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日，晴朗的天空带走了我的一片忧愁。因为就在昨天星期五我打电话给福田区残疾人黄苏宁想表明采访的时候，那会还下着雨，也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下雨，所以担心。我担心下雨会影响我的采访工作，身为一个“业余”爱好的文字工作者，然而第二天晴朗的天气并没有给我带来失望。

　　在西丽塘朗地铁站乘坐地铁到上梅林地铁站距离并不远，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出来上梅林地铁站，我看着陌生的公路，陌生的楼房，仿佛就像走进了迷路的小区。我没有走过两遍，肯定不知道路该往哪走。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路痴，以前在彩田医院体检去拿体检报告的时候，很近的一段路，还有路牌，就因为一个十字路口把我弄得走了半天，还好最后终于赶在5：30工作人员下班之前拿到了体检报告。

　　与黄苏宁通了电话，得知我们约定的时间，她可能赶不到，估计要在11点左右。我倒是无所谓，我只是担心影响了黄女士周末的休息时间。在福田区残联的福康之家那个位置，黄苏宁给我讲了好几遍地理位置，我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该往哪走好一点。问在地铁旁拉客的摩的司机，他们说好像有两个残疾人联合会，但具体名字分不清，也不知道我指的是哪个。

　　其实与人交易不花钱，你很难得到想要的东西。当然摩的司机也不会说透，就算你坐他的车，不确认地方，人家也不肯按协定的份子钱做生意。活在当下的人们都是猴精猴精的，看不到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就算是知道也不会说，懂也装不懂，因为他们要赚钱糊口。我更为理智一点选择一辆摩的，然后问了就近有福康之家的残联，再和黄苏宁电话确认后谈好价钱就上车了。

　　果不其然真和黄苏宁说的，挺近的，就一公里多点的路程。其实在这样不冷不热的天气走一走还是比较放松的，只是我不认识路而已。下车之后，站在福田残联福康之家的门口，黄苏宁也还没有到来，我问保安：“我可以进大厅坐坐吗？”

　　保安问我：“你是来做什么的？”

　　我想说我是来采访的，但我一想，我一没媒体工作证二又没记者证，保安凭什么相信我是来采访的呢？我只好说是来找黄苏宁的。

　　估计是保安没见过我吧，但是他肯定认识黄苏宁，只是不想相信一个陌生人说的话。

　　保安不确信，所以不让我进去，让我在门口外面等着。

　　门口的一棵树昨天被雨水清理得翠绿而没有了伤疤，昨晚下过的雨残留在叶子上面，风吹拂树叶，还是会看到有几滴雨珠滴落下来。我在想一棵树的坚韧与一个人的毅力甚至是一个残疾人的毅力，是不是有某种关联所在呢？你能说树木被风吹不倒，不是承载了孤独去顽强成长；但你又能说人的脆弱在经过外部环境、无金钱医治所致后造成的残疾，依然乐观面对生活，面对生命，去努力学*和改变生活的现状，这样不伟大吗？到底是一棵没有开花的树给予的希望更多，还是一个残疾人的成功带来的教育更多。对于社会和某人的理解其实都是傻傻分不清，引起人们猜忌的。我在思考的时候，保安看见我站着又被风吹，有种愧疚感，于是叫我往左走50米远的小卖部坐坐，他说那里有凳子。

　　我往前到一个代卖早餐的小百货店门前，往凳子上坐下来，没过二十分钟黄苏宁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到她工作的地点了，她问我在哪？

　　我说我也在附近，于是就背着背包跑了过去。见到黄苏宁的时候，黄苏宁向我热情打招呼，而且她本人看上去很有精神并不显老，54年出生的她，头发还是一披黑色。她今天穿得很朴素，保安见到黄女士立马开门放行，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手里拿着把雨伞，我们边聊边走，一会就到了福康之家的大厅里。

　　福康之家前台服务站的墙上写着“把心放在残疾人事业上，把残疾人事业放在心上”，这两行字赫然醒目。墙壁还有一些活动的宣传册，展示的柜台上还有一些diy活动手工艺品，如灯笼，蛋糕，大象，龙舟等等，手艺都是挺棒的。黄苏宁告诉我，这些都是福田区残联举办的活动，目的是通过交流，丰富残疾人的业余时间。

　　乘电梯上到三楼，来到一间办公室，我看见一套茶具，是长方形桌子加椅子组成的，另外旁边有一个书柜，书柜里面放着一些书籍杂志和奖状，其中有的杂志收录了黄苏宁写的文章。黄苏宁人挺和蔼的，我还刚坐下来就急着拿水壶去烧水。我说让我来吧，黄苏宁不肯，眼看着她一瘸一拐的走路，我除了担心还有感动，或许她早已*惯了。

　　黄苏宁把水壶烧上水，然后准备好茶叶，我拿出一个笔记本和笔，她坐在我的对面，我们一边泡着茶一边聊天，我开始记录她励志的故事来：

　　黄苏宁，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不到一岁患小儿麻痹症。开始发烧，常伴有头痛等症状，后留下了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医，先是从广州后转到上海医治，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落后，最终导致右腿残疾。那段痛苦的记忆也成了黄苏宁人生的一段灰暗记忆，她缺少了玩伴，总是一个人在读书中寻找欢乐，后面她在《八十年代的记忆》文章里有提到过那段往事。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7年这10年间国家停止了高考，都是保送工农兵上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黄苏宁边工作边努力学*，1978年1月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东医药学院（即现在的广东药学院）。考入学院后黄苏宁由于腿有残疾受到歧视，学校有的领导认为全国有十多亿人口，健全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要培养一个残疾人。学校领导教师有两派，一派认为黄苏宁自强不息，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考上大学，她执着的精神值得赞扬；另一派认为国家出钱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中国人那么多，如果培养出来一个不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那么不是可惜了。所以有领导叫黄苏宁自动退学。黄苏宁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被学校录取，怎么可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但学校不给黄苏宁报到注册，也不给她发课本，不过班上有同学非常同情和支持她，借自己的书给她学*。黄苏宁牺牲所有的午休和晚休时间看书，考试的时候门门功课成绩优秀。因此读大学时，黄苏宁除了勤奋学*，她还是一名出色的班干部。

