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生平概述

　　 本书作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80年代末出版的《复活》是作者穷尽毕生力量，在文学史上的思想精华与巅峰。他晚年追求质朴的平民生活，11月7日病逝于火车站，享年82岁。

　　二、作者感悟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为复杂的一个。

　　在他的作品中，语言恳切平实，情感颠簸丰富。写到情感细腻处时，细水长流，写到情感冲突时，惊涛骇浪。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就如同艺术本身一样，博大精深，高深莫测。在本书中，不仅复现的是家庭中事件的纠葛，更是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他用视角的广度与灵魂深处的呐喊驾驭繁杂的线索，衔接得天衣无缝。奔放的笔触融合历史与实际，艺术与生活，在史诗的庄严于肃穆中创造多元化，譬如人物内心的多面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不粉饰或漫画化，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艺术魅力在洞察微观世界的嬗变过程，相互和谐的联系中塑造人物形象，淋漓尽致。我认为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最大的区别便在于言语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效果，外国小说中与郭敬明、三毛唯美可咀嚼的文风出入很大。其实中国也存在很多运筹小说的语言朴素简单的，诸如余秋雨、老舍、杨绛等等，淡如白开却淡而有味，外国文章的格调却有种不可言传的沉重感。托尔斯泰不咬文嚼字，所谓文豪的风范便是不在字眼上前瞻后顾，而是注重宏观的整体，注重场面的排布铺设。所有情感的跌宕此起彼伏，却顺接自然。有人说小说的妙处在于适时而收，出其不意却又合情合理。托尔斯泰的文字初读时并不让人牵肠挂肚，然而却被他高贵超脱的灵魂牵引着，越读下去，越坚定他的文字有着一种魔力，像歌德所认为的那样——我是在和一个高贵、先知先觉的人谈话。读到深处，必定会因气势磅礴而震撼。他的文字，是一种危险又安全的产物，可以抚平所有漂泊流浪的心，让人有所依托和灵魂的寄宿，同样可以化作冷兵器，狠厉地刺痛在时代的夹缝中拖着一身腐朽皮囊，恬不知耻地出卖人格的人。

　　我崇拜他，读完他的文字，恍若一梦，却又大梦初醒。

　　三、名著内容感触第一部分

　　他在全文开篇便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读本书之前，我自认为已经透彻地领悟到这句话深刻的奥义，可在读完之后发现原来不过是九牛一毛，岂止是差之毫厘。

　　小说中安娜•卡列宁娜居于中心位置。她遇人不淑，年轻时嫁给一个头脑僵化思想保守至麻木，虚伪成性自私自利至冷酷的官僚卡列宁。世风日变，弗龙斯基重新唤醒了她对爱情和生活的追求，她虽跨越礼教的樊篱，却不肯走出人格的底线。后期弗龙斯基因功名之心的蠕动儿厌弃她，安娜却仍旧猎逐她向往的爱情，逐渐开始*惯于虚伪和欺骗的精神。根深蒂固的意识与萌发的意识发生激烈的冲突，她在生活、婚姻、时代、精神的矛盾的禁锢折磨下选择自杀，也是为了报复弗龙斯基，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转折时期祭坛的牺牲者，一场悲剧临至尾声。

　　在这场注定的悲剧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问题：

　　1。贵族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们在家庭、婚姻等道德伦理观念方面发生怎样的激烈变化？

