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时代是在故乡卢集度过的，当时的学校就在南圩队的窑沟边，教室的四周遍满树林和稻田。清晨，稻香与鸟鸣随着微风悠然地飘过来，既清新又爽逸。每天都与这些香气和鸣唱为伴，倒让我的读书生活充满了许多乡村野趣。老师的课程也不时融入这些气息，就连作文课也多以农村劳动为题。那些田间劳作是极其疲惫的体力活，文章做起来不仅无聊还感觉沉重。但终究都是农村人家的孩子，有着这种切身体验，所以文章写起来倒还特别实在。这些经历似乎也在无形中给同学们灌注了一种东西，让我们从写文章的开始就有一种浓厚的乡土风味。

　　其实不仅是我们，那些从农村走向城里的人，无论身居何处也很难摆脱这种气息，它好像已经牢牢地侵入我们的血脉之中。但若细细想来它究竟是什么，又说不清！拿起笔想诉说一下这种感触，却又找不到可以畅谈的缘由，最终还是犹豫再三难以下笔。因为那些印象多半发生在读书时代，真正想写出当时的场景与感受，却发现曾经的记忆又是多么粗糙与匆忙。

　　我就读的卢集小学原本不大，来这里读书的学生基本同属一个村庄。既然叫卢集小学，姓卢的学生就必然不少。本村的卢姓按照族谱分支可分成几大家族，我所属的那一支房头相对要小得多。父亲堂兄弟也就十几人，而在我班里与我是族中兄弟的同学几乎没有，因此那几个稍大家族的同学总会结伴欺人。我幼时身体瘦弱慑于他们的武力从不敢妄加得罪，好在我时刻注意言行也可相安无事。然而一旦发生摩擦那就是灾难性的，他们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一起向我兴师问罪，每次受伤的自然是我。

　　记得有一次，喜乡大爷家的冬瓜打了我，父亲曾搀着我到他家找喜乡大爷评理，他们是大家族，自然不会给我父亲好脸色。于是又来一顿谩骂。父亲是老实人说不出硬气话，无奈只有低下头带着我回家。那时父亲无奈地对我说；在家不欺人，出外没人欺，以后多找一找自身的原因，注意处理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当时我实在搞不明白，总是忿忿不平，以致后来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也就不告诉父亲了。

　　冬瓜的表哥是我的班主任，每次我与冬瓜发生摩擦时他总会叫我到他办公室，然后再好好修理我一顿。事后他还说我在学校很调皮，为此我回家还得接受家长责罚。我常常暗下里长吁短叹，学校的老师这么多，父亲为何把我送到他的班级呢？他只不过是个民办教师，学问又不是特别优秀，凭什么我的童年就非得让他来启蒙？至于那个冬瓜却是班级里最调皮的学生，他最喜欢给别人起外号，还喜欢编顺口溜变相损人，为什么老师从不处理他呢？我的心中很是不快，常常放了学也不回家，一个人漫无目的在野外行走，看见一株树踢上二脚，见到一睹墙呆坐一会。如果遇上鸡鸡狗狗跑过来，还会捡起一块砖头狠狠丢过去，看着它们落荒而逃，也觉得解气。

　　农村人淳朴温和，尤其像我父亲读过书的人，儒家的中庸谦和成为他们精神主干，敦厚淳朴则是他们恪守的准则。他们认为学生只要品格好学*好就能长脸，读书是乡村孩子的唯一出路。

　　那个时候属于计划经济，农村的家族观念比之于现在要深刻得多。在农业社倘若一家有三五个壮劳力，那必然是乡村富足的家庭，无论是经济财力还是地方势力都不可小视。尤其是家族势力，也可以说成是武力，拥有这些武力的人自然免不了会欺负人。在我的故乡管这种欺负人的行为叫做“掐人”，我的小学同学都是本村人，同一家族同一姓氏的人家很多，因此“掐人”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之所以文章开头说犹豫不决难以动笔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当年那些“掐人”的同学一旦看到这篇文章是否会产生不满情绪。好在我的本意并不存在某种诋毁缘由，因为当时我们的年龄尚小，即使同学间有磕磕碰碰的事也不会记恨至今，我的意图只是怀着对过去一种思念之情，找寻着一种能让我们抬头遐想低头思索的难忘记忆。

