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婆子是春节前被发现死在家里的，究竟是哪一天死的，谁也说不准。她儿子一家常年不在家，那座局部三层的乡村别墅成年地锁着门，她一个人住在路边的那间不足二十平米的车库里。那些日子，车库的卷帘门一直关着，与她住在一条巷子里的人都以为她出了门，腊月二十八的那天，儿子一家从外面回来才发现她死在铺上，还被老鼠啃掉半边脸和一只眼睛。

　　二婆子娘家姓巩，这个姓我们这里极少见，因此，村里人只知道她年轻的时候叫翠云，不知道她姓什么。因为她的男人排行老二，背地里都叫她二婆子。她的老家在淮安那边，离这里有几百里远。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嫁到我们村的，那时，村里有一个比我大五岁的邻居家的儿子刚从部队退伍回来，一个家在淮安的战友替他介绍了这门亲事。我那个邻居姓高叫得财，因为在他前面还有个哥哥，他是老二，小名就叫二伙，又因为他到了十多岁时还光着屁股在巷子里跑，大家都叫他二侉子，我那时还小，喜欢跟在他后面疯玩，对他还挺崇拜，都是叫他二哥哥。高得财在我还上小学时就当了兵，听说还上过朝鲜战场。挺幸运的是那场战争结束后他又毫发未损地回到了祖国。他退伍时已经二十六七岁的老小伙子了，如果不是他的那个战友帮忙，还真不容易找到对象。

　　高得财退伍回来时，他的父母都不在了，三年大饥荒时，老实巴交的父母一直没出去逃荒，因此都未能熬过那一劫。那时，他哥哥已经结婚多年，也刚从江西回来没几年，他们结婚后挨肩儿生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在江西生的。一家五口住在他家老屋里，那三间住了几代人的草屋也已残破不堪，那时连肚子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思顾到房子？因此，高得财从部队回来时，除了穿着一身军装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头衔别的就一无所有了。他将翠云带回来时，没地方蹲，就在哥哥家的堂屋里搭了张板铺，两个人睡到了一起就算成了家。翠云比得财小六岁，记得初来的那会儿白白胖胖的，像个瓷娃娃。好在那时候搭个土舍子也花不了多少钱，只要有力气 。他的哥哥嫂子觉得当务之急必须帮他们先搭个小舍子，让他们搬出去，住在这里太不方便了，夜里动静大一点倒是还可以忍受，毕竟孩子们都熟睡了，就怕他们在白天里一些亲昵的动作会影响到孩子。

　　人民公社那会儿，一年四季都没得个闲时，虽然上一天工只能得到几角钱的报酬，但还是要天天去混，否则连口粮、烧草都买不回来。因此，哥哥嫂子只能利用起早带晚的时间帮他搭舍子，白天舍不得歇工。好在高得财干起活儿来还挺泼皮，那时候在部队不是行军打仗就是搞建设搞生产，个个都能干，而且不怕吃苦。翠云是个乡下的姑娘，干活儿也还算利索，两个人夫唱妇女随地忙了二十多天，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不过，那两间草盖的茅屋也算不上是个“家”，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窝”。四面墙全是用的是从人家旧屋上拆下来的旧土墼（苏北农村里的一种体积较大的土坯)砌起来的，南墙留了个小方洞就算是窗户，屋顶上没用一根木料，那时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只化了十元钱买了几根比撑船的篙子粗不了多少的小毛竹，上面胡乱地盖了一层稻草。唯一的一副屋门是用芦苇编成的芭门子。

　　搬家前，他嫂子帮他泥了一个锅腔就算是他们用来烧饭的土灶。搬家的那天十分简便，基本没什么东西可搬，哥哥只给了他一副搁铺的床板、一张破旧不堪的书桌和一个缺了一条腿的小板儿饭桌。那张破书桌已经有了些年代了，听说还是当年奶奶的陪嫁，摇摇晃晃地不说，还少一个抽屉。将其安放在外间的北墙边就算是堂屋里的家神柜，高得财还特地花一角多钱买了一张毛主席画像贴在北墙上，才使得屋里有了一点“家”的感觉。那种专门用作家堂的毛主席像，两边还连着一副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他们用砌墙剩下的几块旧土墼在房间里搁了一张铺，说是房间，其实两间屋是通联的，并没有什么隔断。那张吃饭用的小桌子因为少一条腿，高得财不得不到供销社里买了一根锹柄栽上去，好在只有两个人，糊弄着也勉强能用。当然还要花一点钱添置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物件，此时，高得财从部队带回来的不多的一点钱已全部用光了，那一年，我也跟大家庭分了家，和老伴还带着个孩子在他家草屋旁边搭了两间规格差不多的房子。后来我们做了几十年的邻居。

