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0年的暑假，我到山东大学函授学*，在经过一段要大修的路面时，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一辆拖拉机从身边开过，坑坑洼洼的油泥水被溅起，一下落到了我的黄球鞋上，我正要发脾气。司机跳下车，走到我的跟前时，啥活也没有说，就脱下比我略新的黄球鞋，递给我，两手抱拳，说：“对不起了，换上我这一双！”我不要，他又弯腰想脱下我的黄球鞋，我只好说：“我要。”当他站起来时，我发现他的左胸戴着一枚团徽，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也许猜透了我要说什么，他说：“我还有凉鞋。”便光着脚丫，走到拖拉机边，从座位的后面，拿出一双凉鞋穿上，登上拖拉机“突突”的开着走了。

　　我只好脱下鞋子，换上。哎，可别说，这双黄球鞋，穿在我的脚上不大不小正合适，望望远去的拖拉机，顺手拿起行李，就要走，突然，母亲的话在耳边响了起来：“这双鞋是你爹一个月没到食堂打菜，为你节省的。”我拿起黄球鞋，甩甩上面的泥水，又从包裹中拿出两张报纸，包住黄球鞋，提着行李，走进山大校门。

　　第二天，黄球鞋上的泥巴已经干了。我把上面的油泥巴用小刀子慢慢刮下来，才发现两只黄球鞋鞋帮各有一个不起眼的眼看就要透明的小窟窿。想了一下，只好去修鞋。在解放路北边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一位有四十岁左右的修鞋匠，他穿着补丁衣服，满脸的沧桑，我把球鞋递给他，他看了看鞋帮上的小窟窿，说：“四毛钱。”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一双新鞋才花两元多钱。他见我疑惑，就说：“这两个小窟窿，虽不大，可都在前边，挺费事的。”我讨价还价的问：“一毛？不，两毛，行不行？”实指望他说三毛钱，然而他从牙缝里挤出：“少一分，都不行。”他站起来，去拿在稍远处的另一只要修的鞋，我这才发现：修鞋的是一个瘸子。

　　这时，同行殷若生老师在远处喊我：“快走呀，车来了。”我急忙赶车，撂下一句话：“四毛就四毛，一定给我补好。”

　　到大明湖玩罢，竟把补鞋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反正脚上还穿着一双鞋，三个星期的函授学*很快的就过去了。

　　学*回来，细心的母亲，一眼就认出我穿的鞋不是出家门的黄球鞋，我只好把团员“送鞋”和忘记“补鞋”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听后，两眼发呆，几乎要晕倒，我这才知道：母亲怕我在路上把钱丢掉，在把钱给齐后，为穷家富路，又把两张五元钱的票子，分别垫到两只鞋的鞋垫底下，在晚上睡觉时可好发现。已经来家了，根本没有办法再去找瘸腿修鞋匠了。再说即使找到修鞋匠，他发现里边有十元钱，也不会给的。

　　事真有凑巧，学校开学后，缺九套教学课本，听说济南新华书店有，就赶到济南，先卖齐课本后，再试探的到解放路北胡同，去找瘸腿修鞋匠，老远就看见修鞋匠还在胡同里设摊补鞋，我从树后绕到他的跟前，想让他猝不及防，不然，让他看见我，逃之夭夭咋办？果不其然，等我离他还有几米远时，他从眼镜的上边，认出了我，急忙起身，一瘸一拐的要拐向楼下的门里，我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他的前面，两手拦住他的去路，说：“瘸子，你不许走！”修鞋匠反问：“你为啥拦我的路？”“你给我修的鞋。我来拿！”“笑话，你啥时候修的鞋？”我就把一个多月前来修鞋的事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他还是不承认，我就跟他争吵起来，我争得面红耳赤，他说谎说得满口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我欲挥拳打去，“还给人家！”随着一声命令的大喊，一个中年妇女横马立刀站在我们中间，瘸子有点害怕似的说：“你别胳膊肘往外拐。”说着就想挤出人群，我急了，就想跑上去，把瘸子拽住，那中年妇女制止我说：“小伙子，别心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还有我吗？”我悬着的心踏实了一些，解释说：“他给我修的鞋，里边还有钱。”那妇女说：“事情我都知道，他跟我说过。”我很诧异，问：“你是他的什么人？”不等妇女回答，看热闹的人说：“他是瘸子的老婆。”那妇女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小伙子，跟我回家，拿鞋去！”当我从他家里出来，听看热闹的人说：那妇女是共产党员。

　　我又跑回去，双腿跪下，说：“大娘，你可真是一个好党员呀！”“不，每个党员都应该这样做。小伙子，这十元钱，是一个工人近半月的工资，我能不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