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来了招工的风

　　 1970年10月国庆节以后，我在工地上因负伤住院，外伤基本上好了很多，耳朵里经常出现耳鸣现象，回到生产队，还要自己挑水做饭，感到很麻烦，便主动回到了山上的工地。

　　 工地上的朋友们对我非常照顾，不要我做体力劳动，只是帮着炊事员洗菜做饭。我也落得省点力气，用不着一个人做饭吃的麻烦事。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倒也不觉得苦和累。

　　 时间还不到两天，不知道我父亲从什么地方得知我受伤住院的消息，便从成都赶到了我的生产队，队长赶紧派人到工地找到我，要我赶紧回队上，说我的父亲已经在我的小木屋等我。我只好立刻和工地上的负责人及工友们暂时告别，下山回到了我的生产队。

　　 回到了我的小木屋。父亲见我头上的纱布还没有取，雪白的纱布上还有不少血迹。很是难过。问我话，有时候我还听不清，经常是所闻非所答。就在当天晚上找到了队长，领着我向队长请假，表示要带石建华回到成都做进一步治疗。队长二话没说立马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跟随着父亲回到了成都。经过四川医学院外科、五官科等专业检查，确定是耳膜变形，还有些泥沙打入了头皮层内，重新清洗，换药。做理疗和针灸，又过了十来天的治疗，我感觉到身体上好多了，只是耳朵里还有一些耳鸣，经常似乎听见蝉虫在鸣叫的声音。

　　 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大弟弟上学，小弟弟在西御街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家里平常只有我一个人，靠看书，买米买菜，一个人逛大街、看电影来混日子。感到实在是百般无聊。度日如年。

　　 这时候，一个从罗坝公社回来的知青，这个知青还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对于他，我还真不太熟悉，只记得外号叫冬娃。是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偶尔坐在一起，会场上有时候悄悄聊上那么两句话，算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在偌大的成都市区，我不知道他究竟跑了多少冤枉路，费了多大的周折，这位外号叫冬娃的好朋友，他居然找到我家，告诉了我一个相当惊人的消息。

　　 他说：“要招工了！要招工了！我们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最理想的根本出路，就是要通过招工，来达到彻底离开农村的目的。现在就要招工了。你还不赶快回公社去。这个机会一旦错过，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

　　 开始我还真没当回事。信心十足地对他说：“我在罗坝公社的表现，自我评价，全公社的知青里，目前还没有人能超过我的，招工的事我反而不用担心，我肯定不会有啥问题。”

　　 那个知青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表情很诡秘地说：“看来你确实是书读多了，读成曰夫子了。你这个书呆子，真的还没有搞懂吗？人在，人情就在，人不在，人情也就不在。这段时间你不在公社，肯定不晓得，有很多的知青都在暗地悄悄做准备，他们已经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之间上下活动，还有的知青甚至已经活动到县里了，我觉得你应当赶快回罗坝，谨防有哪个乘你不在之机，从背后下手，把你给顶脱了，那你才冤枉喃。据说，我们公社里有好几个知青的家长都是做大官的，已经在做这方面工作了。我劝你还是搞快点赶回公社去。”

　　 我的个天，他这一席话，的确把我说毛楞了，顿时间我感到六神无主。

　　 当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商量。打算第二天就动身，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农村，在罗坝公社进一步有关打探招工的消息。

　　 爸爸妈妈的意见是;我们家里没啥后台，没有可以依靠的政治背景，一切只能靠自己好好表现，以自己的刻苦努力去争取，你就早点回去也好，多了解一些情况，最起码说，你人在那里，在农村里的表现还说得过去，招工就应该会大有希望。那还是早点回乡下去吧。

　　 当晚我做好出发准备，第二天下午就赶回了罗坝的中秋院工地，五天之内结果就显灵了，首先到来的消息，而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不是招工，而是征兵。

　　 山下传来确切消息，征兵部队已经住到了公社大院。近几日内即将报名。在当初，能争取去当兵，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啊。

　　 一得到消息，我立刻动身，从山上30~40里以外的中秋院水利工地赶到公社大院。一路上顾不上路途遥远和艰险，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

　　 一进大院就看到：公社办公室的走廊里，会议室里，小礼堂里，武装部的办公室里，整个公社大院，公社大门口附近的街道上，已经到处都挤满了想报名参军的知青和当地农村青年。

　　 这时候的周部长看到了我，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热情招呼我，反而是急匆匆地向我点点头便擦肩而过，不再理我了。

　　 一会儿，人数众多的知青和当地青年被按照报名单上的先后顺序，经过点名验明正身以后，分成若干个成20人一组，由接兵部队的解放军分别负责目测，目测合格者可进入下一步体检。

　　 我的命运也太惨了，按名单登记顺序往下点，轮到我们这20个人一组进行目测时。

　　 我突然发现这一拨人里，都是一米七以上个头，只有我个头最小，不到一米六，站在队列里特别显眼，实施目测的那个解放军干部朝我径直快步走过来，二话没说，直接把我扒拉出队列，顺势一把夺走了我捏在手上的报名体检表，随即要我马上出去。

　　 这还没到体检呐，就在目测这一关，我就被无情地刷掉了。多少年来我报名参军的理想从此破灭了。

　　 一看情况不妙，必须赶紧另打主意。

　　 尽管我人是已经离开了公社大院，但我并不甘心报名参军的梦想就此遭到这样的惨败。也就没有离开罗坝场，一直在街上到处游荡，到处找熟人打探有关参军这方面消息。一直磨蹭到了下午。

　　 此刻，我又躲到街上农村信用社对面的一个僻静转角之处，背靠着一根电线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公社大院里的一切动静，眼看着公社大院里面的人基本上走得差不多了，我又悄悄地溜进了公社大院。

　　 在公社武装部的办公室门口，我堵住了正打算下班回家的周部长，低声下气地央求他，要他帮我想办法，能让我圆这个参军的梦。

　　 周部长用眼睛环顾四周好一阵后，用手把我拉到了一个墙角，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我很清楚，你想参军的真实目的，很大的成份就是想早点离开这儿，但是你干嘛非得要走参军这条路，想要离开这儿，就不能再想点儿别的办法吗？”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他看出我还没有弄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又压低声音接着说：“通过招工，同样可以离开这儿。假设你是参军离开这儿，几年以后复员退伍，你还必须得回到这儿。如果你通过招工的方式离开这儿，若干几十年以后也不一定回得到这儿，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没有做声。

　　 过了好一会儿，周部长抬起了头，若有所思地对着我，似乎好像是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般地冒出这么一句话：“以后一旦有招工这方面的消息，我肯定会派人转告你的。”

　　 听到这句话，望着依然沉思着的周部长。

　　 我下意识地感觉到。周部长已经把最重要的话似乎都告诉我了。

　　 估计在当时，招工的事情还正处在保密阶段，此时此地不方便把话说透。我又不能多问。心里暗自想，人家作为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把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好像已经是说到家了。

　　 他也不可能再往下说什么啦。

　　 此刻，我暗自猜想：招工的事可不再担心，我的名字在公社肯定是已经排上号了，不能再问了。最终的问题就是能在何时走，还有就是具体落实到什么单位的事了。那也只能顺其自然。遇到哪个单位就算哪个单位，听天由命吧。

　　 于是我当即向周部长坚定地表示，马上返回工地一定好好干，绝不会辜负公社领导的希望。在向他告别后，我就扭转身，走出公社办公室的大院门口，踏上直接返回山上中秋院水利工地的路，又去打隧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