　　生产队的围河边住着薛大先生，他虽然有二个儿子，但全队与他是同一家族的只有二三户，因此他也时常被人欺负。他在上工时经常由于偷懒而被队长捉住罚工分，这让所有的社员都感到好笑，他们显然不是觉得他干活的态度好笑，而是嘲笑这种小门小户人家的愚钝，因为每个人都会偷懒，为何被抓住的总是他呢？对于薛大先生来说生产队长只能抓他，不能不抓他，不抓他也说不过去。他是生产队里最好欺负的人，因此别人也乐意欺负他。在薛大先生看来被人欺负并不是什么丢人事，他很乐意让人欺负。

　　听老人们说，他被欺负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是生产队长要他把从稻田捉来的蝗虫生吞下去，即便这样他还是满脸赔笑没有反抗。这种心理让那些掐人者欺负他时根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反而觉得理所当然，以致造成那些欺负他的事件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每天我总能看到他躲在生产队牛房的墙角里唉声叹气。村民们倒是觉得很正常，以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出面解围，他们只是远远地围观着，带着莫名其妙的笑容，当看到薛大先生低下头挨着四周劈头盖脸的虐待也不反抗时，他们的笑容似乎更加灿烂更加放心。

　　凡是被人欺负辱骂也不愿反驳的，只有二种可能，若不是性格的懦弱就只能是胸襟的宽广，薛大先生显然不属于后者。在他看来那些欺负他的人似乎只想从他身上找回一种荣耀，他们多半不会推敲“掐人”的合理性，只要有人带头泼出脏水他们就会一哄而起。尽管薛大先生苦苦解释论述道理也无济于事。就像一位著名作家所说的，秀才遇见兵的尴尬在于兵绝对不会跟秀才说理，而秀才却又不得不承受兵的动武。是的，一旦拥有武力的人就不需要讲道理了！

　　薛大先生被欺负的事大都发生在下田出工时间，因为那些欺负他的人也想偷懒，更想对生产队长和社员们示强一下，于是就借着这种小打小闹来树立自已的威信。通常他们也不会把这些事闹得过于严重，他们也害怕与人结下什么解不开的仇恨。薛大先生的想法则更加古怪，他反而想通过这种逆来顺受去讨好这些大家族，用这种可怜的方式来博取他们的好感。他觉得这是一种机智，更是一种精于处世之道的技巧，要不，这样强势的家族为何总是跟他打得火热呢？由此他暗地里沾沾自喜反而为自已的懦弱感到得意。他常说自古胸襟宽阔之人几乎都有坎坎坷坷的经历，像韩信的胯下之辱，勾践的过薪尝胆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薛大先生的性格原本也不懦弱，他在村里也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只是在他读书时正值文革，虽然他学*刻苦却因自家的成份不好没有被推荐上大学，后来机缘巧合让他到了公安部门做事，但他的性格耿直常常得罪人，最后他又被下放到我们公社做了办事员。他与老街的吴嫂情投意合，每天傍晚都会到她家的磨坊去帮忙，他们边磨着豆腐边唱着乡间小调，后来这件事却被吴嫂的婆婆发现了，这种事在农村可是影响家族荣誉的大事，何况她婆婆疯二娘是喜乡大爷的妹子。

　　据说那晚薛大先生被一群小伙子揍得半死，事后还有人报案说他调戏妇女。薛大先生自已也主动承认了罪行，他想以此保全吴嫂名声。可那个吴嫂也是懦弱之人，经受不住家族的压力竟然寻了短见，这倒让薛大先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最终虽未判刑却也被关了二三个月。经过这样的打击后，薛大先生才一改以前的孤傲，才变成现在这样的胆小懦弱。

　　薛大先生的儿子双成与我是同学，他的性格与他父亲倒是不一样，他认为或许因为自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已去世，以及父亲过于懦弱才会让他家变成别人的欺负对象，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擂吗！由此双成似乎很喜欢与别的同学打架，而且特别擅长找那些欺负人的同学麻烦。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种满足，才会有一种荣誉感。

