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活菩萨”

　　“韩大夫啊，好长时间都没有见你了，你这个活菩萨，真精神啊，快进来坐”，周末陪着母亲逛街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喊住了脚。母亲一看，高兴的说：是你啊，彩霞，我跟儿子刚才找了半天，原来你搬到这里了，说着两人拉着手亲热的聊了起来。

　　 活菩萨，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称呼我母亲。跟她聊天的彩霞大姐是医院儿科退休的护士，尽管知道母亲平素待人极为和善，素有口碑，但活菩萨这一称号还是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许多记忆。

　　我的母亲1938年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渠岸乡黄毛寨的一户农民家庭，今年已经77岁了。母亲在姐弟6人中排行老三，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安医学院。作为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母亲是家里和黄毛寨人的骄傲，母亲读书时的照片也都被珍藏着。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翻看家里的影集，母亲大学时穿着连衣裙（母亲说她们那个时候叫“布拉吉），梳着两根长辫子扎着蝴蝶结，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特别的美丽。

　　 大学毕业后母亲被分配到陕西北部偏远的子洲县医院工作，与我父亲相识组成了家庭。子洲的生活非常困苦，我和妹妹先后患上了地方性甲状腺疾病，母亲也得了肝炎，为此，通过各种努力，母亲于1973年调回了她的老家三原县，而父亲依然在陕北。母亲很辛苦独自带着我和妹妹住在医院不足9平米的小房子，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直到父亲也调到了三原，我们一家的生活才走上了正轨。

　　 乔治•赫伯特说过：“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从上小学起，母亲对我和妹妹的教育就特别严厉，但对父亲老家来人或者乡下来的亲戚，包括一些求助于她的病人，她宁可委屈自己也去帮助人。

　　 198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时看到一对衣着破旧抱着孩子的夫妇蹲在我家门口。男人看我开门就问：这是三姑家吗？我是黄毛来的，我一听就知道是我母亲乡下的亲戚，就说：我妈没下班，你去病房找吧。男人怯怯的说我等一会，没办法，只好让他们进了屋。过了一会，母亲回来一看家里来了生人，就问，那男人对着我母亲说：三姑，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西头徐家的老四社教啊。母亲笑着说：是社教啊，真是的，你看看，我都认不出来了，没吃饭吧，咱马上就下面。男子一听，赶紧摆手说：不了，三姑，我来是想找你给这个小的看看。孩子咳嗽的可厉害了，都好几天了。母亲一听，立刻拿了听诊器，解开了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小被子。兴许是捂得时间长了，再加上屋里也热，孩子的脸红的很厉害，一声接一声的咳嗽让人听着心里发颤。母亲摸了摸孩子的额头，表情严肃的说：孩子病的很厉害，搞不好就转肺炎了，要赶紧住院。话音刚落，就看见那两口子脸都变了，女人更是哭了起来，男人手足无措看着母亲尴尬地说：三姑，我没有带那么多钱啊，你先给开点药拿回去给孩子吃吧。母亲一听，正色说道，这孩子病的不轻，光吃药肯定不行了，要赶紧住院输液，钱不够，我先给拿着，治病要紧，然后走进里屋去拿了钱，又对我说：强，你先烧水做饭，我陪着你社教哥去办好住院手续，等会你把饭给我们送到科室去。说完，母亲拿袋子装了新毛巾和肥皂，又抱了一床被子就带着那一家三口出了门。

　　 母亲忙完回家都晚上7点多了，我嘟囔了几句，妈，社教是你侄儿吗？我看你都不认识，还给垫钱，你也真放心。母亲听我这样说，脸色立刻板了下来，说：那人是黄毛来的，虽然不认识，但喊我一声三姑，人家当我长辈，我怎么能有困难不帮呢？何况，孩子已经病成那样，我是医生，咱们有这条件，能帮就帮一把，有啥不放心的，你可不能看不起人，说完转身回了房间。

　　 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吧，我放学回来看到那个叫社教的男子在家里跟母亲说话，屋角放着一个筐，装着一些红苕和菠菜，说送过来让三姑尝尝，孩子已经出院，要不是三姑，孩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总之是千恩万谢的说了好一会才走。

　　 自从得知母亲在县医院工作，家里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乡下来的人找她，有看病的，有找她帮忙办事的，有借钱的，不管谁来，母亲总是笑脸相迎，也常有人病好后或带着鸡蛋，或拿些挂面来感谢她，待人走时，母亲也会顺便装点糖果点心给拿着。她总对我和妹妹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不管是什么人，都是平等的，人一定要做好事。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退休后经常看到路上不认识的人喊她阿姨，奶奶，每次母亲也都客客气气的回应着。

　　岁月如歌，光阴不再，思绪转回到眼前，看着母亲和彩霞大姐聊得如此高兴，我在感慨还有人这么惦记她的同时，也由衷的感到母亲多年来的付出是值得赞美的。那种美，蕴平凡于无声处，藏大爱与生活中，那种美，没有可歌可泣，惊天动地，但救病患于危难，视乡邻为亲人，这样的美，不仅仅是我母亲的美，也是同我母亲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奉献自己身心的万千母亲的美，它体现了华夏民族千百年来的道德之美，人伦之美，传统之美，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言传身教，也影响着我们的后一辈在生活中永远做一个善良的人。

　　 美哉，我的母亲！