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考上了大学，一家老小都为他欢喜，乐滋滋的时候，勾起了我久远铭心的回忆。1982年11月，家中来信说，妻生下八斤重的男孩，让我赶回去做“满月”。瞅着满月儿子一脸的胎皱，不知怎么的，我潜意识里忽地闪出一道不祥的辉光。

　　 精心呵护了五个来月，小家伙的生命节奏就是不和谐，整天整夜里哭闹个不停，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像只瘦猫。 春末夏初，孩子咳嗽不止，经诊断得了急性肺炎，主治医生请来老院长和几名专家，对孩子的病情进行会诊，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会诊，医生坦诚相告：小孩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心室间隔缺损，并发急性肺炎，随时可能出现危险，需要特级护理。

　　 说什么我也没有料到孩子的病会是这么严重，但我又极不相信这鲜活稚嫩的生命会夭折，在这一瞬理智的撞击下，我很快回到现实之中，一边照料哭闹的孩子，一边应答医生护士的指点，这厢忙着安抚照顾孩子他妈。在这次治疗中，护士给孩子打针，半晌找不到肉团，只好往小腿上扎，一针扎下去，孩子哇哇直叫，我咬紧牙关盯住针头，恨不能让那针扎在我身上，这一针好像直刺我心窝，心里比孩子还疼，我是既怕扎中了孩子的骨头，又怕一针扎穿了那棍棒细的小腿，更怕小生命承受不了额外的刺激。

　　尽管孩子病情的发展不可预测，尽管当时这种病的死亡率特别高，但我和妻商定：不管病情多么严重，不管情况有多么不可预测，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哪怕倾尽我们的一切，也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心室间隔缺损所引起的供血不足、体重增加导致心脏负荷增大的矛盾日显突出，孩子体质特差，不能远走、不能跑动，平常大多数时间都需抱着或背着，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就直喘气，唇部紫疳色加深，感冒发烧、抽风成了家常便饭。在过周岁的头一天夜里，孩子发烧突然剧烈抽动，四肢卷曲，口吐白沫，两眼上翻，妻吓得哭天喊地，魂都散了，我吓得血冲脑门，手足无措，认定孩子要走了。惊来满屋的人，掐的掐人中，找的找医生，大约过了2分钟，孩子才慢慢舒缓过来，然后在极度虚弱中嘤嘤哭着睡去。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丝毫不敢怠慢，连夜打门敲窗赶去住院。

　　 有了这次症候，只要孩子发烧，我们都是二话不说，只管打点行装，直接住院。医生也强调说，患这种病的小孩，高烧并发抽风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走人。孩子往往是三天两头地感冒发烧，经常是前脚出院，后脚又跨进去了。每次发烧，我们都如临大敌，精神高度紧张。我白天工作忙，一般都是在晚上看护。孩子在那里昏睡，我却一刻也不敢松懈，经常是整夜右手把着孩子的脉搏，眼睛盯着手表，心里计着数，心绪随着孩子脉搏的变化而起伏。当心率在130次以上时，我的心就绷得死紧，因为这是抽风的先兆。最可怕的是孩子一次发烧，多次抽风，那可是连大人的性命也搭进去了。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自己的心脏换给孩子，让他过上健康的生活。

　　 我每天穿上鞋子就象插上电源一样，不脱鞋子就不能停止运转。为了让妻照顾好孩子，家中一切大小事我都承担下来，只要孩子情况稳定，再苦再累我也在所不惜。但我只注意了拼命干，忽视了休息，最终闹上了眩晕症。孩子不到四岁，妻的体重由60公斤锐减到41公斤。

　　当时的设备以及医疗手术水平，对我们来说，前景渺茫。一是开设这种手术的医院全国只有几家，仅上海新华医院排队的患儿就有近4千名，二是绝大多数患儿病情难以维持到10岁以上，三是当时的体外心肺机只适合体重在14公斤以上的患儿。1984年初夏，得知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开设有先心病专家门诊，我们立即前往就诊。因为约诊、电气故障等原因，为做一次b超，我们长途跑了三次，不谈经济支出、不谈当时路途的颠簸和疲劳，只说那令人沮丧、无言以对的结果。教授大致是说，登记在册的患儿已有几百个，情况比我们严重的大有人在；手术成功率为三比一；孩子的情况要等到4岁以后再定方案，至少还要等两年。面对孩子天真灿灿的神情，我们总是生出无尽的忧愁，更不知小生命的保单会飘向何方。