　　 二

　　记得我搬过去时正是酷署难耐的三伏天，他家早去了个把月。之前，他家因为没澡盆，高得财每晚都是在河里洗凉水澡，没看见翠云下过河，不知道她是怎么洗的澡。后来，我们家带去了一个澡盆，虽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大澡桶，只是一个稍大些的圆木盆，但勉强能坐得下一个人洗热水澡。每当我们这边洗过了，翠云就过来借澡盆，以后*惯了，我家洗完后都将澡盆放到门外由她过来拿，不过高得财一次没用过。他说：“哪有在河里洗得痛快，还要烦神叨叨的烧热水。”

　　我们都在一个队里上工，我是标准的“大劳力”，样样农活都拿得出手，虽然由于营养不良，那时只有一百二十来斤的体重，但力气还真不小，二百斤的担子搁的肩上能健步如飞。特别是我会罱泥，那时罱泥是一项按工效记工分的农活，每天能拿到二十多分工。在这方面，高得财不如我，他干农活算是半路上出家，不会罱泥，也没罱过。那时不会罱泥的男人是二等劳力，只能跟在半劳力后面做杂活，只能拿到罱泥的一半工分，有时连一半都拿不到。因此，一年做下来，我能挣到五千多工分，他只能挣三千多一点。翠云在妇女劳力当中还算得上是个大劳力，就是载秧栽得不如我们这里的女人快，可能是淮安那边水稻种植面积不大，平时栽得不多。不过，栽秧都是大兵团作战，水平差一点也能跟在后面滥竽充数，也不会去扣她的工分。

　　第一年，队里年终决算时，我家除了扣去三个人口的口粮烧草钱还分得了五六十元现金，他家的工分钱刚好够买两个人的口粮烧草，没分到一分钱。第二年遇到了一场水灾，虽然对水稻的产量影响不是很大，但棉花田却被淹得绝了收，队里的工分单价每分工只有三分多钱，我家也没能分到一点余粮钱，他家反而成了“超支户”，那时，像我们这些刚从大家庭中分出来的小夫妻大都没搞过什么家庭副业，又不会养猪，顶多养几只生蛋的母鸡。队里分红拿不到钱，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没一点零花钱，更谈不上有钱去买点青菜、胡罗卜等副食品用来缓解粮食的不足了。因此，那一年是我的人生最低谷，高得财比我过得最更艰难，我毕竟还有父母、弟、妹的一个大家庭在旁边，多少能得到点济助，他家可是道道地地的孤军作战。

　　我老伴的娘家也在本村，因为是农历八月里出生，小名叫桂贞子，她没上过学，谈不上有大名，“桂贞子”一直被人叫到现在，听说翠云在家中还上过一年多的小学，只是听她说学过的那几个字也差不多都还给了“先生”。因此，两个女人在一起倒并不缺乏共同语言，又是在一个生产队里，又是邻居，除了睡觉不在一起，其余时间基本形影不离，白天在一起上工，晚上在一个油灯下纳鞋底，也算得上是“闺蜜”了。我对得财仍然很敬重，还像小时候一样叫他二哥哥，不过对于他的处境我没能力帮他。