　　1。安娜一心追求真挚的爱情，曾为爱情牺牲母爱，奋力挣扎在上流社会的桎梏里，为何小说最终昭示她一度对卡列宁怀有负罪感，并不能挣脱与上层社会的血缘关系？

　　2。安娜认为自身在婚姻与感情上有着高贵的思想，她不曾了解弗龙斯基却一见钟情，她倾心于他的仪表、风度以及旺盛生命力的自发要求，这究竟是爱情还是欲望？

　　我有一些个人的见解：

　　关于第一个问题：就女性而言，上流社会里端庄的妇女中存在一般的忏悔贵族，她们不完全追求和依赖资产阶级冠冕堂皇、纸醉金迷的付钱生活，保持着满腔的热情追求完满的婚姻，却只是做徒然的挣扎，从不探索同人民接近的道路，在偏激与自我矛盾中盲目地追逐。上流社会私通的关系司空见惯，她们却又不愿与那些荒淫虚伪的人同流合污、沦为一类，于是公开暧昧关系。安娜具备这些特征，然而她又罕有畴匹。安娜最终的人格虽然可悲地走向极端，文中昭示她对卡列宁有负罪感，这是一种在矛盾心理中的自我冲突和良心谴责。她自杀的偏激可以看出一种寻求解脱的勇气，对上流社会的抗议，也是一种在痛苦咬噬下的崩溃表现。她诚实纯真，即便用一种不理智的方式，却依旧保留了她最后的尊严，以死诀别这个冷酷残忍、犀利尖锐的时代。这是一类。另一类是那一派长期欺骗丈夫，毫无伦理道德观念的妇女，她们融于上流社会，在看似高贵的卑微中厮混并不以为耻。就男性而言，他们作为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圈子和军界的贵族，充满了虚荣心，拥有绅士的风度，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看似在满腔热血，马不停蹄地列逐婚姻，实际上并没有深刻和矢志不渝的意识，徒有浅层的享乐主义精神，因此经不起时间的磨砺和时代的腐朽化。弗龙斯基便是一个例证。

　　关于第二个问题：安娜对弗龙斯基一见钟情，看似是因为他慷慨好施，实际上不过爱的是一副华丽的皮囊。她天生丽质，自然不会甘心将视为生活的爱情托付给无活人感情的卡列宁，于是她内心开始躁动，并在资本主义的熏陶感染下生出一种野心。这种野心促使她沉溺其中，使她的精神品质黯然失色。牺牲母爱的痛苦，被丈夫责备和多年郁积的怨愤以及外在的压制，都转化成了她内在的矛盾。她生活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俄国的时代集中阶级的矛盾、新旧思想的冲突和旁人的干扰。主观上寻求解脱，却因庞杂的时代里有太多不幸无法消弭，因此在挣脱中惨败，反而“剪不断，理还乱”，最终作茧自缚。

　　第三个问题：安娜一见钟情只是因为情欲，但在后期弗龙斯基背弃她时她却拼力挽回，一方面出于对一个给在从挣扎中的自己慰藉的人产生依赖，并且安娜的这种感情在萌生的一刻便如同火苗，越燃越旺，让她割舍不得。弗龙斯基是她抗议上流社会的最好证明，她爱的不仅仅是这个人，更是一种冲破枷锁、远走高飞的勇气。只有他可以让她的勇气滋长，然而最终因为偏激的思想而走向扭曲，爱转变成了赌气和恨，最终殆为灰烬变什么都不是了。

　　四、名著感触第二部分

　　列文和基蒂的婚姻与前者形成对照，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同于一般的忏悔贵族，探索通过“不流血革命”以达到与农民合作、共同富裕的效果。并最终与苦恋的基蒂拥有完满的家庭。

　　这是托尔斯泰诠释的一种幸福的家庭吗？我提出了下列问题：

　　1。列文曾因思想道德上的探索而心灰意冷，意图自杀。在矛盾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2。作者背离欧洲形式，突破家庭小说的框架。基蒂和安娜都曾倾心于弗龙斯基，但最终基蒂背道而驰。两个家庭作者是如何布局的？二者又有何交叉联系或分别？作者这样设计的目的？