　　 1987年初，我的一位亲友从武汉市卫生部门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国务院、宋庆龄儿童基金会，针对我国儿童先心病的发病率，早已制定了一个紧急援救计划，在全国十大儿童医院开设先心病手术专科，打破术次严重紧张局面，降低儿童先心病死亡率。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找到武汉市儿童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姜教授，她仔细地对孩子进行了听诊检查，随即作了一系列体检。原来姜教授正在精心挑选先心“苗子”，为一次大型先心病学术交流作准备。1987年4月中旬，我又按约带孩子前往儿童医院，一是做心脏彩色扇扫描，二是做心导管检查。

　　 心脏彩色扇扫描是在彩色屏幕上，监视注射的跟踪指示剂，检查确定病患心脏缺损情况。注射指示剂的针头是固定在孩子手臂上的，孩子是又怕又疼，他在那里没命地大哭大叫，让医生们好生忙乱，专家医生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打败“弱手”，得出的结果还令人满意，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一块。

　　 做心脏导管检查是先心病术前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项检查，检查前，医生给我作全面的介绍：病患全麻，利用x射线图像，从大腿胯内侧动脉，将导管插入至心脏，对心房、心室血压，血流量等指标进行检查，确定病患能否进行开胸手术；操作难度大，不少病患在检查过程中，并发生理意外夭折。医生让我签字，我那一刻紧张得就是下不了笔，我明知道这个检查是必须做的，但我心里害怕这一笔戳下去真的要了孩子的命。想到孩子平常的痛苦，那笔还是颤颤巍巍地落了下去。下午把孩子送进检查室，我心是自觉不自觉地砰砰直跳。二个多小时后，孩子平安回到病房。回病房二个多小时，麻醉才醒，我暗暗庆幸，孩子又闯过一个大关。孩子从昏昏沉沉中醒来，轻声喊着爸爸，催我睡觉，他口吐白沫应声睡去。顿时，我情至切切泪水哗哗直流。到这个时刻，他还在关心他爸，可他哪知做爹的这一夜哪能睡啊。

　　 1987年6月4日，我们怀着无限期望，按期住进儿童医院，同期入院的还有另外三名先心病患儿。院方专门为我们四家开“大会”，大意是：这次特邀上海新华医院心血管外科著名教授苏肇杭赴汉，开展儿童先心病手术学术交流活动，苏肇杭被誉为全国儿童先心病“第一刀”，我们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手术前各家各户一定要看护好孩子，不能出现感冒发烧、外伤等意外，否则会失去机会。

　　 这样的好消息，给我们心田送来春风，给我们的渴望洒满了甘露。这时我们都成了高级保姆，像母鸡护小鸡一样，一刻也不离孩子，用尽心力百般呵护，千般教导。

　　孩子的手术安排在7月16日。此前，已有二个孩子手术成功，他们刚出手术室时，脸上腊白，嘴里身上共插有8根管子，在转往特护室途中，孩子看到这一场面说：我明天也是这样吧？孩子说话无意，可我们心是悬着的。据参与手术的医生讲，就为芝麻大一个小孔，孩子是从活的弄死、再从死里弄活；麻醉后，病患接上体外心肺机，先将体温降至26℃，让其处于半休眠状态，再开胸修补心脏，修补后立即人工起搏，心脏复跳再缝合回来，然后升温，人机脱开；命大的就活着回来，不济者魂归西天。

　　再一次将孩子送进手术室，孩子向我们招手，我深深地感到孩子是好样的，小小年龄就学会了向命运抗争，妻回过头来泪水直淌，我再次攥紧拳头，全身直颤，心里有说不出的伤悲，孩子你知向谁边？手术室外再短的等待也是漫长的，我们在门外守候了8小时。下午4时，孩子终于转到特护室，紧接着是8天的隔离特护。晚上10时，护士转告我们，孩子醒过一次。这是手术成功的最好消息！由于孩子要求强烈，第七天晚上孩子提前回到我们身边，虽然虚脱，但脸色白里透红，唇部紫疳一扫而光，一个鲜活的生命出现在眼前。

　　 8月3日出院，姜教授再次强调，回家一个月内要严格控制盐量，姜教授刚转身，孩子赌气轻声说：你不让我吃盐，我回家偷着吃。姜教授先是使劲瞪了孩子一眼，然后是笑得前仰后合，抱过孩子亲了又亲，她是在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兴，是在为小生命的新春而祝福。

　　 生命是宝贵的，孩子的手术手是成功的。孩子获得的新春得益于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仁人智士无私的奉献，孩子的新春融进了国家、社会、广大医务工作者无限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