　　那一年，两家的日子都过得特艰难，每人一天只有不足一斤的口粮“计划”，没钱买代食品，只能天天喝薄粥，那时每人有二分地自由地，可以种点粮弥补口粮的不足，但得财家两个人只有得财本人有自由地，翠云没有，据说是因为她的自由地“计划”还在她淮安的娘家，这里不能重复。因此他家的粮食老不够吃，到了月底分粮的前几天，就常常断炊。有的人家小夫妻带着两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小孩子也能分到一份口粮，家里的粮食就会宽松些，得财只有两个“大口”，都是大劳力，越吃不饱饭量就越大，记得那时他们两人一顿能喝一大锅子粥，比我家三口人喝得还多。我家的情况虽然稍微好一些，但也不是没断过炊，那时到了月底，队里都差不多有一半人家的米坛子见底。每当到了家里没有一粒米的那几天，都是得财拎着一个淘米箩儿，低声下气地跟人家借一点混一顿。我家是首当其冲，但也只借一两回，每回一斤米，而且一分了粮就还，也到他的哥哥家借过几回，后来他的嫂子不肯借给他了，说是有两回借了不曾还，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记得有一天实在借不到了，两个人还坚持跟大家一起上了一天工，中午人家放工回家都能喝上几碗粥，他们就上铺睡会儿觉，然后再上工。那天我罱泥，队长安排得财跟我拿船，拿船的活儿虽然没有罱泥费力气，但也要不停地撑船，一船泥罱满了也要同罱泥的人一起攉泥，那天他跟我说：“我对不起翠云，跟着我挨饿，我曾对她说过。‘你如果嫌这里苦，你就回去重找个人家吧’她不肯走，说：‘一女不配二夫，就是看上了你是个实在人才跟你的’。现在这种日子也不知道哪天是个尽头。”

　　那一年，我的大女儿已经三岁，桂贞子又怀上了第二胎，翠云那年也怀了孕，而且两个人月份差不多，临产时已是深秋，在妇女上工的路上常常看到两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拿着镰刀匆匆忙忙地跟在一群人后面下田割稻。

　　 三

　　后来几年里，翠云接二连三地生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农村的生育高峰期，因为三年经济困难期间农村不但没有孩子出生，还饿死了许多人，那时政府鼓励多生孩子，一开始对生孩子的妇女还有工分补助。按理说，他家有了三个孩子后能分到五口人的粮，粮食紧张的状况应该会得到缓解，不过，他家因为工分做不上来，年年超支，不但年终分配时拿不到一分钱，还要被队里将口粮卖到粮管所里去，让他自己拿钱去买，他没钱买时就将'计划'卖掉一些议价，再用卖粮的钱去买剩下来的粮，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叫“杀猫儿喂猫儿”，老小多的超支户那时大都是这样做。这样一来，粮食就仍然不够吃。又由于年年分不到钱，家里的零花钱就更紧张，有时养的两只老母鸡抱窝不生蛋，连买一盒火柴的二分钱都没有，每回烧饭时，翠云都是拿一个草把到我家灶膛里“过火”。为了节省一些点灯的油，晚上翠云大都是到我家油灯旁边“借光”为孩子们补衣服、纳鞋底。

　　他家五口人，每年可以分到十丈多一点的布票，分布票对他家来说就等于是“分红”，因为一尺布票可以卖到二角钱，实在需要给孩子添件把衣服时就卖掉些布票，再用卖布票的钱买几尺花布。高得财从来没添过新衣服，他的那一身军装一直穿了好多年，黄色被洗成了灰白，上面还补了不少不同颜色的补丁，夏天，他都要打几个月的赤膊，只穿一条短裤头，烈日下也只披一块见方不足三尺的白粗布披肩，那块布，既能当上衣，下河洗澡时还能当毛巾。翠云在穿着上面的花费要比得财“奢侈”些，因为，年轻的妇女不能像男人那样打赤膊，在漫长的夏天里，她们至少每人要有两条可以换洗的短裤和两件短袖洋布上衣。我们那里都*惯将短裤叫“昆子”（昆字还应该有个衣旁），那种短裤较宽大，是可以单穿着干农活的，与现在的内衣是两码事，那时农村中的妇女还不知道什么是内衣。生过孩子的女人，穿的褂子旧一点破一点也不大要紧，唯独她们的昆子要结实，马虎不得，有时候在田里干活一不小心将旧昆子绷开了一条缝，就不得不用手捂着屁股跑回家去换衣服。那样令人十分尴尬的事那些年时有发生，记得翠云就碰到过不止一次。那时，做昆子的布全是用的洋布（一种较薄的棉布），一是图价格便宜，只有三四角钱一尺，二是图热天穿在身上凉快，但不经穿，看起来还是好的，其实已经没得“身份”了，经不起折腾。

