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是美好的。三岁前跟奶奶回了老家。当时人们的生活都不算富裕，奶奶就用玉米磨成面，熬玉米糊糊给我吃，所以据说那时候的小孩多半又黄又瘦，但是我却又白又胖，长得很好。刚回d县的时候，外公外婆一家还住在南门的一个四合院里。那个院子有一个老式的、很高的木门槛。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因为太胖，跨不过去。于是从此在家人圈子里就落下个“小胖”的绰号。那时候没什么糖吃，我就特别喜欢吃甜甜的红薯。每次有红薯吃时，我总是大声说：“我要吃红的！”因为我那时说话还带有老家的口音，常常被大人们笑。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老人们还喜欢把这些段子翻出来笑话我。不过我想，如果以现在的观念来看，那顶多算是“萌”。

　　 我印象中那个四合院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差不多，除了进门这一侧，其他三面都有一圈门廊，门廊后面都是房间，门廊围成的院子中间是一个天井，门廊尽头交汇处是一个大堂。大门、天井和大堂一线把整个院子对称地分成两半。据说那个四合院是两家人合住的。另外一家就是房东，文革的时候被打成了地主。而外公、外婆只是租借他们的一间房住，所以在文革时期幸免于难。说是一间房，却住了5个人。外公、外婆和舅舅住楼下，三姨和幺姨住上面的阁楼。记得那时才十几岁的幺姨和三姨经常躲在阁楼里玩碟仙的游戏。

　　 那时我们家是住在西门红旗桥头的木头房子里的。那一片都是老旧的木头房子。旁边的都是两层楼的，只有我们这栋是三层楼的，据说我们底楼的罗大爷一家是房东，他们家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罗大爷人称“罗麻子”，但是我只知道他很凶，所以我从来也没有仔细看清楚过他脸上到底有没有麻子。而住在我们中间二楼的是徐兰一家。徐兰是一个比我姐还大几岁的姐姐，她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后来考上了四川大学。她还有一个姐姐叫徐秋。真没想到，我到现在还记得她们俩的名字，却完全不记得她们父母的模样了。二楼的临街两面有一圈吊楼，没事的时候，姐姐常常会和徐兰一起在上面玩和聊天。而那时的我还太小，不懂大孩子的世界，只是跟在她们身后打打酱油。

　　 我们家是住在三楼的。一共有三间房。靠街面一边的是最大、最明亮的一间，是父母的房间，兼作客厅、饭厅及一切活动场所。靠最里面的一间是稍微小点儿的爷爷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床、桌子，好像还有一个书架。爷爷常常坐在里面看书和整理他的医学手稿。那个房间比较暗，我比较少进去。而在这两个房间中间的一间由一面墙隔成了两个空间。外面是一个铁炉子，算是厨房。在我印象里，炉子上面还连着一根粗粗的、弯曲的铁烟囱。而靠里面的部分就是我和姐姐的卧室了。这里只有一张床，虽然空间不大，却是我们两个孩子的天堂。我们在床上唱歌、跳舞、尝试靠墙倒立，还把枕巾搭在手臂上学戏剧里面的人物甩水袖。隔墙上有一个大洞，算是窗户。中午的时候，我和姐姐常常会趴在窗户上看大人们是否都已经午睡了，然后偷偷跑出去玩。

　　 那个木头房子的楼梯是笔直的，从底楼一直通向三楼，只在二楼的地方有一个小平台歇脚，所以不管是从上往下看，还是从下往上看，都是极高、极眩的。爷爷曾经就是因为站在那里突发脑溢血从楼梯上摔了下去，而最终去世的。木头房子不隔热，夏天很热。也不结实，脚踩在上面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记得有一次夜里下冰雹，房顶就被砸了一个洞。而冰雹砸在木头墙上的声音也很大，“咚，咚，咚”，全部人都被吵醒了，除了我。我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惊奇地听人们给我讲冰雹的故事。

　　 底楼靠街面的一边，跟旁边的木房子连成一片的都是商店。在我们楼下的是一个糖果店，里面只卖几种有限的水果糖和驰名的大白兔奶糖，还兼卖一些面包。记得那个时候的面包可不是一、两天就过期的，它们可以放店里一直卖，直到卖出为止。我不记得曾经有一次是为什么，大人满足了我们孩子期待已久的愿望，买了面包，只记得那个面包又干又硬，一点儿也不好吃。那时候的人们都是很淳朴的，街坊邻里也都相互认识，所以根本不担心孩子在外面玩会遇到坏人。我常常在外面玩得很累的时候，就靠着糖果店门口的木头柱子、骑着门槛睡着了。直到大人们下班回来把我轻轻地抱回家去。

　　 糖果店旁边是一家餐馆。门口的火炉上总是放着一些小蒸笼在火上蒸，里面是这个店最出名的招牌菜——汽水牛肉。浓浓的香气总是从蒸格的缝隙飘出来，飘到楼上的房间，充满整个街道。那个时候的家庭，一般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就很不错了。但是因为父亲那个时候在打铁，好像在当时还是算高收入的，所以我们家每周都能吃上好几顿肉，偶尔也会买楼下的汽水牛肉解解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