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作者：程汝明

　　我们家弟兄六个，有五个当过兵。当过兵的的几个弟兄，对大姐都比较冷淡。这冷淡，是有原因的：二哥1957年当的兵，当兵第二年便入了党，接着要提他当干部，说是提个排长。结果没有提，没提的原因是大姐夫的家庭出身，——大姐夫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小土地出租者”，就是家里有些地，自己种不过来，让给别人种，从中收点地租，得点好处，这也就有了“剥削行为”。二哥没有提上干部，在部队呆了两年，便回到家乡。回来后见了大姐，就不再说话。大姐为此看着我母亲哭，怪母亲把她从城里嫁到乡下，嫁给一个有剥削行为的人，她说是她害了弟弟，毁了弟弟的前程。母亲说：当初把大姐嫁到乡下，图的是有口饭吃，谁想到会这样！

　　自二哥的事之后，大姐就觉得自己有“罪”，对不住娘家弟弟，因此，她常常用行动来补自己的“过失”。

　　1962年，我们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城里人大多吃不饱，大姐就常常带些地瓜、白菜，让母亲弄给我们吃。她家有棵杏树，每到杏子成熟，大姐会打下些，用头巾包了，走几十里，送到娘家来……但无论大姐怎样做，她始终没能走进我们弟兄心里。因为自二哥的事之后，我们小弟兄几个，在入党、提干上，都有着与二哥相似的经历……

　　大姐是1995年去世的。在她去世的前一年，我在老家的门前遇到她。那是4月间的一个中午，大姐坐在老家门前的柳树下，她的头发全白了，两眼浮肿。我问她，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她说：来看看。其实，老家已没人居住，几间年久失修的老屋，门锁着，麻雀在跳上跳下。

　　“这棵树是我和俺妈栽的……”大姐抚摸着柳树，告诉我，在这棵树下，她抱过我们弟兄几个，在春天，用柳枝儿为我们编过小帽……

　　大姐活着的时候，没有和我们弟兄几个作过更多的语言交流。她唯一能对着哭诉的，是我们那早已过世的母亲……

　　【始发《连云港日报》，后为多家报刊转载，进入多种选本。此文责编：原连云港市作家协会主席刘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