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常能听到生产队的上工铃声，那是队长催促社员们该下田干活了，被敲打的铃原是一块废旧的铁犁头，就挂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上，它虽破落不堪，却是权利的象征。队长是街北的老吉，他负责打铃，还负责在铃下跟社员们点名和安排工作。我曾多次端详过那个铃，黑黑的，笨拙的，被敲打的地方磨得圆圆亮亮，泛着银白的光彩。

　　铃是整个村庄的施令者，社员们对它敬而畏之。权利的实施就靠老吉手里的锤子，平时他总把锤子别在自已的裤腰上，而且还会露出一点，那样便于显耀。当锤子敲出清脆的铃音时，他的心里总会异常的自豪。孩子们对那只锤子也充满好奇，大多趁夜色??魍低档嘏艿绞飨氯フ夷谴缸樱?擅恳淮味悸淇铡Ｓ谑羌衿鹚樽┩泛莺莸厝庸?ィ?鞘闭?鱿绱宥家咽焖??溉患洹????”几声，打破一片寂静，整个村庄全醒了。

　　孩子们为此常被老吉抓住，他似乎随时都藏在铃的附近，他一边大声地呵斥，一边从裤腰里掏出锤子撵着孩子们跑。孩子们却顽皮的很，每次都边跑边喊，“大老吉，假积极，讨不上媳妇，干着急。”老吉没有媳妇吗？不是，其实他早就娶上了媳妇，那还是老街张大嫂说的媒，记得相亲那天老吉家挤满了好多人，他的腰间就别着那只锤子，锤子被他擦过好多次，显得明亮又洁净。

　　张大嫂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她向姑娘介绍说老吉不仅是烈属还是生产队的书记，一个姑娘家自然不会知道书记和队长的区别，但却知道打铃的好歹也算个干部。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就连前来的村民都是张大嫂事先安排好的，从她一踏进老吉家门开始，就让许多村民前去找吉书记假装汇报工作。姑娘看到吉书记的工作太忙，更看到了那只锤子，因此也不好意思作过多地打搅，美滋滋地同意了。

　　铃身板单薄，经不起坚实锤子的敲打，因此他迟早会被敲坏，可锤子却不会坏，即使坏也不会坏在铃的前头。就像生产队长，他似乎就是锤子，而那些疲惫的社员自然就是经不起敲打的铃。社员们下田干活时，队长却在背着手慢悠悠闲转，遇到不顺眼的社员还会扣他们的工分。这让许多社员都暗下里诅咒老吉，可他毕竟是队长，怠慢了不仅影响到自已的收入还有损干部的威严，何况真要是锤不动铃不响，田地也不就荒芜了吗！

　　清晨的铃声响起时，田野的庄稼也跟着抬起头，等待着社员们的到来，路边的野花也焕然一新，似乎开得更艳。孩子们多是循着这个铃声，背起书包匆匆地跑向学堂。清晨的铃似乎是一支兴奋剂，让整个村庄都活泼起来，也让人们懂得了耕耘与收获的艰辛。不像傍晚的铃总是带来轻松惬意，人们一天的劳作早已疲惫不堪，就连田里的水牛也没了力气，此时人和牛都遥望着村口老槐树上的铃，焦渴地期盼着能回家休息，为此傍晚的铃通常来得很及时，从不会拖延。

　　老吉也是从清贫岁月中走过来的人，他了解乡村人的辛苦，就像他自已，平时总记着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在我记忆中他的饭碗里总是稀饭掺菜，那种气息清香浓郁，色泽深褐，是农村生活一种特有的色彩组合。就像故乡的原野，街道，村庄等，也都是这样的色调。当时的勤俭节约已成为一个社会风尚，乡村人大到婚娶建房，小到生活琐事，无不考虑经济得失，只要遇到花钱的事总会考虑良久，最终总会去寻求一个最合算最廉价的办法。

　　勤俭节约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好事，但真正做起来却有些弊病，因为当时每家每户的孩子很多，譬如老吉，他竟然有六个孩子。多子多福的观念让他一生都在疲惫地忙着，忙完了老大就接着老二，再是老三，一层层婚娶让他操碎了心血。为此他的生活尤为贫困，他仅住在二间低矮的土坯草房内，没有可用的家具，更没有值得炫耀的余粮，门楣斑驳四壁光亮。他那个媳妇原以为嫁给了这个书记必定会幸福一生，可孩子还未成人她便因操劳过度郁郁地离开了人世。

　　老吉下田干活会路过我家门口，他常穿着一件劳动布工作服，推着一辆破旧的独轮车。独轮车的两侧比较宽阔，他可以在干活之余躺在上面歇一会，当然也能像坐椅子那样向远处看一看，学校旁边那片高粱地是他难忘的地方，那里有他老婆的坟头。原本他想将老婆葬在澡堂门，只是那里是村中大户口的自留地，平时他过早地敲铃已得罪了他们，因此这档子事他也协调不来。为此他常常内疚地望着老婆的坟茔，那里是多么的孤寂多么的悲伤。

　　老槐树上的铃没敲多久就坏了，村里研究决定到城里再买个好铃，那时也不通车只能步行去，老吉是午饭后才开始去的，县城的路道他也不熟，他打听了好些人才找到卖铃的老农机，待买到铃时已是天黑，他舍不得住旅馆，只好坐在浮桥边，等待着天明。村里的会计只给了他一块钱，八毛钱买了铃，剩下的二毛他也舍不得花，后来他给小儿子买了一个文具盒和一支铅笔。好在城里也没有人认识他，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重新又掂了掂买来的那个铃。