　　我这样想：

　　问题一：列文鄙视彼得堡的宫廷贵族，却以出身世袭贵族而自豪；他厌恶资本主义并否定其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但他自己的农业经营却是资本主义方式；他断言资产阶级所得的是“不义之财”，自己却和劳动者进行残酷斗争；他反对以农奴制的“棍子”压制农民，却又向往于贵族的古风旧*。在历史的转折变革中，他同样是矛盾的集合体。在社会经济探索的过程中，列文的内心开始发生第一次转型，他开始探索思想和道德，在各种宗教哲学中寻求答案，无果。于是他又开始发生第二次转型——万念俱灰的自杀念头。最后从宗法制农民那得到启示：要“为灵魂而活着”。他开始第三次思想转型，彷徨与迷惘有了些许的安定。而在此时托尔斯泰以一种清醒的头脑煞住进展，没有让列文的自我心灵麻醉苏醒，即便没有解决实际矛盾，却如歌德那句：“善良的人在追求中迷惘，却究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问题二：前后两个家庭形成对比。作者的目的在于揭示两种结局，一种是活在内心自我麻醉的伪归宿里，一种是被现实严重打击而以死反抗的悲剧。基蒂与安娜都倾心于弗龙斯基，只是基蒂可以清醒过来，避免悲剧，安娜却沉溺其中，造成悲剧。这是一个联系和分别。这两条线索上的人物，都伴随她们出场并围绕其活动。此联系二。如果以列文和弗龙斯基为线索，则有显著区别——弗龙斯基与安娜一类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列文一类则涉及社会经济问题。这两大问题亦是作者透析时代巨变中的两大核心问题。作者不仅仅为两个家庭布景，赋予整体的有机部分的严密性和完整性，更是在进展中刻画性格。这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心理小说。每一对婚姻都产生过心理上的冲突，以螺旋形进展，步步深入。

　　五、总结

　　前面提到我对那句名言有了更深刻的见解，在分析以上问题后我想做一些总结：

　　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是因为人类都具有辨认痛苦与幸福的能力和享乐精神，没有谁会觉得祸起萧墙、家破人亡是一种幸福。反之，太平盛世下不论是歌舞升平还是平淡是真，只讲一“平”字。托尔斯泰还说：“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原因，而是以我们对外界原因的态度为转移，一个吃苦耐劳惯了的人就不可能不幸。”幸福的家庭不同之处在于幸福的程度和幸福的方式，但其感到幸福的本身都是因为家庭内部的协调稳定、自我内心的不断调控，以及天下太平。由是说，他们都是相似的。作者还说：“有生活的时候就有幸福。”有生命不代表有生活，在痛苦中生存只是一种苏醒着的死亡，随时准备殆尽。而生活的本初是美妙诱人的，给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则有它更深刻的阐释。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飘摇中婚姻与家庭即便精神上牢靠坚不可摧，在身形肉体上却容易支离破碎，烟火战乱、社会复杂、阶级斗争让幸福毫无立锥之地。作者说他们各有各的不幸，是指不幸的方式太过庞杂，精神或肉体上的痛苦都是不幸的来源，大大小小的事宜、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俄国人民在不同地位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经历、麻木冰冷的时代所带来的桎梏枷锁使原本严密的个人情感明显迸发……这些不幸都无可避免，各不相同。还有，难道不幸的家庭真的只是我本固有思维中承受的苦难吗？伊壁鸠鲁说：“快乐没有本来就是坏的，但是有些快乐的产生者却带来了比快乐大许多倍的烦扰。”在看似目眩神迷的幸福家庭中，追根溯源根本只是幸福的假象。尤其是在贵族阶级，他们以为自己一手遮天抑或在朱门绣户里高车驷马，其实只是生活在糜烂麻木、毫无思想一味随波逐流追逐世风的污淖中。这同样是不幸家庭的一种，只是在家庭本身中得到了一种生活的惯性，不以为然罢了。

　　穆尼尔说：“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到。”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人民生活狼狈不堪。托尔斯泰便是一个有思想拯救俄国的人，只可惜笔杆子里不能出政权，只会引起恐慌和批斗，戴着假面具的官僚制度、教会、法庭、监狱、土地私有制的确不幸，但撕毁假面具后也未必幸福。作者本身便是一个例证，还有无数根植内心却被压榨的幸福在大声疾呼，却在这样的生活画面里遭到无情嘲讽。这样的不幸不仅仅是一个或多个家庭，更不仅仅是一个俄国整个时代，它足以立足在人性的角度上俯瞰与睥睨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