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一直辗转在外打工，到过不少地方，结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前不久跟一位老友打电话聊天，和曾经在一起打拼的同事群里聊起：我们应该整合资源，搭建个好的平台互通有无，可我想，没有商业物质上可以提供，可是在家乡的日子里，虽然依然上着班，但节奏毕竟是慢很多，加上重拾起文字记录这一偏好，这次想不再受干扰而中断，于是稍有闲暇的时候就会去整理、阅读，虽然没有特别精彩纷呈的经历，但历经了人生了大半辈子，还是有些小故事值得念想。一些印在脑海里的花絮，很想都成为文字记录下来，慢慢回味，与朋友共享。

　　在外面漂零的那些岁月，日子过得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同事、老乡。限于三点一线的生活，对于孩子的要求也仅限于完成作业，生活基本能自理就好。回到家乡，伴随着跟周边交集增多，更细微地贴近孩子成长的细微点滴，不由地更多的时候需要思考：签于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我们究竟如何正确的引导孩子？

　　本人自己是一个简单而热情的人，很多年来一直相信：这个世界好人总是比坏人多，对于身边的任何人，只要向我提出来本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要力所能及，很少拒绝！甚至自己本身能力不够，但借助外力能完成都会尝试去努力，也曾经想：将来我的儿子也能成为一个特别热心的暖男就好，就像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一样！可有时候也矛盾，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好心但遇到骗子呢？

　　好心帮过我的人

　　我希望儿子做一个热心的好人，是因为自己在九三年第一年打工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好心人，要没有那个好心人的热心帮助，不知道当时得流多少伤心无奈的泪水。

　　这个人当时说他叫吴泽民，四川乐山人，好像说曾经在北京当过兵，认识他是在九三年下半年，当时刚刚出门到深圳打工三四个月，说是认识，其实也就有几面之缘，当时认得出彼此的面孔，名字都未必记得住而已，当时刚到深圳布吉东光电子厂上班不久，记不得是不是因为暴雨季节，周边环境不太好，引起传说中的霍乱，我们的那个工业区全部被戒严了，出入工厂都由联防队的人员把控，部分疑似生病的员工被隔离居住，当时我正好住在吴泽民当时守卫的工厂后门那一栋宿舍，因几次外出见过几面，他到我们宿舍聊过天，一起打过一两次扑克牌。

　　那个年代，我们跟家里都是用书信联系，没有电话，而且出门在外的我们，书信中一般报喜不报忧。不记得当时妈妈是从我与同学的书信往来得知，还是当时“东方时空”电视节目报导，妈妈苦于没法在短时间内联系到我，在家吃不下睡不着，哥哥情急之下拍了一封电报：母病危，速归！

　　收到电报的我，脑袋里没有任何概念，当时已经失去爸爸的我就知道必须得回家！

　　事隔二十三年，现在看到这段文字的任何人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心想回家都会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对于一些九零后或零零后，或者在那个年代没有孤身外出过的人是无法想像当时“回家”两个字有多难！

　　收到电报的当天，当时是一线员工的我当月工资还没有发放，记得那天生产线上机修的工资发了，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似乎比较朴实简单，也没有考虑到底别人能否能领得到，就借了人家当月的工资，让他日后去领我的工资（其实当时在日资公司，领取工资有固定程序，代领工资并不容易），接下来就跟同宿舍的几个姐妹商量如何踏上归途。要知道，当时刚到工厂几个月的姐妹几个，是由潭山镇政府统一安排大巴车直接送至工厂，几个月里最远只到过镇上一两次，再远的距离都是步行可以完成的，而当时要回去，要么进深圳关内，要么到广州，知道的只有这两条路径可以去坐火车回家。在当时都不知道进深圳有好多个关口，进关必须有通行证，更不知道通行证是何物！听到通行证的那一刻瞬间明白从深圳回家只能成为天方夜谭！回家就必须从广州坐火车到宜春，当时分不清东南西北，更恐怖的是那个年代处处“卖猪仔“”的长途路上（知道什么叫卖猪仔吗？在九十年代在广东坐过省内长途的恐怕都有这经历，就是在你搭往去某地的直达车后，在半途将你扔在路上，运气好的话，重新交钱就能坐其它车继续到想去的地方，运气不好的就被扔在陌生的地方，等待重新搭车，下车前有可能被人强行虏走全部家当），我怎么能到广州？那个年代的广州火车站，更是单身女孩的禁地！怎么办？怎么办？手握电报的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我得回家！