　　翠云在这方面倒也不大在意，她的表现常常比别的妇女还要“侉”一些，她不但会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中旁若无人地给孩子喂奶，甚至晚上在外面纳凉时干脆光着上身，在皎洁的月光下，她的两个大白奶子常常让那些在一起纳凉的光棍汉们想入非非。为此，后来队里有人在背地里给她起了个诨名，叫她“侉婆子”，当着她的面就叫她“二婆子”，时间长了，她父母给她取的那个很好听的闺名就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三十岁还不到的她在远处看就像是一个老婆子了。那时有了两三个孩子的农村妇女大都是这样的，有一句俗话叫“蓬头赤脚领儿女”，她们短暂而苦涩的青春年华随着一个个孩子的降生很快就成了遥远的记忆。

　　我当村支书的那些年，高得财被队里照顾安排到集体猪场上养猪，其实也说不上是照顾，活儿特别脏不说，还只能拿到一个半劳力的工分。只是活儿轻巧一些，能挤出一点时间来照看孩子，那几年，他家孩子的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最大的一个才六岁，一个四岁，一个两岁。他们夫妻二人上了工，家里就靠那个六岁的儿子带两个小的，有时负责带弟弟妹妹的“大人”只顾自己出去玩了，四岁的弟弟就跟着他，还不会走路的小妹就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有一次还被老鼠啃掉一个小脚肢头。高得财当了“猪倌”后，家里的情况就好得多了，他可以将那个最小的带到猪场里，上午该干的活儿干完了还能回到家里烧中饭，翠云从田里回来也就能吃到了一顿现成的。队里对他能做到这样人性化的安排，也算是仁至义尽了，那时对退伍回来的军人没什么特别照顾，只是到了旧历年底，村里会象征性地敲锣打鼓送几张年画和一张“光荣人家”给他们。像高得财这样的共产党员每年还要缴五角钱党费。这段时间里，虽然翠云做的工分比得财多，但得财却包揽了全部家务活，他不但会洗衣做饭，还会缝缝补补，当了几年兵的人大都会做些针线活，不过，人们一见到那种粗针大线就知道是出自男人之手。

　　他那个猪场，只养了十多头“长寿”锗，那时集体养的猪，大都是喂的粗糠和青饲料，一年到头不长肉，出栏的周期很长，年年亏损，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得到一点猪粪作肥料。猪场里也只有高得财一个饲养员，没人管，特别“自由”，为此，高得财的这份“工作”还挺让人羡慕，甚至还有人妒忌他，捕风捉影地说他的坏话。有一次，生产队长向我反映：说有人看见他偷猪场里的精饲料烙饼给他儿子吃，我起初并不相信，就叫他先别声张，等我调查核实一下再说。我找得财个别谈话时，他承认确有其事。平时猪场并没有精饲料，那一回是因为有一头母猪下了崽，队里用五十斤大麦轧了些粗麦粉，为子防止被养猪的人拿回家去煮粥吃，送到猪场后，生产队里的会计还特地亲自动手掺了一些粗糠进去。我问他既然已经掺了粗糠怎么还能吃，他说：“实在没办法，那天家里又断了炊，孩子们在猪场哭闹得凶，就每人烙了一块饼给他们，其实那里面掺的糠不多，孩子们吃得还挺香，不过我向你保证，总共就那么一回，除了那一次，我可从来没往家里拿过一回东西，这事你可以再调查。”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也没要他在支部会上作检讨。那时我想，就是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人物如果还活着，碰到高得财目前这种情况，也是难免会犯一点小错误的。

　　 四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被调到公社工作，大女儿已经出了嫁，其余的几个孩子也都在外面上学，桂贞一个在家里种了五六亩承包田，到了农忙时还常常会得到得财夫妻的帮助，翠云替我家栽秧也从来不要桂贞还工。每年过春节时，我都叫得财写一份报告，替他找公社民政科争取二、三十元钱的困难补助。其实那时他已经算不上是困难户了，跟大多数农民一样，至少都能吃上饱钣。他家的三个孩子都没上多少年学，家里没有吃闲钣的，劳力多，除了种承包田还能搞点家庭副业，后来，国家对农村退伍军人还多少有了一点生活补助。因为两个儿子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他家还跟队里要了一块宅基地，新砌了三间简易的砖瓦房，接着又化了两千元钱为大儿子“买”了个贵州的媳妇。翠云还经常跟人说，她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如果不是赶上了计划生育让她做了结扎手术，后面还可能有两三个孩子，那样的话就更够他们折腾了。