　　从学校毕业后，1982年到深圳市科技局任职助理研究员负责情报咨询工作，情报工作需要外文，需要数据库，需要科研。黄苏宁每天都要翻译一堆文件，有时候还要查找资料，归类，甚至对更专业的术语通过网络、报纸去了解，去学*新的东西。黄苏宁想起她在大学读书的经历，作为一个国家培养的残疾人，如果不能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那么他算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吗？那么她不就是更被学校不看好她的老师、领导瞧不起了吗？每天工作的时候，同事总会看到黄苏宁来得最早，下班最晚，她在科技局任职助理研究员总是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后面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副研究员高级技术职称。

　　一份工作埋头苦干就是18年。在这18年里，1996年被评为“先进女科技工作者”。为了更好地收集国外科技资料，为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做好科技资料的翻译工作，她不断充实自己，克服种种困难，带着不满三岁的孩子到深圳大学外语系英语夜大继续学*。由于企业新型技术的引进，科技情报对外语的要求高，黄苏宁就不断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搞科技资料翻译，为企业提供有力的数据参数。

　　时隔两年之后，1998年黄苏宁又被深圳市妇联评为“深圳好妈妈”，因为她除了对工作的热枕之外，也尽到了一个做妈妈的责任，能够时时刻刻带给孩子温暖与关爱。黄苏宁还被选为深圳市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连续两届8年都为深圳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在深圳市科技局工作18年后，2000年调到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在残联工作的15年间，黄苏宁发表数十篇论文和调研文章，在《中国残疾人》、《广东残疾人》、《特区实践与理论》等杂志上刊登，她还应邀到美国、加拿大和厄尔多瓜等国家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和推介深圳残疾人工作。

　　黄苏宁在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康复、保障权益、困难求助、无障碍保障等服务工作，经常深入社区了解情况。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网络，搭建残疾人工作“平台”。黄苏宁告诉我说，有一次有个家长带着坐轮椅的小孩找到我说：“他担心他的小孩坐轮椅，上不了普通学校，怕小孩的身体残缺遭到歧视，会留下阴影。”为了保障这些残疾孩子有书读，能更好地接受教育，几年期间，黄苏宁经常与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和一些普通学校联系，到处奔走，宣传残疾人保障法，讲解国家保障残疾人的法规政策，深圳市政府制定的扶持残疾人政策等等。有残疾、有缺陷的孩子上不了学，又没文化，以后长大了怎么办？难道他们将来就只能成为社会和家庭的包袱吗？黄苏宁说，每一个人都是有梦想的，我们不能在孩子刚起飞的时候掐断了他们的梦想，我们要扶持帮助这些残疾孩子像健全孩子一样有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

　　黄苏宁还是2010年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火炬手。当时深圳选拔的火炬手中，约六成是普通的劳动者，包括教师、医生、警察、军人、公务员、农民工和企业经营者等。如成功登顶珠峰、徒步南极、全国金融系统抵达世界“三极”第一人的张梁；身残志坚、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黄苏宁；巴士集团售票员吕湘平；坪山高级中学的教师梅越平等。他们不仅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同时他们还十分喜爱体育运动。黄苏宁在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期间也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

　　从2013～2015年黄苏宁还受聘为皇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度特邀监督员。皇岗边检站政委李新华给黄苏宁颁发了聘书和特邀监督员证件，赋予每一位监督员对该站全方位监督权力，提出和传递旅客、社会各界和服务对象对该站的意见和建议。并诚挚邀请特邀监督员为边检工作和队伍发展献策建言。

　　据了解，皇岗边检站自2007年开始，已连续四届聘请了社会各界代表共200余人担任特邀监督员，六年多来效果明显。

　　直到2014年黄苏宁退休了，她还一直为残疾人做实事、做好事，积极推动残疾人事业的健康发展。

　　听完黄苏宁的故事，我深深为黄苏宁敬业的精神，甚至对她在残疾孩子教育，服务残疾人事业方面做出的贡献为之感动，反观自己碌碌无为而感到内疚。从现在开始，我除了把黄苏宁老师当做学*的榜样之外，我想每一个青年更应该把日常的工作做好，爱生活，爱护环境，有理想，有抱负，做国家的栋梁。

　　从福田区福康之家出来，我看到门口外面有一棵翠绿的树，好像一个鲜活的生命，也许树叶承载的梦想，正是根须捕捉到的养料给它输送了整个春天。而黄苏宁的成长和工作就是社会期盼对残疾人服务支撑起来的整个春天。

　　这时天又下雨了，我和黄苏宁向上梅林地铁站的方向还没走多远，我赶紧把雨伞打开想要给黄苏宁撑伞，黄苏宁却自己打开了伞，一个人撑着。从采访到交谈，从撑伞到过马路，那些谨小细微的生活细节完全可以肯定黄苏宁是风雨中那么一朵铿锵玫瑰，任凭雨水的洗刷，依然傲然挺立，她不仅为残疾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也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也许若干年后，那些黄苏宁帮助过的残疾儿童，依然会记得“雨中的铿锵玫瑰”，那些读者依然不会忘记有那么一个为残疾人事业默默奉献的残疾人——那她就是黄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