　　这个铃也是犁铲子，是东方红拖拉机上拆下来的退槽货，不过比原来那个铃却大了一倍。老吉的锤子不须用力声音就能传到村外，会计翘着大拇指说，到底是一块钱的铃，就是与众不同。每次听到这样的赞赏老吉便心里发慌，总是会联想到文具盒和铅笔，于是他便故作镇定地把铃敲得更响。其实会计多半不会知道其中缘由，就算知道也不会追究，因为在此之后老吉的铃也没敲多久乡里就分产到户了。

　　土地承包后，一家门口一片天，人们已不需要每天都下田干活，更不需要去铃下点名，早晨要等到太阳晒屁股了才会懒洋洋地起床，穿衣吃饭也变得慢条斯理，总之能慢的最好都慢下来，似乎要将以前浪费的力气都慢慢地找回。田野也变得荒凉，很难再见到成群结队的村民，劳动已成为令人讨厌的事。人们干活回家路过铃下时，也不屑于瞥上一眼，铃已是一件无甚用处的废铁，无聊地挂在那里。

　　老吉觉得失落了许多，铃给他带来过荣耀，他舍不得摘下，还挂在那里吧，其实也不碍多少事，只是每逢看到铃他总会不经意地叹息几声。放学的孩子路过，依旧还会捡起碎砖头，咣当一声，惊起了树上一群飞鸟。老吉远远看见会心的笑了笑，也不恼，显得既随意又漠然。

　　铃也许搞不懂它挂了这么多年，被人用锤子敲得伤痕累累，还遭受了日复一日的风雨侵蚀，就这样，一句感谢话也没有，就被人陡然间遗忘了。现在它孤寂无声地呆在那里只能等待着最终的消亡，等待什么时候被人拿走卖掉或扔了。老吉已经觉得被人扔了，不用敲铃也就闲着无事，他常会坐到老槐树下，看着树上的那只铃，铃已锈的黝黑，像一个失去归所的流浪者。他的那把锤子更是，老吉那天把它丢在墙角，却被他的孙子发现拿去换了糖吃。

　　村里的人没变，田野的庄稼也没变，一家一户的炊烟更没变，可就是没了铃声。有铃可敲的时光过得自然欢快，没了铃却感到颓然荒凉郁闷失落。村里的人们也渐渐淡忘，似乎好长时间也没人谈到过铃。那年的冬夜，社场的草垛偶然间失了火，那可是全队人们烧饭的柴草，那场火来的虽然静悄悄，可烧起来的却是猛猛地，火势刚起便迅速蔓延无法控制。人们好久没有上工早已变得怠慢慵懒，只要睡下就立即酣然入梦，好在是老吉发现，他慌忙跑到树下又敲起那只铃，熟悉声音瞬间飘出，依旧那么清晰洪亮，传遍了整个村庄。

　　铃由此又被人们记起，老吉也重新成为乡间人们的议论话题，镇里还特地开了一个表彰会，领导三番五次地称赞老吉的功劳，并讲了很多关于铃的好处。村里的会计觉得铃是否存已关乎到村部的荣誉，于是找到老吉希望他还是要照看着这个铃。这显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老吉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头，前些日子的沉默一度让他很失落，原本以为今后再也没人会记起这个铃，可是现在不光是本村人，就连其他地方的人也都跑过来看一看这个铃。

　　铃多年没有敲打已经苍老，早已锈成黑漆漆的一块，它与树干的苍然色调融为一体，不注意差点就找不见它。敲铃站立的地方也长满了荒草，像驻足观望的一圈圈眼睛。老吉找来工具修剪了老槐树的浓密枝叶，也清理干净铃下的杂草，他舒心地叹了口气，黝黑的笑脸与铃一样立然间变得明亮锈红。老吉真想一辈子守着这个铃，只是他已经年迈，他和铃都是从计划经济走来，已经与社会疏离，即便这次重重的这么响了一下，也不会掀起太大的波澜，令他纠结的是，不到半年光景人们已经把这件事淡忘了，村口的铃下又归附一片宁静。终究是被时代丢弃的东西，最终总会被人遗忘。

　　那一年，我开本读书，就读的小学就在生产队的水牛塘边，原本学校上课前也会敲铃，只是暑假期间学校的那个铃不知被谁偷了去，因此学校的领导找到老吉，希望他能将这个具有荣耀的铃捐给学校，这对于学生来说必然会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记得挂铃的那天学校还请来老吉，让他给学生们做了一场关于发扬勤俭节约的报告。在乡村人看来能到学校作报告是莫大的荣耀，老吉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这一点倒是不假，因为老吉在报告会上多次言语哽咽潸潸落泪，尤其让人们既佩服又惊讶的是，他还说出那天替生产队买铃时自已贪污了二毛钱。

　　村里人觉得老吉很了不起，敢作敢当胸襟宽阔，他们改变了过去对老吉的看法，以至于每逢遇见老吉都主动打招呼。学校更是如此，老吉是烈属，每年的清明都会请他过去讲几件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当然也会顺便说一说那只铃。铃就挂在操场的旁边，老吉每当说到铃就会调转头去深情地望着它，孩子们也会顺着他的目光端详着那只铃。

　　我的小学同学是来自好几个村子的孩子，他们不了解这只铃，更不知道老吉的过去。只是我原本就与老吉同属一个生产队，自小又是听着这个铃声长大，我甚至还记得幼时曾偷偷地跑到过老槐树下去找那只敲铃的锤子。逢放学回家我依旧还会路过村口，而我也总会抬起头看一看那株老槐树，只是树上早已没了铃，光秃秃的树丫显得颓然又寂寞，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