　　这时候，一宿舍辨不清方向的姑娘们都想到了在我们厂戒严过的联防队员——那个才认识几天的小伙子。去找他的那天，他没有上班，当时我们几个老乡一起向仍在值班的其它联防队员打听到他所在宿舍，到他们宿舍的时他不在，只是给其它舍友留了个口讯：某某厂某某房的老乡有急事找他帮忙，想打听回家的路。当天晚上十一二点，吴泽民说是收到口讯赶到我们宿舍，姐妹们把我情况跟他说明后：他告诉我：本来如果他还在联防队上班，就可以用非常方式将我送进关内，但他早两天离职了，已经不再是一名联防队员了，唯有走广州回家这一途径。但人生地不熟的小姑娘从深圳去广州火车站比较困难，要转车好几次才能到火车站，到广州去买回家的票更难。吴泽民当下就决定第二天清晨亲自送我到广州，并答应室友们一定将我送上回家的火车才返深圳。

　　记得第二天清晨五点不到，姐妹几个就把我送到那人宿舍门口，记得只叫了一句就应声而出，带着我一路辗转换车，估计是到十点左右才到广州火车站，当时因为记挂母亲，还一路默默掉眼泪，一路上怎么换车，怎么到的广州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一路上没有买一瓶水，也没有吃任何东西。到广州火车站后，吴把我安顿在火车站广场的一个角落，反复叮嘱我不要乱走，不要搭理别人后，就去帮我买票了，差不多到下午一点半左右才买好到宜春的票，直到那个时候才请他一起在火车站边上的一个小餐厅吃了份饭，然后他帮我打听清楚在哪个候车室等车并将我进去后才离开。而他当天下午为赶回深圳一个面试机会，在问询候车室往来的奔跑中与另外一个急着赶车的年轻人碰撞在一起，为此俩人打了一架，当时吴的手指被对方咬破，滴得整个衣服前襟都是血！在我这说长不长的一生里，唯一一个人因我跟别人打架，而这个人跟我并不太熟，从广州火车站那一别后就没有再见到过，那次假期过后回到厂里，我再到过那个联防队，顺着别人提供的信息到横岗六约去找过，只想当面致谢，可遗憾的是没能找到。

　　这个人的面孔早已经模糊了，这件事情却常常在脑子里回放，因为这个人，让我后来遇见了下面故事里的人。

　　我帮过的骗子

　　应该是在九九年冬天吧，那时在沙头角上班，每周下班后有几天会赶到市内听课，上课的地点离站台有一段路要步行，每次去都是下班坐车高峰时段，公交车常常堵在路上，所以步行的那一段路通常都是一路小跑，和以往每一次上课一样，下车后就急匆匆地 跑往教室，可刚离开站台不远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人，年纪约么二十七八的样子，拦在我的前面：“小姐，您有公用电话卡吗？能借我用用吗？”

　　那时候，我们大多数在外打工都随身配着ＢＰ机，为方便联系一般都随身带着公用电话卡，我也不例外，就答了一句：”有啊，怎么啦？“尽管答了话，但心念着上课不能迟到，脚底下并没有停下，可是这时候电话亭里走出另外一个较高大的男子，也和那个人一起走到了我的正前面，拦着我说：”小姐，就耽搁您几分钟，只借您电话卡打个电话。我们是外地来的，车子在附近出了车祸“当时我心想手上那张电话卡就剩下几十分钟，不值几块钱了，随即拿 出来给到他们：”这卡给你们用吧，我赶时间，不用还我了。“

　　那两个人其中一个装模作样地去打电话，另一个人却一直拦在我前面，现在回想，这么简单的骗局，一眼就明了，可当时的想法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几年以前，我不是一样不懂回家，出门在外碰到难处不一定不是真的，帮这么点小忙，自己也没有多大损失，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脸上露出迟疑给骗子有了下一步的机会。

　　”我们是在关外出的车祸，从安徽来的，现在车子被人押在那里，身上的钱和证件都被押在事发地点，我们来这边找办事处和老乡帮忙的，刚巧电话卡没钱了，等打通电话就还您。“

　　看我有迟疑，就接着说：

　　”我们是今天清早出的车祸，现在还没有吃饭，能给点钱去吃饭吗？“因我经常上课坐公交车，当时市内的公交车上扒手很多，一般都没有带多少现金，就说我没有几块钱，仅够吃个快餐什么的。

　　”您有卡吗？能借点钱给我们做路费吗？我留个联系电话，或者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明天我们联系到老乡了就亲自把钱还给您？“