　　后来 ，他的大儿子分出去了，住进了新屋。没过几年，又将那两间住了二十多年草屋改建成瓦房，虽然砌的仍然是最简单那种平瓦空心墙，但却比原来的土屋宽敞明亮了许多。记得当年我和他做邻居时，他一家五口人在闷热的夏天里都是挤在一张不是太宽的板铺上，高得才常常通夜在露天外纳凉，庄子中间新建了一座水泥板桥，到下半夜时桥上还躺满了纳凉的人。那时没电，没办法，桥上面有点河风，蚊子也比在巷子里少一些。有一回听到翠云对桂贞说：“现在算是过上好日子了，不愁吃，不愁穿，住得又宽敞，每年还能余点钱为儿女们办事情，真想不到还能有今天。”

　　又过了些年，我替桂贞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在乡派出所食堂煮饭（那时公社又改成了乡政府），家里的承包田全部让得财家代种。那几年，他家靠种田还发了点小财，就是人也比在大集体时更辛苦了些。那时农业机械化才刚刚起步，只有耕田、灌溉和脱粒用上了机器，像收割、栽秧这些大宗农活都仍然靠原始的人工来完成。还有，那时每年都有河工任务下达到村，任务是按照承包田面积平摊下来的，不给工钱。他家田种得多，分的任务就大，得财每年冬天都要出去无偿地挑个把多月的河，他本来就算不上是个大劳力，个子不高，长得又单薄，现在又有了一把年纪，挑不动也只能硬撑着。不过，苦虽苦一点，种田的收入却不少，苦了几年，二儿子也结了婚，二媳妇是明媒正娶的本地人，当然花的钱也比娶大媳妇要多得多。

　　正当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高得财又经历了一场“劫难”。那年他的大孙女儿已经三岁，大媳妇又偷偷地怀上了二胎，秘密暴露后，不敢在家中久留，一抬脚就逃到贵州的娘家，大儿子送走了媳妇后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打工了。乡计生办的人就将高得财“抓”了起来，说是要跟他拿钱派人去贵州“抓逃”。他因为不肯出钱还吃了些拳脚。那天，我听到消息后，特地赶过去看他，他被关在计生办大楼楼梯下面的一个不足两平米的杂物间里，水泥地上只有一摊稻草，以前听说这间“禁闭室”里曾经将一个媳妇超生的老头关了一个多月。见到我时，他眼里噙着泪水，没跟我说一句话。我找到那个主任，我说：“你们千万别把当普通群众一样对待，当年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你们还都没出生。”我那时是乡里的中层干部，虽然“级别”要比那个主任高一些，但他那时手里有“尚方宝剑”，事关“国法”，不便多什么，那时计划生育可是个敏感的“雷区”，弄得不好会惹火烧身。每当到了吃饭的时候，桂贞都从食堂里盛一大碗饭送过去，只关了三天就放回去了。

　　后来，媳妇在贵州给他生了个孙子，计生办要拆他大儿子的房子，我又帮他解了一次围。那回我直接找了分管计划生育的乡长，我说他那房子拆下来值不了几个钱，不如由我做他家的“工作”，让他一分不欠地将超生罚款缴上来。那时超生二胎的罚款标准虽然也只有三千元，但在那时可是个天文数字，差不多要卖一万好几千斤粮食。他的儿子出了一千，得财也出了一千，还差一千是我借给他的，过了二年也是得财还的。后来，翠云美滋滋地抱着孙子跟桂贞说：“受点儿罪，花掉些钱还是值得的，要不哪有孙子抱？”

　　我退休的那年，得财查出了晚期肺癌。拖了不到一年便走了，最悲痛欲绝的当然是二婆子翠云。那年得财67岁，翠云刚过了60，其时，他的一切身后事都安排妥当了，就连最小的女儿也在前些年成了家生了孩子，他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也就是这个跟着他过了将近四十年贫苦日子的女人。再往前走，前途一片光明，满以为，人老了却苦尽甘来，还能会有一段好日子过，哪晓得，天不遂人愿。走的人苦，未亡人注定会更苦。

