。其时，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但我仍然想做成这件事情，经过很多努力，还是没做成。

　　尊敬的父亲，您永远活在儿女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