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也许有的人会说，有些古时候宣扬的东西是糟粕，应该批判而不应该宣扬。对于这样的观点，意中既赞同又反对。譬如《三字经》提出的三纲、十义中的某些说法就不太适宜现代人。虽然说忠则尽命这句话也许可以归属于愚忠范畴，但意中只是想通过这句话引申说明一个工作态度、姿态、责任的问题。

　　前几日，与一位资深企业家闲聊，她指着一位正在忙碌的员工说，他挺好的，挺能干的。接下来，我以为她会说他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水平。但她只这样说了一句，他挺负责任的。交代给他什么事，他都能主动去完成。不用我再想着催他。怎么样？现在的企业老板对人的要求就是这么低下与直白。能独自承担一份责任，能够想着把老板布置的工作进行下去，就是值得称道的好员工。意中不禁要问，现在的员工对待工作这么懒惰吗？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对，就是这样，混过今天，不想明天的事。听说有为了每月多一百元的收入就会跳槽？很正常。现代人很自我、很现实。干着手里的工作，心里想着找新工作，这山望着那山高，等到了那山才知道，原来那山亦是如此。于是，再找新的山。成天想着高山，哪还有心思干好眼下的工作，混过一天挣一天的工资，其余的都是后话。

　　也许这位老板有些偏颇，也许这就是她评价人的风格。我们都知道能够在老板身边工作的人，都是比较优秀且是能够顶住巨大工作压力的人。而且有一点，但凡是老板亲自交代下来的工作，都有一定的难度，甚至很多都是难以完成的。但不管怎么说，一位在商海打拼了三十多年的资深民营企业老板的话，肯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有人说，一位杰出的员工，不应抱有“我必须为老板做什么的想法”，而应该多想想“我能为老板做些什么？”从一个侧面反映的就是员工工作态度，是主动的，还是被动地领受老板的指示？是循规蹈矩地去完成交办的工作任务，还是有所开创性地开展工作？是否尽到自己最大的能力，去襄助老板？也就是所谓的是否尽命？意中以为，这才是评价一位员工是否优秀，是否心甘情愿为企业工作的重要先绝条件。

　　意中曾打工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司职办公室主任。那时，几个主要业务部门的部长均是那种工作尽命的性格。那个企业有一个非常好的规定。每周六由总经理组织召开一次由中级管理人员参加的司务会，听取各个部门的汇报，并具体检查、部署、研究各个部门工作。很多人一开会就犯愁，不知道说些什么。所以，就非常不乐意参加这样的司务会。而意中与这几个业务部门的部长却总觉得会开得不够长，没有尽兴，总有意犹未尽之感。于是，就在私底下商量，决定自己组织召开每日一次的碰头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到下午三点钟，几个人就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会议室。没有会议组织者，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一切为了工作。彼此通报这一天的工作进展情况，需要相互配合的事宜。与会者绝不会推卸责任，更不会推脱具体事务。因为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倒是相互体谅，相互争抢着为对方承担一些具体业务。有时候涉及到了具体的人，马上就布置下去，安排办理。很多事务都消化在碰头会上了，司务会反倒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了。所以说，那一段时间，老总总是感慨地说，最近工作真顺，什么事都没有。其实，是我们几个负责具体部门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在私底下尽最大的能力把能想到的事情都办完了。

　　意中比较欣赏胡适所说的一段话：“生命本身就没有意义，你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其实，把这句话用到工作当中一样适用。也许打工的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你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了什么意义。如果你只想领工资应付工作，你就赋予了工作一个“混日子”；如果你想就此锻炼你的能力，你就把工作当成了一个“学*加努力”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如果你想就此展示能力，你就把工作当成了“勤奋加开创”的大好时机，用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历练了自己。与其这样没意义，不如我们积极赋予它有倾向性的意义，没意义就变成了很有意义。

　　意中常与同龄人探讨工作责任与态度问题，也承认现代年轻人与我们之间的思维方式方面存在的代沟，从而出现责任与态度上的差异。但均不看好“混日子”的工作方式。尽管我们知道现代年轻人更理性、更现实，一切均以利益为着眼点，彼此无情谊可言，一份努力换来相应的一份等值回报。工作时间就是上下级关系，就谈工作，闲暇时间再谈感情，把工作与生活划分得异常清晰。彼此之间因为没有亏欠，所以一旦有了新的意向，就会无所顾忌地结束合作关系。听起来很自由，很随性。但如若从长远或个人发展来讲，这样的人生选择很飘忽，始终使自己处于浮萍状态，渐渐就养成了散漫。对什么人都不关心，做什么事都不认真的境地。所谓人生苦短，一转眼就是十几、二十几年，大好的时光倏忽而逝，再想从头来过，一切都为时已晚。空剩嗟叹。

　　现在是以八零后，甚至九零后出生的人群为主打的天下，一切应该以这两个年龄段的人为主，再去苦苦守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人生观去生搬硬套，就显得格格不入了。现在有很多评价八零后与九零后的文章，甚至直接拿这两个年代的人进行对比的。虽然立论很新颖，但其论据因为缺少理论依据与事实根据，意中不敢苟同。不论是八零后睿智还是九零后更坚韧，但于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都有承担的义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社会责任归咎于现实，首先应该是工作责任，然后才有资格言他。意中以为，这些责任和义务，落在每个具体人，都需要尽命。社会需要如此，人类需要如此。这应该是人类发展规律所需要的吧？

　　王石的小说《隆重纪念一个无用的人》中有一段话，意中以为说的挺好：“我们身边每一项文明的规则背后，同时也浓缩了你的权利，如果，凡是与你此刻无关的事情，你看见了也不管，实际上你你就失去了你的权利，你一天天的失去，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种失去开始危及你的自身利益，因为文明规则在被践踏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维护过它，你知道吗，全世界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纪念地有许多处，但以美国波士顿较为著名，原因是纪念碑上刻写着德国新教神父马丁•尼莫拉的一段铭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