　　 五

　　我退休后，又和老伴从镇上搬回了村里，子女们都一个个地“飞”出去了，觉得留在镇上还不如回老家好，于是，我就将我家那三间虽然曾经重建过两次但现在又已经成了古董的老房子进行一次简单的装修，准备在老家终老天年。二婆子一个人也住在他家老房子里，离我家老屋只隔了两户人家，那两户人家常年锁着大门，人都在外面，只有到了过年过节时才会回来住几天。因此，二婆子每天都会到我家串会儿门，跟老伴谈会儿陈年往事。

　　二婆子的大儿子是个瓦工，常年在大城市建筑工地上打工，大媳妇与她这个婆婆处得不好，说她前些年对老二照顾得多些，不大管他们，平时跟她很少往来，只有在外面上学的孙子回来时会过来看看奶奶。二儿子原来也跟他们住在老屋里，后来夫妻两个开了一条大船出去搞运输，这几年在外面混得还不错，前年还在村前的公路边上砌了一座别墅。不过，一家人常年在外，别墅也没人住，只是有时候二婆子会去将门打开通通风。大媳妇在家里还种着他家的五亩多承包田。现在种田不费力，大宗农活都是机械作业，一年到头干农活的日子没有打麻将的日子多。二儿子家的承包田原来都是得财老两口代种的，前几年，卖粮的钱全给二儿子，只要他贴一点肥料钱、机器耕作和收割的费用，为此，大媳妇经常向二老发牢骚，发狠要将她家的田也“请”他们“代种”。得财走后，二婆子也不种田了，正好那时开挖养蟹塘成风，给的转让费也挺诱人，连老两口的养老的口粮田都给人家挖了蟹塘，人家每亩田一年给一千二百元钱。因此，即使两个儿子都不养她，二婆子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她每年能拿到蟹塘上给的一千多元钱，还有千把元的基础养老金，她一年买四五百元钱的稻就足够吃了，自己在院子里再种些蔬菜，也算得上是“小康”生活了。有一次我听到她跟老伴唠叨说：“想起来，最苦的就是我家死鬼老头子，现在不愁吃穿，种田又不用出大力，国家既减免了农民的农业税，还不要农民出工挑河，如果他能多过几年，也能有点儿福享，听说现在对以前当过兵的人补贴又增加了，还听说对当年上朝鲜抗美援朝的人补贴还更多一些，一年能拿到好几千元钱。”老伴听她这么说就劝她：“别多想了，就来说去还是他命苦。”

　　又过了二年，二婆子经人介绍，跟了一个附近镇上的老头，那个老头还是城镇户口，就是一辈子不曾有过正式工作，在菜场上摆摊卖菜，年纪跟高得财差不多，快70岁了，比二婆子大五六岁。老伴也刚走了二三年。过去的时候，他们还领了结婚证，挺正规地住到了一起。后来听说老头的几个儿女特别反对老爸的“花心”，坚决不肯让他将二婆子领到老屋里住，老头子一气之下就在菜场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断绝了与儿女们的来往，一开始，老两口还算恩恩爱爱，二婆子有时也在菜场上帮老头看看摊子，我和老伴去镇上时，看到她养得白白净净的，好像比以前还年青了些，老伴很为她高兴，跟我说：“想不到她的‘命’还不丑，还能享到点儿老福。”

　　二婆子这边的女儿嫁得比较远，是她自己作主将女儿嫁给淮安她的一个娘家侄子的，听到妈妈又嫁了人，也特地回来看过一次，看到那老头人还不错，觉得这样挺好，妈妈有个依靠也省了儿女们的心。两个儿子也并不反对妈妈重新组织家庭，他们都认为有两个老人在一起相互照顾着总比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老屋好，不过两个媳妇可不这么认为，她们总觉得婆婆这样做是丢了儿女们的脸，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说村里有个四十多岁时就守了寡的女人，到现在都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的，她六十出了头的人还“老作骚”、“熬不住”。因此，二婆子跟了人后难得回来一次，这边也没什么值得她挂念的，大媳妇又不搭理她。后来过了一年，二媳妇将闲着的老屋又卖给了人家，那房子原来分家时就是分给老二的，现在没人住了卖掉倒也无可厚非，就是二婆子回来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让房子时的那天，二婆子回来收拾东西时还在我家吃了一顿饭。

