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降人才

　　作者--陈于政

　　郎咸平教授在他的博客中讲过一个故事，他说：

　　斯坦福大学里有一个博士生，成绩相当差。他修课的平均成绩未达标准并且已经准备走人了，除非现在修的这门课可以拿a才能弥补一切。到了期末考试时，这位老兄连开了几天夜车看书到半夜，希望可以拿个a。但由于读书读得太晚了，早上起来时已经10点了，而考试早在9点就已经开始了。他骑着单车赶到教室已是10点30分。任课老师说：“我也不想为难你了，还是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自己到图书馆里去答题吧。考卷上有两道题，黑板上也有两道题，你把这些题目抄下来就赶快去图书馆。”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学生将考卷交给老师，然后大醉一场。因为他只答出了黑板上的一道题和考卷上的半道题。他心里想，就算他答的全对也不过是40分而已，离a远着呢。晚上，他匆匆地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赶早上的火车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不到8点，他就接到系主任的电话，叫他立刻赶到系主任办公室。他吓坏了，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赶到学校，他忐忑不安地进了办公室，那里有系主任、任课老师和一位大师级的讲座教授并坐着等着他。这位学生坐下后，系主任开口问他：“黑板上的这个题目是你自己做的吗？”他很害怕地点了点头，他担心会不会因为答得太差，学校要他赔偿学费。三个教授轮番问他问题以确定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答。到最后，终于确认了。系主任说：“斯坦福大学决定立刻授予你博士学位，并聘请你为终身制教授。”这位同学吓坏了，在5分钟后，他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话：“为什么？”系主任告诉他，黑板上的那道题他答出来了，而那正是爱因斯坦答不出来的题目。lo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我们全班同学一起摇摇头，lo说，“他就是运筹学之父——george dantzig。”

　　其实，这样的事例，中国也有：

　　有一个叫钱穆的，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在顾颉刚的推荐下，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的钱穆，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推荐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着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也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

　　龚自珍 写过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古自今，从中到外，人才，都没有一个必然的模式，只要你有足够的天分，足够的努力，说不定，下一个连升三级的，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