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清风吹过，扫过面庞，再次吹醒了我脑海深处的记忆。往事如风一样记住了它的清新与美好。对于帽子的故事，我还是有一些清新的记忆。

　　 其实我是不怎么喜欢头上压着东西，帽子就是其中之一。喜欢帽子，特别是军帽，应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1974年，因为大姐夫在部队当海军，尤其是看了当时江青指点过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后，着实喜欢上了那颗闪闪的五角红星。在小伙伴面前我曾炫耀过：我一定让大姐夫给邮一顶戴着红五星的军帽。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我正准备出去玩，村上一位看屋的老同志送来一个小邮件，是部队邮来的东西。父亲急忙拆开，是一顶军帽，还有一颗熠熠生辉的军徽，也就是红色五角星。大姐夫真守信誉，我抓起军帽戴在头上，由于头小帽子大，我只好将五角星摘了下来。最终军帽还是让年长我五岁的哥哥据为己有。当时的一颗红星让我高兴了好久，睡觉时放在枕边；上学带在身边，下课就和同学们在一起欣赏五角星，并且结合着电影《闪闪的红星》剧情，声情并茂。那时段是红星照我走过童年，潘冬子是我当时的心中偶像。

　　 少年时代正值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随后文艺界的作品接踵而来，其中海政曲艺团的常宝华和常贵田合说的相声《帽子工厂》，让我对帽子有了更深刻的印象。那时不明白政治术语的含义，就认为是“四人帮”开了一个做帽子的工厂而已。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快点长大，像潘冬子一样参军当英雄。常常是与伙伴玩解放军抓敌人的游戏。

　　 1978年3月，由于中越战争，战事紧张，军委春季开始征兵，哥哥当年如愿参军，荣幸地穿上了国防绿。我和表哥治发作为新兵家属，去公社参加了欢送新兵入伍大会。看着胸戴红花，一身戎装，头戴着军帽的那些新兵，我和表哥都好生羡慕。当时表哥说，你长大了也穿上军装戴着军帽，像他们一样多神气啊。

　　我也是盼着太阳快点升起落下，早日当兵啊。是啊，时光也是神奇的，越是盼他快点，它反倒与你置气。

　　 转年冬季的一天，哥哥来电报说，明日到家。这让日夜思念儿子的父母兴高采烈，提前就开始准备好吃的，还嘱我早早去公社和父亲一起接站。那年冬雪很大，一早我就冒雪骑自行车去公社到父亲的单位，等着接站。其实我急着去接站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看看参军后的哥哥变化如何；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看看带着军徽的棉军帽的风采。当然这些都是儿时出于对军人的热爱而来。

　　飞舞的雪花渐渐落下帷幕，好像是中午11点左右，我和父亲如期接到了他家归来，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哥哥。那天温度不是太低，哥哥顺便让我将它的军帽挂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接过来看了又看这顶戴着军徽的军帽。回家的路上，我时不时低头看看挂在车把上的军帽，当时我还特意将帽徽朝前，意思是让路人也分享一下我的喜悦，让他们也羡慕我。

　　 听说我当兵的哥哥回来了，表哥治发和我的同学仇立杰，周占军都赶来了。看我手里那顶军帽，他们就问我这军帽是给你的吧。小伙伴们左看右看，用手摸着那红色的五角星。

　　 当初周占军的三叔探家回来时，我和周占军只是在他家的屋外，偷偷瞧了几眼放在被阁上面的军帽，还有那闪闪放光的军徽，想着自己啥时也有一颗帽徽，作梦都想着这事。

　　 光阴的速度让我走进初中时代，那时社会上还在流行戴军帽。部队的两位亲人都已陆续转业。我也在琢磨怎么能买到正宗的军帽呢？其实地方是不卖军品的。后来还是三姐帮我买了一顶灰涤卡料子的军帽，外观看有几分军帽的款式。于是我用废纸折叠了一个帽子大小的圆圈，放在帽子里，以防脏了帽里子。这是我参军前的第一顶“军帽”。而就是这顶假军帽也招来了军帽飞贼。

　　 某天村里来了电影放映队，同学仇立杰早早来我家找我。吃过晚饭我和仇立杰就去学校操场等待看电影。操场上人头攒动，我和仇立杰站在放映机附近，那天放映的是一部战斗片，我们看的都很入迷。中途只停有人乱喊，戴军帽的注意点啊。我戴的又不是军帽，并未在意。电影快要散场时，后面忽然拥挤起来，突然一只手将我的“军帽”掠走。等我和仇立杰转身时，早已不知帽子去向。错把涤卡帽子当成了正宗军帽。也就是从那次以后，直至参军前我再没戴过“军帽”。

　　 文/原利隆

　　 201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