　　哪知道好景不长，只过了二年多一点，她又被那个老头子用三轮车送了回来，说是人家不要她了，又跟她办过了离婚手续。她私下里告诉我老伴说：“老头子拗不过他的儿女们，日子没法过，特别是他家的那个女儿，简直就是个泼妇，连老头子上她妈的坟都不允许，说他没资格去见她的妈妈，有时候还常常上门闹事，骂的那些话可难听了，说我是‘卖老逼’，图的就是她老爸有几个钱。不过我如果死皮赖脸地不走，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我和老头子是双方自愿的合法夫妻，就是有点不忍心看到老头子天天受那种窝囊气。我走了他也能过几天安静的日子，于是我们就和和平平地分了手。”老伴问她：“老头子曾给一些钱把你？”她说：“他要给我五千元钱，我没肯要他的，我寻思，如果真的要了，不就成了‘卖’那个了吗？再说，我也不需要那笔钱，我一个人能吃多少 用多少？”

　　她回来后，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没处住。大媳妇那里绝对去不了，因为他家早就分出去了。按理说应该住到二儿子家，因为老房子是她家卖掉的，虽说那房子是分给他家的，但总应该等老人归了天才能处理，那天，二儿子家里的人都不在家，在外面搞运输的人家只要到了逢年过节才会回来住几天。二婆婆身上有那所别墅的钥匙，别墅西边有一间独立的车库，南面对着公路装的卷帘门，北边对着天井还有一扇小门，因为还没有置办汔车，那间屋一直闲着，只放了些杂物。二婆想：“我住在那间房子里不大影响得到他们，平时还能帮他们看看家。”房间里有一张老式床，记得还是二十多年前，得财把院子里的一棵长了七八年的苦楝树砍下来请本村的一个老木匠打的。她想，卖房子时老二没把这件老古董扔掉或许是给她留着后路的。她就这样住下来了，只占用了这一间车库和旁边的厨房，正屋的门仍然锁着。

　　 六

　　哪晓得二婆子估计错了，二儿子和二媳妇根本就没想到她还会回来，如果他们常年在家的话，那张老床早就成了烧锅的柴禾了。二媳妇听到了消息后，特地从苏南赶了回来，一回来就跟她吵了一架，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说她丢尽了高家的脸，怎么还有“逼”脸回来，说什么都不让她住在家里，骂骂咧咧地还动了手，先是将她的东西往门前的公路上扔，后来还将她往外推，二婆子知道，杠桑（方言吵嘴）她不是媳妇的对手，管她怎样数落都不还嘴，只是要将她往外推时，她死死抓住门框不松手，她如果被赶出去就真的无家可归了。后来二媳妇用了蛮力，趁她不注意时用力一推，将她重重地推倒在门外的公路上。这一跤跌得可不轻，竟然让她瘫倒在地爬不起来了。

　　闹到这种地步，在旁边围观的人再也看不下去了，都纷纷指责二媳妇蛮不讲理，有人将庄上的支书也叫过来了。此时大家已经发现二婆子真的是摔伤了，拉不起来，说有一边大脚根子不能动不能碰，于是支书就下令叫那个泼妇找车子送她婆婆上医院。去医院时我老伴也跟去了，拍片检查后得出结论是一侧股骨骨折，必须住院做手术用钢板固定。这时，二媳妇才傻了眼，她跟我老伴说：“婶，要不先回去，等我打电话与她两个儿子商量一下再说”，回来后，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她的男人联系，也不知道商量出一个什么结果，只是第二天早上发现，肇事者不辞而别去了苏南，想不到竟然逃之夭夭了。我老伴过去时，只看到二婆子一个在铺上疼得哼声不绝。后来我替她给她么大问题，她可能就是一个人太无聊，想找人说说话罢了。”她越是这样，庄上的人就越不爱搭理她，她有时就乘车去附近的一个镇上去走走，那个镇离这里有十多里路（不是她生活过的那个镇），庄上有个人开三轮电动车送客，每天都去一两回。她去得勤，有事没事的都看到她跟车子，她不在乎那几元钱的车费，她好像很有钱，有人说大概与那个老头子分手时得到过一笔钱，只有我老伴知道她其实没肯要人家的钱。