　　那一刻，我也怀疑过这俩人就是骗子，也想不理他们赶紧走开去上课，甚至还这样跟他们说：今天本来我不想帮你们的，我也只是一个很底层的打工者，身上并没有多少钱，但是几年前我刚来深圳的时候，也碰到过困难，家里有事要赶回去，但不知道怎么走，是一个只见过几面的青年把我送上火车的，所以即算你俩是骗子，我也认了，但要是你们真骗了我，那就太没有良心，以后都没有人敢帮人了。”

　　当时我把身上仅有的两百多元现金全部给了他俩，最可怕的是，为 了再取点钱给他俩，竟跟着他们俩个起码到了十几个柜员机上取款，到现在也不明白是老天有眼，还是他俩良心发现，跟在他们后面走了很远的路，前后起码一个多小时，有些路段甚至只有我们三个，前面经过的柜员机上都取不了款，最后我只取了300元给他们，他们没有抢走我的卡，那里面当时应该还有2000元左右，因在多个取款机上输过密码，有心的话一定能记住，最后我送他们上了一辆的士车，而我自己身上就留了够坐回宿舍的公交车费。

　　这件事过去将近20年了，每每想起都有些后怕，在那没有多少人经过的街道拐角，他们要是抢我的卡或打我的话，连叫人的机会都不多，这所以跟在那两个陌生男人后面走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其实只想验证：这些街面上碰到求助的人，未必都是骗子。

　　可结果那俩人就是骗子，后来没有给我上班的地方打过电话，更不用说还我钱了。从那以后，不再敢与陌生人说话。

　　但是在过后几年的上海街头，我又遇到了这样两个人。

　　那两个是否确实需要帮助的两个人

　　应该是零八年左右，也是冬天，当时在上海闵行区上班，每天下班后步行回住处，路上要经过易初莲花超市，下班时段，路上总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给我的感觉国际大都市的治安也比较可靠，那天依然是一个人独自下班，离超市还比较远的地方，迎面走来两个十七八岁背着背包的大男孩，怯生生地走我到身侧：“大姐，能请您帮个忙吗？我们俩个是从外地来这找工作的，钱花光了，工作没找着，身上没钱，想去找同学，但现在实在饿得慌，能给点钱我们买点吃的吗？”

　　看着我一脸狐疑地盯着他俩：“大姐，我们俩个大男人这样跟人乞讨确实怪难为情的，但现在实在是饿了，没有办法，能帮个忙吗？您要是不相信，可以不把钱给我们，但帮我们买点吃的行吗？“

　　上下打量这两个男孩子好久，内心翻腾：能帮帮他们吗？几十块钱买的吃的，对我们正在上班的人来说，是举手之劳，影响不到生活，可是几年前深圳街头傍晚的场景记忆犹新。这两个男孩子其中一人的手有残疾，但衣着整洁，似乎满脸羞怯。

　　权衡再三，当时天色还早，没有天黑，路上行人很多，我把他们带进了超市熟食柜台，对他们说：“去挑一些容易饱肚子的东西吧，挑好了去收银台，我会过去给你们买单。”见到两个男孩在那些食物前面挑了很久，像是有个男孩想买一些肉食，被另一个制止了，恐怕他俩也是怕我嫌贵拒绝付款吧。最后到收银台付款时，连水也没有拿一支，于是我跟他俩说：都是些干粮，再去拿两支水。他们才一人买了一瓶汽水，当时还反复跟我说了好几句谢谢。

　　给他们买完单，我目送他俩走到超市门前的椅子上吃了起来，于是在超市里转了几圈，确认他们没有跟在我身后从另一个门出去回住地了。

　　过后几天我都在想，那两个小男孩找到熟人了吗？他们是真的碰到难处了吧？当时很快就天黑了，他们能去哪？要是再饿了还会有人帮助他们吗？但由于几年前深圳那两个人的影子一直在脑海里盘旋，我不敢再有进一步帮助，害怕前一次的事情再次上演。

　　有些经历会让人豁然开朗，可有些经历却让人迷茫，这些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很细小的事件，不会改变我的人生，但一定影响到对事物的处理方式，如果没有碰到过那个送我到广州坐车的，我不会那么笃定地相信：世上好人比坏人多！假如没有碰到骗我几百块钱的那两个人，后面碰到的那两个男孩子那次一定能收到我给他们的几百元回家路费。

　　上面记录的事情都很微小，几乎不足为道，但却不得不承认这些细微的事情让我有所改变，很深的体会细节可以改变人，如今小雨一天天在身边长大，作母亲的行为必将对其将来处事有深深影响，他慢慢地将离开长辈独自去面对社会，在这之前，作为最亲的父母，我们总是要教会他们一些东西，有时候，真的很迷茫，这样复杂的社会，我们该如何跟单纯的孩子描述？如何正确引导他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但又少受伤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