　　那年初中即将毕业时，双成居然把我们一个同学的胳膊打伤了，因为那个同学给薛大先生起外号，还编顺口溜说双成的父亲犯过事，双成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也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于是双方大打出手。那个被打伤胳膊的同学名字叫冬瓜。记得吧，就是喜乡大爷家的那个冬瓜，读小学时他也曾打过我好几回。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班的同学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生活中那些仗势欺人的人就应该处处碰壁。然而从小养成骄横跋扈的冬瓜言语间却没有一丝谦逊温和，即使被双成打伤后也没有体会到自已的错误，他的家人更是不依不饶大吵大闹，最后学校的领导权衡再三决定开除双成。

　　那天薛大先生来到喜乡大爷家门前，哭诉着孩子的任性给自已带来了许多麻烦，并一再说自已曾家前家后地追着双成打，可冬瓜的家人毫不理会，还是叫人把薛大先生狠狠地揍了一顿。薛大先生满脸伤痕，却还是一个劲的假意赔笑。他知道光赔笑显然不够，人家不会解气，只有自已让人踏踏实实打一顿才行。是的，现在已经被人打过了，他才觉得很安心。性格懦弱的人就是这样，不想欠别人的债。

　　其实，人生在世懦弱一点也好，但不能一生懦弱，需要懦弱的时候懦弱是做人的明智，不能懦弱的时候懦弱则是做人的迂腐。历史上的人们在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战火磨难后，总是由那些明智的懦弱给我们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然而那些迂腐的懦弱给我们留下的却是一声声叹息与悲凉。薛大先生的懦弱有一种荒野乡村的草木之气，这种气息包含着一种淳朴敦厚，一种忍辱负重的品格。我想不出还有那种更为贴切的词语来解释薛大先生的懦弱，即使有！也只能是他自已的内心知道。

　　双成辍学后整日与不三不四之人游手好闲，觉得自已是失去前途的人，再也振作不起来。他逐渐还染上小偷小摸的*惯，这是薛大先生绝对不能容忍的事。那段时间我经常看见薛大先生拖着棍子满大街找双成，他实在搞不明白自已一辈子老老实实，为何儿子却不走正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薛大先生很迷茫。

　　冬瓜的哥哥冬禄很早就在派出所上班，他已经找薛大先生好多次了，那天他曾对薛大先生说冬瓜与双成是死对头，这不仅仅是私人恩怨问题，也能算得上是工作的问题，为了维护正义他肯定要抓住双成。那年春节的深夜，薛大先生带着双成到派出所自首，双城的罪行不大且认罪态度较好，与薛大先生当年一样被关了二三个月。据说出来那天双成没有回家，直接到上海打工去了。

　　薛大先生住在举大爷家的水塘边，他与喜乡大爷家仅隔着一片芦苇荡，双成外出打工时已是改革开放，其时乡村也都分产到户。人们不必起早摸黑地上工干活，那些欺负人的大家族也逐渐忘记了薛大先生。一个冬夜喜乡大爷家失了火，巧在只有薛大先生发现，但火势太猛薛大先生好不容易才从屋内背出喜乡大爷，为此薛大先生却被烧伤了，这似乎像寂静无波的水面下陡然涌现的漩涡，倏间传遍乡半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喜乡大爷的眼中薛大先生为了生活，过去曾被耍的像猴一样供人消遣，他深沉的懦弱之中居然会有着这样的坚强。

　　可惜村里人们都不知道此时薛大先生已是肺癌晚期了，经此一劫病情更加严重。他临走的前几天有喜乡大爷陪在身边，他的神智早已模糊，好像不断地在胡言乱语，可能他知道自已即将离世，想把自已内心的纠结全说出来，免得落下遗憾。人们依稀听到他口中微弱地唱着乡村小调，估计他还是在怀念当年与吴嫂在一起的情形，他的声音低沉无力，断断续续。那天夜里歌声终于停了，薛大先生终于带走人们尊重他的目光，留下了让人难忘的淳朴与善良。

　　薛大先生的葬礼由喜乡大爷主持，帮忙的，抬棺的，全是那些大家族的成员。我那天也去参加了葬礼，并且烧了纸，磕了头。那个喜乡大爷就站在灵堂前，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满头白发，面目憔悴。我离家多年估计他也不认识我了，看见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和蔼地撇撇嘴角算是打个招呼，然后转过头望着远方的天，表情呆板又沉默。眼下寒冬的雪已不是那么耀眼，远方已望不见天际线，白灰灰的一道屏障，田野倒是一片银白，敞敞亮亮，寂静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