　　有一次，一连有个把多月没见到二婆子，老伴以为她可能去了她女儿家。后来她回来了告诉老伴，说确是去淮安蹲了三十多天。后来听人说她根本就没去淮安，说她在外面又经历了一场“婚姻”，说她在镇上遇到了一个乡下老头，那老头只有五十多岁，比她小十岁，是个一辈子没娶过女人的光棍，两个人搭讪搭讪就被他领回了家。后来在那里在只住了个把月，还是因为那个家庭里部矛盾太大才不得不离开的，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家里除了她们两人还一个比她大不到十岁的“公公”，十多年前老伴就过世了，父子二人，一对光棍相依为命。她过去后，那个老的也不安分起来了，老想占她的便宜，时间不长居然也得了手。如果两个男人不计较，默许她左右逢源，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男人们在这方面大都有极强的排他性。为此，父子俩认认真地干了一仗，老的被打伤了住进了医院，儿子也被请进了派出所，二婆子只好落荒而逃。她的这段经历，不知道是庄子上哪个披露出来，细节上肯定会有些出入，也没人去考查，只是庄子上的人更不愿意搭理她了，背地里都说她是得了“花娇疯”。

　　她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算是村子里的新区，在村南头公路边上，我以前在村里当支书时那里还是农田，也根本没有公路。我家老屋在村北头，离她家有三四百米的距离。庄上人不搭理她，她也就难得上庄，因此有时我们会隔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她一次。有一次，老伴听人说，二婆子现在又有了新动向，说她这些日子虽然不大上庄，但也不是整日窝在家中，有人总看到她在田野上游荡。田野里隔不多远就有一间养蟹人搭建的临时舍子，舍子里大都住着一个被人雇来看蟹塘的老头，那些人白天是要干活的，晚上就只能守着一台小收音机。当整日无所事事的二婆子去造访他们时，大都会受宠若惊，热情接待。有时她在那里帮人家煮饭，人家自然会留她一起吃饭。那些老头子有的家里是有老伴的，因为儿子媳妇们都在外面打工，家里有孙子孙女，走不开，只能两地分居。有的是一辈子没碰过女人的老光棍。这些人平时一天到晚没个说话的人，总是希望有个人去跟他们说说话，何况还是一个还不算老得不像样子的女人。二婆子长得富态，虽说有了一把年纪，但还不太难看，而且人性中异性相吸的原理好像也与年龄无关。一来二去，时间长了，二婆子开始只是早出晚归，后来就夜不归宿了。也不知道是她是又认真地搭上了一个人，还是在那些人当中打游击。

　　二婆子“失踪”的那几天，村里也不曾有人在意过，她没有紧邻居，那些新砌的别墅大都没人在家，她虽然有个大媳妇住在庄上，但与她不来往，就是碰到了也不说话，形同路人。只是来过一个看蟹塘的老头，向人打听她去了哪儿，有人说，谁知道她死哪儿去了，没看见，怕的又上她淮安的女儿家去过年了吧？

　　二婆子的死因一直是个谜团，没人能解得开，不过可以确定她不是被人害死的，因为屋里没有反抗的痕迹，她是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死的；也不像是服毒自杀，屋里也没发现有农药瓶或者安眠片药瓶什么的，最能让人相信的死因就是她夜里突发了心肌梗塞，是睡觉睡死的。这样的情况以前村里曾发生过多起。不过，也没人去追究，管她是怎么死的，反正多数人认为她“死得其所”早死早升天，省得在世上“活现报”。只是我老伴还为她动了感情，那天去看她时，当场流了许多眼泪。

　　二婆子的丧事办得特别仓促，因为再过两天就是旧历的新年了，时间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不过办得还算风光体面，火化前的那天晚上，按照惯例，两个儿子为她请了九个和尚念了半夜的经，就连那个与她结了多年怨的大媳妇也装模做样地嚎了一会儿。

　　大年卅的那天中午，二婆子的骨灰被埋进了高得财的土坟中，包括她身前穿的一些旧衣服也全都混在纸钱中付之一炬。

　　除夕夜里，外面寒风凛洌，家家欢声笑语。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我曾想到，如果人死了真的还有灵魂，今夜高得财与二婆子可能会有许多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