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的时候，学校有个校工叫高老钟，高高的个子，偏瘦，宽宽的肩膀，因为总低着头的原故，双肩就显得有点“耸”，宽大的黑框眼镜遮住大半个黑黑的脸，这一遮，明显就和实际年龄的二十六、七岁老了许多。高老钟是有大名的，当时上课、下课都由他敲钟，那钟其实就是挂在树上的一块铁，他就这样每天雷打不动地，站在操场边的树下“叮当、叮当”地敲着，同学们于是给他起了个高老钟的外号。除了敲钟外，他给学校的食堂养了几头猪，还兼做学校的一切杂七杂八的事情，比如掏粪坑、种菜、浇花等等，每天低着个头，脚下的步伐急促，仿佛一停下来，人就会倒下去，或者想用这种来去匆匆，去忘却什么似的。

　　 在当时的同学们看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有太大的区别，没有亲人，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即使有同事，对面走过来，也是冷漠的。后来有消息灵通的同学议论，原来他的父母解放前逃到了台湾，不知什么原因他却留在了大陆，留在了一所小学里。在当时那个年代，有海外关系就是一个提心吊胆的事，何况他有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关系，于是高老钟当时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有了这种反动关系，什么反动帽子都可以往高老钟头上扣了，比如台湾特务、反革命等，但结果给他戴的，是比较轻的坏份子的帽子，属于可以帮教的对象。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就算是帮教对象，也是下等公民，被周围人所蔑视的，没有作为一个正常人起码的正常工作和正常生活。那时的高老钟是随时可以被开批斗会的，现在想起来，他其实就是一个被需要的道具。那时经常开忆苦思甜会，吃糠粑，他就作为剥削对象站在台上;有次去长江边游泳，被校领导认为是偷练泳技，渡海台湾，他就作为台湾特务被丑化在墙上;听收音机，被举报为收听敌台，他就作为海外间谍，遭到围斗。经常的批斗与被批斗，多了，好像成了双方配合着完成的一场游戏。

　　        在学校老师、校工面前，高老钟总是低眉顺眼的，一付卑微的形象。那时我们做学生时，也是不懂事的，有时就追着他扔石子，骂他是坏份子，而他显得不急不躁，一脸和善，而微笑却始终朝着地面，眼睛也不和我们交流。很多年过去，我们也经历过二十六、七岁，在高老钟那个年代，他二十六、七岁所承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是我们和他同样年龄时难以体会的。读中学时，听小学同学说他已经回到台湾，走出小学校门时，仅提了个塑料网袋。多年后，我经常会去想他走出校门时的心情，但不管他是何种心情，我想都会有着内心的痛和酸，那种始终挥之不去的情绪。在那样一个繁花似锦的二十六、七岁，没完没了地被蔑视、被斗争、被摧残，与其说是他个人遭遇着的残酷，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悲剧。在同一地球的同一太阳的底下，我们沐浴着的阳光是那样的不同，谁能告诉我们它的正面、反面，甚至多方面，暗藏着的玄机，让我们始终迎着阳光一路下去？

　　        几十年过去了，高老钟一直活在我的记忆中，总想把他记录在文字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把他一笔一划地写下来，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心里还是舒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